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荣智健连续多年雄踞“胡润强势榜”榜首，与荣氏家族传给他的遗产没有多大关系，其父荣毅仁苦心积聚的“非物质遗产”，才是助荣智健登上顶峰的最大动力。
自2003年“胡润强势榜”出台以来，中信泰富主席荣智健就一直高居榜首。尽管排在后面的都是响当当的角色——任正非、宗庆后、马云、郭广昌、黄光裕、刘永好……但与有着百年辉煌家史的荣氏摆在一起，他们只能算是“暴发户”。
从留下了“固守稳健、谨慎行事、决不投机”的训诫的荣熙泰算起，荣智健是荣家的第四代传人。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是荣熙泰的次子。荣智健是荣毅仁的长子，也是唯一的儿子，1942年生于上海。1949年新中国成立，荣家作为民族资本家受到保护。特别是因为积极配合公私合营，得到优厚的经济补偿和政治待遇，得以凭高股息继续享受优越的生活，荣毅仁还当选了上海市副市长。这一切给了衔玉而生的荣智健成长为“贵族”的环境：宅院环境幽静如画；典雅古朴的厅堂内到处陈设着名贵家具、瓷器、古玩和名家书画；居有佣人、出有专车。当年的上海，荣智健是知名的“公子”：开红色皮座敞篷跑车，出手大方。不过，荣家生活条件虽然优越，但对子弟的管教却很严厉。荣智健孩提时代不听话时打屁股、关黑房间是经常的事。
1959年，荣智健从南洋模范中学毕业后，进入天大电机系。大学生活无法与上海大宅同日而语，但手里有的是钱，可以吃小灶、请大客，在同学们的眼中是绝对的“大款”。那时他的心思全部在棒球上：每天练球，大学第一年参加了两次全国比赛，几乎一天课都没上……
今天的富家子弟依靠父亲的财富可在物质享受上超过当年的荣智健，但他们没有巨富的祖父和曾祖父。按“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的说法，中国大地如果再有贵族也是我们百年之后的事了。这样，荣智健就成了世人能够见到的最后的贵族！
贵族淬火
荣智健的人生转折没有发生在1949年，而是发生于“史无前例”的年代。1965年，荣智健大学毕业后分到水电部工作。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暴到来后，他离开国家机关到吉林长白山下的一个水电站实习。长到20多岁从没吃过一天苦的荣智健多了一段在零下30摄氏度严寒中劳作、睡东北大炕的经历。次年，政治环境更加严酷，他被“下放”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水电站接受“劳动教育”。荣智健是从温室掉进了冰窖，吃尽了一般城里人家孩子都受不了的苦：在山间搬机器、挖土方、抬石头、架设高压电缆……1972年，30岁的荣智健返回北京，调入北京电力系统从事科研工作。
如果他7岁时就失去优越的生活环境，就很难养成雍容的气度。而8年艰苦的基层工作像是对他这个“贵族坯子”的深度淬火。文革末期，荣毅仁赋闲在家。1972年到1978年间，荣智健一直与父亲住在一起。而立之年的荣智健这才有机会从与父亲的相处中继承家族的“非物质遗产”。
解放前的巨富商贾常在香港置办产业，改革开放后，他们的子弟纷纷到港打理。1978年夏，36岁的荣智健离家别子独闯香江，随身带的是一张“单程通行证”。初到香港，荣智健凭借父亲荣毅仁在港积下的几十万元资本，与两个堂弟开办电子厂，生产电容器、电子表、集成电路和电脑存储器等产品。对大陆市场的了解和天赋的商业才智，让荣智健得到了他的第一桶金。
话分两头，其父荣毅仁在邓小平点将下于1979年10月创办了中信。同深圳特区一样，中信成了金融领域的“特别窗口”。1950年代因公私合营而名噪一时的“红色资本家”，再度开风气之先，步入新时代。荣毅仁的特殊身世、遍及世界各地的亲属和天赋的商业智慧，对帮助当年的中国打开经济之门意义非凡。跟随荣毅仁一起创业的中信元老中有时年38岁的王军。据荣智健回忆，当年创办中信的2000万元启动资金还是王军借来的。加上荣毅仁借给公司的1000万元个人存款，中信创立之初可调用的资金仅3000万元。到1984年，国家投入中信的资本总值为1亿元，此后再无现金投入。
1986年，在商海中搏击了8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练就“绝世武功”的荣智健加入中信香港，并很快荣任董事总经理。可以说，这是荣智健大展宏图的真正起点，那年他已44岁。
点评
草根出身的冯小刚是这样点评贵族的:“不显摆、不羡慕、不撒谎、不关心世俗琐事，满脑子装的全是四六不着的想法。对什么事都不着急、不争……从推动社会发展的角度讲，贵族没什么积极意义，跟废物没什么两样！”前半段有点传神、入骨，后半段却不尽然。如果所有人都只关心鼻子底下的那点蝇营狗苟，没有人为“四六不着的想法费心”，那人类今天肯定还住在山洞里！
生于大富之家的荣智健根本不用关心“世俗琐事”，也不必与人争。这样的环境一直维持到荣智健20多岁，足以把他培养成贵族。偏远基层和香港商海的两个八年，让荣智健与末世贵族的纨绔彻底绝缘。
中国的“窗口”
中信香港是1979年与中信同步成立的，宗旨很明确，就是作为开放中国的一个窗口。主观意向不错，但操作起来却困难重重。对封闭了几十年的中国大陆，这个窗口怎么开？统帅人选更是个大难题。水里、火里历练多年的荣智健很快就证明了他的实力，他的加盟成了中信香港的一个新起点。
1987年2月，中信香港改组，由米国钧接替王军任董事长，荣智健任中信香港副董事长兼董事总经理。荣智健向北京中信提出的要求只有两个：人事和经营决策权。中信香港从此步入荣智健时代。
此前，荣智健在香港经商已获得逾4亿港元身家，他在商业上的“野心”是那个年代的“国家干部”根本无法想象的。他心中的榜样是李嘉诚、霍英东这样的世界级实业家。执掌中信香港后，荣智健瞄上的第一个目标是香港首屈一指的国泰航空，其大股东为太古洋行。这对手里仅有区区3000万美元“开办费”的中信香港来说简直是异想天开。荣智健顶住不同意见，亲赴北京向父亲交了“军令状”，从而获得了8亿元资金。最终，中信香港以13亿港元巨资获得国泰航空12.5%的股权，成为第三大股东。不久，荣智健又以5亿港元收购港龙航空46.3%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旋即又将部分股权转让给了国泰航空。
1989年6月5日，香港恒生指数狂跌21.57%。香港电讯的英资股东心急如焚，荣智健抓住机遇斥资103亿港元购得20%股份，成为了第二大股东。这一次的“便宜行事”，越过了不少审批环节，最终得到政府高层的支持才算没有酿成事端。
经过一系列大收购，中信香港拥有国泰航空12.5%、香港电讯20%、港龙航空38.3%、东区海底隧道23.5%、澳门电讯20%，其总资产接近200亿港元，成为中资公司中的航空母舰。但中信香港的并购资金主要来自借贷，“杠杆比”过高(借贷资金与自有资金的比值)。放贷给中信香港的人看中的无疑是其强势的中资背景。荣智健的起家在相当程度上透支的是政府的信用，风险如同坐在火山口上。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不是“躺”在政府身上，而是积极谋求向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平台——上市公司。对当年的中信香港来说，买壳成为不二选择。荣毅仁的老朋友、时任中信董事的李嘉诚在关键时刻的扶持起了决定作用。
在李嘉诚指导下，荣智健选定了泰富发展。1988年，这家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在毛纺大王曹光彪手中。泰富可不是一个空壳公司，它不仅在地产投资方面获得良好业绩，还凭借麾下的港龙航空，与国泰航空展开“盘肠大战”。由于实力稍逊一筹，曹老板不得不自找退路。1990年1月，中信香港向泰富全体股东发出收购要约。完成要约收购的同年6月，荣智健把中信香港名下的12.5%国泰航空作价28亿余港元，悉数注入中信泰富。经过一系列运营，到1991年6月最终成交时，中信香港如愿成为泰富第一大股东，拥有49%股权。荣智健成为已更名为“中信泰富”的董事局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