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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专题：毕业生就业问题
第二章 档案失踪、编制落空
相对于很多工作无着落的同学来说，我的遭遇还算是好的。就在我刚刚有了弃学回家的念头时，我幸运地遇到了一个在宁波科委主持工作的清华老校友。在经过一番知心的交谈之后，他把我推荐给了当时主管宁波市文教卫工作的陈守义副市长。在陈副市长的努力安排下，终于按照人才引进的政策，把我分配到了宁波市科委直属的科技开发中心去做计算机推广工作。但随后，意外的事情又发生了：上海方面没有及时地把我的档案和派遣证发回宁波市人事局，以至于人事局无法按照正常的科技干部政策来落实我的编制。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只好自己去上海交大查找档案。但查找的结果却是，上海方面有铁的证据可以证明他们确实已经把档案发回了宁波市科委下属的科技开发中心。于是，就又回宁波查找，但却还是没有找到那一份原属于我的档案。大家知道，在那个年代，档案是一个大学生的命根子。如果没有了档案，对于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就等于是失去了重新分配的机会。所以，在那个年代，无论是要工作调动，还是要提干升级，都离不开这份档案。因为档案被死死地卡在老单位的手里，而一动都不能动的事，在当初真是太普遍了。由于我没有了档案，所以，宁波市人事局就无法给我正常的科技干部编制。于是，我就成了科技开发中心的一个临时合同工，每月只拿300至400元间的工资，并且，不能享受正式干部的一系列福利待遇。刚好，科委另外的一个副主任也想把他的侄儿安排进科技开发中心来工作。所以，我没有档案的弊病就成了这个副主任要淘汰我的直接原因。在万般无奈之下，我就只好与另外几个同样不得意的同事一起，被分流到了：名义上是属于科委科技开发中心的、但实际上都是几个同事自己私下投资的“荣华电脑公司”里去上班。就因为这点，现在每当有朋友说我：“当初真大胆，居然敢率先下海经商”时，我总是哈哈大笑着回答道：“什么呀，当初我根本不是自己要下海的，而是被人家硬给扔到海里去的”。而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不明白真相的朋友要问我：“你那份档案后来到底找到了没有？”这个问题，直到二年后我创业已经有所成功、经济上也已经有了起色之后，才终于通过内部熟人弄清楚：原来那份档案确实早已发到了宁波科委下属的科技开发中心，但不知道是有意呢、还是无意？却有人阴差阳错地把档案递交到了那年刚刚成立的宁波市人才交流市场。也就是说，原来应该由上海交大研究生院直接递给宁波市人事局科技干部处的档案，却没有直接递到人事局，而是递到了科技开发中心；接下来，原来应该由科技开发中心直接递交到宁波市人事局科技干部处的档案，却又阴差阳错地被人送到了宁波市人才交流市场、并在那个最初负责人才交流市场的工作人员的办公桌里，整整地闲置了二年时间。就这样，我的档案不明不白地失踪了二年，而我的编制问题也就随之落空了。等到九四年年底，好不容易把档案找到时，我已经成了一名私营主，再也不能回去坐办公室了。所以，我说，我真的是被人家硬给扔到海里来的，而不是自己跳到海里去的。其实，不单是我，在第一批下海经商的科技干部中，有很多人是被迫下海的。正因为被迫无奈、别无出路。所以，这帮人都相当地努力，简直就到了不要命的地步。因此，这帮人中，成功的人士也普遍地比较多。就拿我们一起创业的几个同事来说，那老大后来成为了宁波金融界的巨星，叫：黄学华，后来是宁波科技信用社和科技投资公司的总负责人，在当时宁波市的金融界和工商业界中，那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可惜的是，他后来因为怕卷入金融案，就跑到美国躲了起来。在我的同学中，也有一位在浙江计算机业界中很有名的人物，叫：叶坚定，原是素有“北有方正、南有迈康”之称的杭州迈康集团总经理。叶坚定的成功，与被迫无奈更是直接相关的。因为他是八九年动乱时，杭州高自联的小头目之一。为此，后来他被判了几年徒刑。待他放出来后，就没有了继续深造和正常分配的机会。于是，就只好选择自己做生意。他就这么辛苦地做倒爷：从深圳把货倒过来，组装后又转手倒给省内的一些公司。在整整折腾了三年后，他终于有了一点积蓄；这时，刚好杭州大学有校办公司要成立，于是，他就承包了下来。到现在，咱们就不必说了，他的成绩、他的资产，已经是我们这些人可望而不可及的了。穿插这二个故事，就是要告诉大家，很多成功的人士，实际上都是被逼出来的。后来曾经有朋友这么问我：“对于那个把你的档案递错了的家伙，你到底是怨恨他呢？还是感激他呢？”我回答说：“我也不怨恨，也不感激。在他个人，原本就与我无怨无仇，所以，根本不存在故意害我的意思。其实，在那个年代中，因为某个工作人员不小心而办错了事，却因此而改变了另外一个人的命运的事，是时有发生的。就我而言，亏得还是好的改变。既然是好的改变，既然我现在也过得还不错。所以，就没必要再去追究这件事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