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王均瑶同村，比王圴瑶出道更早林立人：一个温州人四次创业的悲喜人生采访林立人，是在他的九九加一实业公司的办公室里。他其貌不扬，甚至有些土气，过于朴素、有点不修边幅的衣着，让人很难相信这是位网上赫赫有名的九九加一公司老板，他所告诉记者的那些不同寻常的创业经历，与他过于谦逊的言谈举止也很不相称。但就是这么一位看似恬淡的人物，却经历过商场上的大起大落，大悲大喜，四次创业，三次惨败，至今仍为心中的理想奋斗不息。
六十年代中期，林立人生于温州小鱼村，和名噪一时、不久前故去的沪上浙商领军人物王均瑶同一个村。记者在另一个场合获息，当林立人在温州商界已晓有名气、崭露峥嵘的时候，王均瑶还藉藉无名。就此，记者向林求证，林立人说，“有什么奇怪，我比他大三岁嘛。”在对王均瑶英年早逝表示婉惜之后，林回忆起一个小花絮：八十年代末，林做的编织袋生意十分红火的时候，王均瑶还曾表示要跟着林干。当然，以林对王的了解，心里也很清楚：聪明强干雄心勃勃的王均瑶是不会给谁打工的，他只能做老板。后来，二人的人生各有际遇，王均瑶以编织袋起家，在91年以包飞机一举成名之时，林立人却为了三百多万元的货款因三角债的原因无法收回，彻底失败，两手空空来到深圳，从头做起。记者分两次和林立人谈了四个多小时，理清了他二十多年来跌宕起伏的创富历程。尽管林多次表示，自己不算成功，只能算小有所成，但其在创业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先于时代发现别人所不能发现的商机的那种独到的商人眼光以及百折不挠、败中求胜的勇气，却散发着独特的魅力。下面，是记者对林立人谈话的录音整理。
一、温州的孩子早经商
我出生在温州的一个渔村，叫大渔村。我对经商最初的记忆来自我的渔民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用渔船从福建运过龙眼和砂糖，来温州卖，赚取差价。当时这是违法行为，叫投机倒把，只能偷偷做，为此父亲吃过不少苦头，甚至曾发生过一船货物被人抢光却不敢报案不敢声张的事。而每次运动到来，为了躲避被批斗的厄运，父亲只能远走他乡。我幼年对商业的记忆是：那是一种充满风险充满艰辛却又非常诱人的事。
我最早的商业行为可追溯到初中，那时我十四岁，刚刚改革开放。最经常的事，是挑着鱼鲜去集市上卖，有时也去很少鱼鲜的山里卖。另一件常做的事是收集螃蟹壳。当时国家有专门的公司收这种东西，据说可以用来做塑料。我挑着担子，走村穿巷，挨门挨户收集螃蟹壳，然后再一总卖给国家，赚取差价，补贴家用。我的学费基本上都是我挣来的。高中毕业还没有毕业，我就选择了经商，对此，我没有后悔，尽管后来我发现，随着生意越做越得，知识对我越来越重要。第一次来深圳是1985年，那年我刚满21岁。我们家庭式生产的文化用品，包括文件夹、文件袋等等在深圳非常畅销，但卖的最多的还是一种用塑料做的标语口号牌，那时深圳很多地方贴的像“五讲四美三热爱，不准随地涂痰”之类的标语，都是我们的产品。我们的利润不错，毛利能赚到70%，但由于深圳的需求量并不大，而我们做的是全国市场，所以我没有在深圳住下来。另一个让我无法在深圳住下来的原因是：当时深圳就是个大工地，到处都在开工建设，晴天是尘土飞扬，雨天是泥浆横流，我无法适应这个环境。
除了做文化用品之外，我还做过许多小物件，赚钱最多的还是编织袋，那时，全国乡镇化肥厂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对塑料编织袋需求量很大。我渐渐成功了，二十四、五岁，名声已遍及乡里，因为我在把大量编织袋运往全国各地的同时，也给乡亲们带来了编织这种袋的活计，让他们获得赚钱的机会。温州的“前店后厂”模式，如今已家喻户晓，我就是那前面的“店”，把编织袋卖往全国，我的乡亲就是那后面的“厂”，为我源源不断的供贷。《温州日报》报道了我的事迹，我相继还被评为浙江省优秀青年，温州市杰出青年代表以及纳税大户等荣誉称号。王均瑶就是在那个时候找过我。当然，后来他自己也做编织袋，做得很成功。
失败随1989年的一宗大单来临。当时，我们在河南签订了1.2亿元的大单，这宗大单是在河南的一家化肥公司帮助下取得的，这家化肥公司其实是个行政单位，相当于今天的控股公司，下面有很多化肥厂，由于这家公司的权力，我们才获得它下面众多化肥厂的订单，条件是：每只编织袋给化肥公司5分钱的回扣，而当时每只编织袋才1元钱。
我们提供了1000万只编织袋之后，发现贷款收不回来，只好停止供货，随后是漫长而屈辱的讨债历程。由于合同不是同化肥公司签订的，而是和各个俱体生产厂家签的，该公司置身事外，而各个厂家以种种理由拖欠货款，我们除了获得一点化肥之外，基本上颗粒无收。最困难的时候，我身无分文，向这家化肥厂要求1000元生活费，他们也拒绝给付。“他们欠我一百一十万，连一千元也不愿给。”和我一起讨债的一位大姐痛哭失声。
1990年是等待和绝望的一年，但我没有等来早该到来的货款，而为我辛辛苦苦编织出一千万编织袋的乡亲们的工钱不能不付。在处理完债务之后，最终，我一贫如洗，两手空空，只好离开家乡，远走深圳。
二、创办深圳第一家民营地产中介公司
1991年，摩托车将我拉到巴丁街2号时，我记得正是夏天，巴丁街2号是我一位朋友的住处，我借住在那里，打地铺睡在地板上。
最痛苦的时候，我时常想起父亲在一船货物被人哄抢一空的时候曾说过的一句话：“别人没有，你有嘛！”父亲泰然处之的淡泊心态影响了我，我慢慢从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我图谋东山再起。当然，我只能做老板，象我这种没有什么学历、没有什么专业技术的人，除掉做老板外，不可能打工，打工也没人要。
来深不久，我就发现了一个生财之道：做租房中介，收取佣金。现在深圳做这种中介的公司很多，而当时很少，除了一家国营的深圳国际房地产咨询公司做这项业务外，没有一家正规的中介公司。为了生意做得名正言顺，我在香港注册了一家立业（香港）房地厂开发公司，之所以在香港注册，是因为当时在国内不可能注册到这样的公司。虽然是在香港注册的，但公司实际的业务却是在深圳做租房中介，可算是深圳第一家民营租房中介公司。
当时，深圳的房租挺高，100平米的租金，要2800左右，租的人也很多，从全国各地涌来的人流都需要有个住处以及办公室，我们生意火暴异常，公司十几个员工，忙得晕头转向。多的时候，公司一天能做十几单，租到房的客户欢天喜地，对我们千恩万谢。不用本金，我几乎是做地收钱，佣金的收取和现在一样，以一个月的租金为标准。
到了92年春天，我已积累了十几万元，觉得做租房中介不是长久之计，加上做中介的人多起来，我开始炒起楼花。当时炒楼花比较赚钱，一般炒一套楼花，能赚5000－10000元，罗湖的许多小区，我都炒过，最多的是东乐花园，当时我一口气拿到了近30套。一年后，我的资产达到六、七十万。
那时候，另一个构思在我心中形成：我准备在宝安找一块地皮，盖一个小区，名字就叫“深圳温州小区”，专门卖给温州人。当时深圳还有一个政策，在深圳关外买房就能获得深圳户口，这对温州人应该有吸引力。为了测试构思的可行性，我回到了温州，在《温州日报》上登了个广告。没有想到，前来登记买房的人络绎不绝，有的甚至交出订金，我拒收订金时，他们就说：“我又不是你的亲戚朋友，到时候你房子好卖就会找借口不卖给我们了。”但后来，我的构思并没有完全实现，因为深圳买房给户口的政策取消了。
熟悉中国经济发展的人都知道，93年6月份前全国各地都在大干快上，到处都在盖房，似乎只要盖了房，钱就来了。在得知深圳买房给户口的政策取消后，我们在惠阳找到了一块地，当时正值开发大亚湾，有一个口号是：“你错过了深圳，你还要错过大亚湾吗？”。惠阳县一家房地厂公司在看了我们一大堆买房资料之后，对我们非常看好，很多实力比我们大得多的房地厂公司他们都置之不理，坚决要和我们合作，他们出地，我们建房，利润三七分成。我们计划在今天的惠阳市政府的斜对面盖一个26层的大楼，叫“温州大厦”，仍准备卖给温州人。没想到，我们刚打了地基，6月份，中央开始宏观调控，到9月份，银根紧缩，为我们建房的建筑公司本来是垫资做的，这时候贷不到一分钱。我们的“温州大厦”最终成了个烂尾楼。
尽管我的钱又赔个尽光，但我还不死心，我谋划着可能让我东山再起的一个新机会：当时我发现温州的三轮车牌照一个已炒到5-6万（现在据说有10几万），而在惠阳，基本上不存在炒作，我推测温州的情况不久也会在惠阳重演，就借钱从外地运来了一百多辆三轮车，准备在惠阳申请牌照，谁知，车子还没落地，就被没收了。
当时我在深圳，得到一个通知，让我拿10万元去赎回这些三轮车。我的愤怒无以复加：车子没有落地，如果不行，你可以让我将车子拉回去，为什么要将车子没收，向我索取10万元钱？这最后的一击真要令我崩溃，至今我回想起这事，心都在滴血，我这辈子的打击都没有这一次大。当时我真是想不通：做点生意为什么就这么难？（记者按：记者注意到，林立人在说到这一段时，泪水在眼眶里打转，长久说不出话来。）
三、一台BP机蕴藏多少财富我万念俱灰。
1994年，我没做成什么事。到1995年，我连1000元也拿不出来了，生活没有着落，不得不寻求谋生之道。尽管如此，当我在报上看到深圳在招义工时，我还是报名参加了，至今，我已在深圳做了10年的义工在02年授予深圳市五星义工（义工编号：0965），我发现，做义工可以使我心安，对我是一种精神补偿，具体到1995年我个人的处境来说，我太需要把自己融入到社会中去。“送人玫瑰，手留余香”是在深圳义工联学到的人生真谛。
位于华联大厦对面统建楼的通讯市场，今天很大，已辐射到旁边几个楼，95年还比较校一天，我在这里的一个柜台买了一台寻呼机，很便宜，然后，试着在街头贴一个小广告：寻呼机转让。没想到，不到1小时，就有人来买，我赚到了几十块钱。有了这个尝试之后，我就花了200元，在报上登了个分类广告。前前后后，我接到了300多个电话，向我要寻呼机，我再次到统建楼那个柜台拿货，这样，我就做起了寻呼机小买卖。由于我经常向同一个柜台要货，就可以比一般的买主拿到更便宜的货。慢慢的，我和这个柜台的主人赵女士成了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