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他这个年龄，事业从何处起步从何时开始，已经变的不那么重要，关键在于，在他的掌控和影响下，事业是否会向正确的方向一步步前进。
三个月前，当56岁的朱力决定结束美国硅谷的公司、回到上海时，他对未来的安排已经想好——租住在借来的房子里，重新“创业”。
这一次，上海人朱力决定有意识的为一种身份代言：虽然没有创立这个企业，但却带领它由弱到强、逐渐壮大；不缺乏激情也充满理性，能享受过程却无需承担落败的风险。大公司财雄势大，给它们做高管，是在学习和积累，重在守；而小公司还弱小，给它做高管，是要发挥，重在攻。而为了激励朱力，上海凯赛公司董事会也给他配有不菲的股份。
朱力说，他还是有机会修补第一次创业的过错的。
“打工”科学家
朱力第一次创业时，压根没有留意过自己的年龄。有过10年被耽误的青春，以至于朱力日后总是有一种错觉，自己要比实际年龄小上10岁。事实上，那一年他正好50岁，是中国人常说的“知天命”之年。
很多时候，朱力都表现得和同龄人不同。和大多数 80 年代开始赴美的中国 留学生一样，朱力学的是生物专业——虽然出国相对容易，但研究周期长。搞生物的人必须耐得住实验室的寂寞，工作后收入也一般要比金融电脑行业差一截。因此很多人把它当作跳板，一出国就转行。但朱力从来没动过这个念头，老老实实地读书，然后中规中矩地就了业。
还有一些人，一留学就创业，将一纸文凭看得很淡。比如朱力的同学朱敏(网迅公司Webex创始人、目前是知名投资人)。两人都来自中国大陆，同样生在红旗下，在该上大学的时候上山下乡十年，又是文革后最早一批大学生，然后公费出国的。同期在斯坦福大学念博士，名字又差一个字，朱力总说，若把想创业的硅谷人排一排，他自己稳是最后一个，而朱敏就完全不同了，“朱敏是天生的创业人。”
“我开窍得比较慢吧！”朱力说。他对读书有一种补偿式的沉迷；花了七年时间攻读完博士学位后，他也理所当然地认为，学者是他最应该从事的职业。
可是，上帝似乎有意跟朱力过不去。2000年，他原任职的基因库公司Clontech高价卖给了Becton Dickinson and Company，促使他结束了十年“打工”的生科公司科学家生涯——几百人的公司一夜之间变成了几千人的规模，朱力越发觉得自己在其中起的作用微不足道。他想，自己是不是应该出去闯一闯了？
那一年，整个硅谷都在心浮气躁。一幕幕最新版本的西部探险和淘金传奇以惊人的速度上演，“每24小时就会产生64个新百万富翁”。很多公司把招聘的横幅标语打在高速公路边上，上面是巨大的标语“我们招聘各个层次的人才”。有20万人千里迢迢地赶到硅谷，触摸着财富梦想中最激动人心的特质：只要有梦想，加上努力，再有一点好运气，你就可以实现它。
早先下海的朱敏就在车程 10 分钟之外的 Webex 当首席技术官，两家人当初还一起造过房子。但后来者未必不能居上，朱敏说，房子虽然是他先开始造的，但后来朱力夫妇比他造的还好、还大。
与此同时，上千亿美元的风险资金、创投资本在疯狂地追逐着企业，整个制药、高科技行业热火朝天。硅谷公司的市场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相当于当时中国全部上市公司市值的两倍。这样的数字让每一个风投人都兴奋不已。只要一个创意，甚至可能创意也不要，只要你有技术背景，那么，就会有成百的风投人追在你背后要求投资。
朱力就这样被深深地诱惑着。给自己的公司取名为“Genetastix”，这是两个英文字“神奇Fantastic”与“基因Genes”的结合——朱力的企图心逐渐显山露水，他惊喜地找回他身体里的冒险特质。“不，我根本不觉得这是冒险，就觉得所有一切都理所当然。”朱力更正道。
泡沫的诱惑
2000年5月辞职，6月创业。虽说是创业，但朱力几乎就没有想过市场在哪里，怎么样挣钱。那时候的他，最发愁的是找一间办公室。Sunnyvale(硅谷高科技公司最集中的城市)的空房率低于1%。当时住的地方不仅贵得可怕，而且都租不到。朱力费尽力气，租下了一个离家较远的办公室。“每天高速公路都在堵车，从家到公司，要1个小时。”朱力说。
朱力毫不费力地拿到了第一笔创业投资资金——450万美元。那个时候，朱力的实验室才刚刚搭好，没有成熟的技术，更谈不上什么专利、产品。可是，风投并不在意。“事实上，决定权在我这。”朱力笑着说。尽管他的公司仍然是一个雏形，尽管他的赢利前景是一张空头支票，仍然有好几家风投愿意投资。朱力考虑了一下，选择了其中一家，“按照自己的心愿”，给对方定下了一些规矩。
朱力规划中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开发抗体前体蛋白质，然后把开发权卖给制药公司。因为开发新药需要大量投资，耗时近十年，因此一般公司都选择把实验室研究的第一个成果卖给大公司开发成药。“或许我们可以避免，将孩子养大一些再卖。”事业刚起步的朱力相当乐观。
看起来很简单。事实上，一开始也很顺利。2001年底，朱力在研究HIV抗体时，一个相关人体血细胞表面成份CCR5的数据一直无法得出，但是，就在圣诞节这一天却有了出奇的成果。那组漂亮的数据，正像是圣诞老公公带来的绝佳礼物。朱力乐观地估计，这项HIV抗体技术可望为Genetastix带来预计高达两千万美元的Milestone技术移转费，并在未来有3%~6%的制药权利金。他和身边的朋友开玩笑说，“三年后，华尔街见。”
正当公司上下准备为这一阶段性胜利开香槟时，恶运不期而至：第一笔投资已经用完了。他们需要第二笔投资，用来开发自己的药物——至少把孩子养大一些才卖掉。
情势已经不同了。上帝吹出的泡沫终究要破掉。进入2001年，那些飞速成长的企业先后破产，公司的报告总是亏了多少，裁员和重组成了常用词，失业人口高达18.5万。 股票总是一片红色，看都不想看。硅谷人去楼空，昔日拥堵的交通顺畅了，客满的餐馆安静了。“车流锐减，从家到公司只要半个小时。”朱力说。
传说中具有化腐朽为神奇功能的风投，也在这时换了一张脸。一开始，他们至少愿意听朱力讲，甚至有人找上门来听朱力的故事；到后面，他们甚至连见面机会都不给。“风投已经变得胆小无比。所谓风投，根本就是无风险投资。”朱力说。2000年9月热衷于创业投资的公司，在12个月后，几乎有三分之一完全停止这类创投活动。
朱力陷入两难的境地。朱力的公司，专门用酵母菌筛选人源性单克隆抗体。这意味着，产品从无到有，盈利从零到好，需要5 到 10 年的周期。另一面，这是一家常规的公司——2000年，甚至更早的时候，硅谷就有几十家同类企业。朱力的决定似乎与创业公司剑走偏锋的一贯做法相悖。是的，表面的东西往往是纸老虎，抓住它的要害你就能够成为冠军。可惜朱力并没有那么幸运。
他需要700万~800万美元的第二笔投资，可是，整个风投数额以10倍的下滑速度下跌，并且对投资回报率变得斤斤计较，今天投的钱，最后明天就见成效。风投还愿意见见的企业，要么是已经颇有成绩的公司，要么是刚刚起步需要资金少的公司。朱力的公司正好夹在中间。
朱力想了想，决定做下去。下乡 9 年，曾经几乎绝望的他最终熬过来了，朱力暗暗想，这一次一定也行。
重新选择
朱力做过一次裁员。一度15人的团队最后缩减到5人。平时，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用酵母菌系统为其它公司做基因筛选，“基本上收支平衡”。公司存活下去不成问题，可是要做大，却很困难。2001年圣诞节取得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需要大笔的资金去进一步验证，并转化为产品。可是，朱力只能无限期地拖下去。
什么时候是个头？朱力和留在硅谷的人们一样，每天都在等待奇迹出现。从2001年开始，陆陆续续有人搬出了硅谷。第一年5000人，第二年1万人，第三、第四年都超过1万人，第五年时搬出人口减少到2000人，到第六年即2006年，才首次出现净增加移入人口。
周边的人进进出出，朱力仍然留在硅谷。可是，他的公司谈不上好，也谈不上坏，会有固定的收入，却看不到希望。也有同行发财了。那是一个幸运的家伙。同样是2000年创业，同样是生物制药公司，可是对方幸运地在创业之初找到了下游合作方——即使在经济萧条期，也可以为其试验提供实用性的测试。“今年，那家公司以8000万美元的价格卖掉了。”朱力说，这是他见到的公司“同年”中最幸运的一家。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发财，好像一夜梦醒，忽然间目标没了，不知道自己该为什么而奋斗。
朱力也有这样的徘徊。这段经济萧条的经历使他开始省视自己的人生，开始思考自己究竟该追求什么。这个时候，朱力正好在一本案例书中看到上海凯赛的资料。
这是一家位于中国上海的公司。同样做生物科技，与朱力的公司不一样的是，上海凯赛只做化学中间体——利用生物技术，研发二元酸，为一些化工产品提供最原始的材料。这个领域内竞争对手少，公司面对的下游企业多，这就意味着，公司掌握话语权。
朱力决定结束硅谷的公司，以股东之一的身份加入上海凯赛，成为副总裁。
还不能肯定这个位置是否适合朱力。它暂时规避了风险，不会像创业者那样押上自己的所有家当，就像江南春所说的那样：即使创业也要留一份钱在旁边，以保证能有一个体面的生活。并且，56岁的朱力认为，当 中国经济越来越结构化、系统化，就越需要职业经理人。成功的创业既要求企业家的刚毅、果断、激情、敢搏，又要求经理人的理智、流程、长远计划以及构建系统的能力。
经历过一番创业起伏之后，朱力稳重的个性风格开始占上风。事实上，在他这个年龄，事业从何处起步从何时开始，已经变的不那么重要，关键在于，在他的掌控和影响下，事业是否会向正确的方向一步步前进。
朱力，
原美国基因库公司Clontech科学家。
2000年50岁时在硅谷创办利用酵母培养抗体的生物科技公司Genetastix。
2006年9月结束Genetastix公司，加盟上海凯赛控股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