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13这一年，艺术圈并不太平。1993年威尼斯双年展丢失作品事件，将最著名的画廊老板张颂仁推至风口浪尖；这是被称为“中国占领威尼斯”的一年，第55届威尼斯双年展各色平行展多得让人心烦；上博发声，让刘益谦5000万大洋买的苏轼《功甫帖》变得真假难辨；万达纽约1.72亿元拍得毕加索《两个小孩》，土豪企业已成为中国收藏中坚力量；沈其斌与“7·25大火”，依然是人们心中疑点重重的诡异事件；法国皮诺家族向中国捐赠了圆明园中的鼠首与兔首，人们才渐渐意识到，“爱国神经”原来也可以被商业炒作利用；曾梵志《最后的晚餐》在香港拍出1.8亿，当代艺术推手们集体欢呼雀跃。而宋庄艺术村被拆除，人们才发现原来艺术也要维权，原来艺术也有底层。
有人在这里吃到了鱼，有人在这里吃到了肉，有人在这里成了鱼和肉。
艺术家邱志杰：没听见靠谱批评
邱志杰作品一分钱都卖不掉的时候，和张晓刚天天喝酒。
“他从来不会因为我没钱而不跟我玩。他知道我的作品，也了解我。那时候我们吃饭喝酒，都是他买单，因为他最有钱。”邱志杰后来拿这件事来说以价格论英雄的艺术圈，“在我们这样的小圈子里，钱是没意义的，让哥们尊重才是重要的。而在外行看来，就只能用钱来评判高低了。”
如今，邱志杰已经够得上这个圈子里的一线，并且产量惊人。有人说他在艺术圈话语分量惊人，他和他中国美院的同事高士名、张颂仁组成的三人组，是南方最重要的当代艺术策展团队之一；有人说他脾气不大好，碰到“没有真本事和不学无术的人”，有使用“语言暴力”的倾向，据说曾经在某个艺术展上把一个老外直接给骂出场。
说起女儿邱家瓦，他永远一脸温柔。“女儿改变了我很多，我女儿是旺爸爸的，她一生下来我就知道，我的事业从此不得了了。”邱志杰对这件事一直深信不疑。
时代周报：2013年，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什么？
邱志杰：2013年，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都是浮云。怎么可以把生活……没有。
时代周报：2013年，你见过的艺术圈里最会赚钱的人是谁？
邱志杰：我。
时代周报：2013年，你看过最好的一场展览是什么？
邱志杰我的个展，现在正在展出的《进化与神创》。
时代周报：2013年，你有买谁的艺术品吗？
邱志杰：我买过邱家瓦的作品，我女儿的作品。我真的花钱买了，她出价10块，我还价9块，她找回我1块。
时代周报：对于中国艺术的批评一直以来非常多，你觉得2013年最靠谱的一句批评是什么？
邱志杰：所有的批评都不靠谱，只有赞美是靠谱的。对中国艺术批评太多，赞美太少，我们应该学会赞美。所以所有的批评在我看来都不靠谱，你有了孩子你就会知道，只有赞美、夸奖会让他进步，批评不会让他进步。我们要把我们的体制当作孩子，要把我们的政府当做孩子，要把我们的敌人当作孩子，充满爱地对待他们。那就应该赞美，赞美他们好的一面就可以了。所以我听不见任何靠谱的批评，我只听到了靠谱的赞美。
时代周报：曾梵志的《最后的晚餐》值不值1.8亿？
邱志杰：值啊，当然值，太值了。用来杀人的导弹还好几个亿，一辆战斗机还好几十个亿呢，干嘛一张画不能值1.8亿？
时代周报：你喜欢大黄鸭吗？
邱志杰：太不喜欢了！顺便说一句，我还很不喜欢草间弥生，因为她做得太像黄金叶香烟的包装了。
时代周报：作为艺术家，你怎么看资本介入艺术？
邱志杰：这件事自古就在发生，没有什么奇怪的。古往今来，米开朗基罗他们，如果没有资本啥也干不成。所以这不是一个新的事情，没有什么可评价的。资本从来无所不在，只不过有些人装逼，假装自己跟它没有关系。
时代周报：给你1000万人民币，你会买谁的艺术品？
邱志杰：1000万不够吧？那我就全买邱家瓦的作品！
时代周报：2014年，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邱志杰：没啥非做不可的事。活着，这就是我的答案。
推手沈其斌：1.8亿对当代艺术重新起盘有积极作用
作为国内顶尖的艺术操盘手，沈其斌如今是国内数个艺术投资公司实际的运作人。他在中国艺术市场走过的路，与中国经济三十年的发展路径高度吻合。从出任具有官方背景的上海多伦美术馆馆长，到协助民营资本创办喜马拉雅美术馆，直至最后将艺术推广至大众消费领域，沈其斌的最终目的，是将艺术产业化。
2013年，“7·25大火”让沈其斌成为了社会新闻关注的对象，也成为艺术圈内人诟病的焦点。很多人怀疑这是有预谋的炒作，大火之后，他运作的多个艺术家作品创造了最高拍卖纪录。而他自己却说，“大火烧掉的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旧时代”。
一些艺术家需要突破尴尬，攀爬到顶级艺术家之列；一些资本到了关键推出期，需要顺利出货。沈其斌说，“乌里·希克的时代结束了，现在是中国人争夺世界话语权的时代”。
时代周报：2013年，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什么？
沈其斌：假如从全球来看，各种各样的特大事件众多，已经很难说就某一件事情特别印象深刻。比如说像自贸区，我关心它今后和我的产业有没有联系。比如说像整个中国的雾霾，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比如说，像薄熙来事件，让你重新去思考政治意识形态，人到一定的阶段你该如何去把握。所有这些问题，都会促使你对人生重新思考。但从个人而言，影响最深刻、最不可泯灭的肯定是“7·25艺术大火”。
时代周报：2013年，你见过的艺术圈里最会赚钱的人是谁？
沈其斌：这个要看，假如从国际范围来讲，那肯定是达明·赫斯特。假如从国内范围来看，我觉得像徐震、原弓、张洹，这些都是实力派的艺术家，都很会赚钱。艺术家已经不再是原有我们所认知的金字塔的手工劳动，它已经是产业化的模式。
时代周报：2013年，你看过最好的一场展览是什么？
沈其斌：我看过的展览比较多，能够真正对我触动的不是一个展览，而是一个博物馆。今年夏天，我在荷兰。这个博物馆在荷兰的森林里面，从阿姆斯特丹开车要一个多小时，漫山遍野几乎看不到人，当我到了美术馆门口以后，我非常震撼，里边人山人海，老外在里边喝咖啡，看书，享受着午夜阳光，这是一种生活方式。里边的作品我一看，也吓了一跳，其中一个小馆收藏了五六十件全部是梵高的原作。
时代周报：2013年，你有买谁的艺术品吗？
沈其斌：我买了许多，谷文达的、吴山专的、叶永青的、徐震的、邱志杰的、金坤的等，而且都是在拍卖行买的。别看曾梵志的作品拍到一个多亿，大部分当代艺术的价格其实极其低，所以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购买时间；而且在拍卖行，价格这么低都还要流标，我觉得当代艺术实在是惨不仍睹，所以就出手了。
时代周报：对于中国艺术的批评一直以来非常多，你觉得2013年最靠谱的一句批评是什么？
沈其斌：中国当代艺术的批评一直是畸形的。首先在我的视野当中，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哪句话。要说早年还有的话，那就是李小山的“中国画穷途末路”，这个印象一直很深刻。现在甚至还不如上世纪80年代，当年吴冠中所提出的“笔墨等于零，风筝不断线，形式大于内容”，这三句话印象来得深刻。中国现在的批评基本上都变成了御用文，批评家被艺术家、被展览、被利益所捆绑，而很少见到独立的批评声音。假如说2013年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批评不叫批评，批评就是骂人。
时代周报：曾梵志的《最后的晚餐》值不值1.8亿？
沈其斌：我认为是相对的。值不值是对不同的人而言，对一个饭都吃不饱的人，不要说1.8亿，18万都不值；对于一个钱多到没法用的人，哪怕3.8亿也值。这是相对而言。首先，曾梵志这个画卖出1.8亿，放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来看它的价值谱系，我认为是恰如其分的。有没有炒作，我不敢说，我也觉得这对我而言不是最重要的。曾梵志的作品有它的特殊意义和价值，它依托于整个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崛起。但假如你是纯粹做投资，毫无疑问它相对已经处在高位。我肯定不否认它的特殊意义和价值，尤其我觉得对整个中国当代艺术的重新起盘有积极意义，我更看重的是这个。
时代周报：你喜欢大黄鸭吗？
沈其斌：香港的大黄鸭这个事件，我觉得是一个艺术介入生活，艺术介入环境的一个公共艺术的实践。称不上喜欢或不喜欢，是支持和理解。
时代周报：作为一个当事人，你怎么看资本介入艺术？
沈其斌：这个就好比曾经讨论，钱是罪恶之源还是善的源头。其实这个问题是没有结果。钱是中性的，从宏观上看资本是有效地去推动和建构艺术文化的发展，这个资本就是好的资本。它若破坏艺术本身，在扭曲艺术的价值，这个资本就是恶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许许多多的资本，包括像郭庆祥炒作吴冠中这样的资本，我认为是恶的。所以资本和艺术，要看谁来使用，谁来管理，它没有绝对的好和恶。但是从发展的趋势来讲，艺术的发展离不开资本，这是毫无疑问的。
时代周报：给你1000万人民币，你会买谁的艺术品？
沈其斌：只买一个人的作品，我觉得这是赌博，这个问题对我而言就不存在。假如给我1000万，我会买十几个艺术家的作品，买一个片段，而这个片段将构成一个反映中国当代艺术现状的历史片段。对我而言，每一个艺术家只是产业链的一个点、一个产品、一个个人，而我更关注的是一个群体，是整个面。
时代周报：2014年，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沈其斌：2014年，我要做的事情非常多，也不是某一件事情想做。对我而言，从宏观上，2014年我要去构建中国当代艺术的生态链，去构建这个生态价值链的系统、制度。所以围绕这个制度、系统，要做的事情非常多，而不是某一件事。
艺术教师刘麟：山区艺术支教太苦了
云南会泽县大海乡距离昆明200公里，刘麟带队的支教队伍里，有他在美术馆艺术教育部的同事，还有一些上海来的帮扶家庭。他们从昆明租了一辆大巴，但最后的山路太窄，车开不上去，所以最后一段山路是集体步行，走了30多分钟。刘麟对这段山路印象深刻，也切身体会到一些孩子走2个小时山路上学的感受。
放在学校操场上的颜料、画纸，因为当天晚上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而遭受损失。不过，大山里从未见过颜料和画布的孩子们依然觉得新奇。刘麟上课只简单介绍美术材料的用法，其他什么也没有教，他只跟孩子们说，画自己生活中熟悉的大山。但他们最终的作品让刘麟惊呆了，甚至有2个孩子做了立体的房子。越是纯朴、越是未受专业训练规训的孩子，表现的艺术想象力更丰富，比城里那些见多识广的孩子们更“厉害”。
不过学校校长最终没让刘麟他们把大批的美术材料留在学校，原因是“没有师资可以教美术”，即便有，用完了这一批材料，接下来怎么办？
时代周报：2013年，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什么？
刘麟：我个人的话，肯定是艺术支教，太苦了。
时代周报：2013年，你见过的艺术圈里最会赚钱的人是谁？
刘麟：我们都是走公益路线的，其实跟艺术家之类的人接触挺少，基本上大家都是贴钱在干活。而且我所在的单位是美术馆，属于民营非营利机构，跟赚钱打不上边。
时代周报：2013年，你看过最好的一场展览是什么？
刘麟：荒木经惟摄影展。这是很少见的有关荒木个人的摄影展，而且很少见是伤感的路线。我觉得蛮感人，他就是告诉大家，爱情是什么。荒木爱阳子爱到这种程度，但结局却这样不圆满。
时代周报：2013年，你有买谁的艺术品吗？
刘麟：小朋友的可以算吗？作品的钱没有超过200块，因为我们做了一个活动，请一些小朋友画“我的美术馆”，有一个3岁的小孩儿画得超级好。后来我们还找了一位布艺雕塑家根据这位小朋友的画做了立体的雕塑。我就买了这个小朋友的画，小朋友的作品是很单纯、很原始的。艺术家的作品是买不起的。
时代周报：对于中国艺术的批评一直以来非常多，你觉得2013年最靠谱的一句批评是什么？
刘麟：我很少关注这一块。我觉得很多批评文章都是在绕圈子，我可能更在意自己的理解。
时代周报：曾梵志的《最后的晚餐》值不值1.8亿？
刘麟：我特意关注过这件作品的一些学术分析，包括这件作品美学上的价值，以及它对中国美术史的影响。我觉得这件作品的确是有它的艺术价值，从我的角度看，既然它能拍到这个价格，那就值。我觉得拍卖是一桩买卖，有人认同就行。
时代周报：你喜欢大黄鸭吗？
刘麟：我觉得大黄鸭的意义很好，可以说还蛮喜欢，虽然可能有些投机取巧，但它给大家带来的生活态度还是很好的，大黄鸭用明亮的色彩，为原本暗淡的生活带来了一点新鲜感和乐趣。而且我觉得普通人很容易用这种方式接受艺术。不过，心里自然也会想想：这也太容易了吧。
时代周报：作为一个艺术教育工作者，你对国内艺术教育的现状有什么评价？
刘麟：体制内的学校教育受到很多条条框框规范的限制，比如教材的使用，还有一些学校考虑小朋友安全的规定，让这一块的教育并不能做到真正启发、挖掘小朋友的艺术天赋，这甚至可以延伸到大专院校。校外艺术机构针对少儿艺术教育分两种，一种是真正在做少儿艺术研究的工作室，一种是以赚钱为目的的，大多数都是后一种。第三种是我们通常知道的艺考培训，这个比第二种更功利，可以说完全是鄙视的。其实这些功利性的培训机构，本身生存压力非常大，而且师资力量参差不齐，家长又没有鉴别能力，我估计市面上至少有百分之六七十，情况都不太好。
时代周报：给你1000万人民币，你会买谁的艺术品？
刘麟：为了呼应我前面的回答，我应该会买荒木经惟的吧。草间弥生的东西我也很喜欢，我觉得买草间的也不错。
时代周报：2014年，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刘麟：休假。去做我一直没有时间做的事，我有很多少儿艺术教育的案例，我希望能做一个梳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