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几千年来，乡村都被认为是中国社会最重要基石。
我们已经和正在目睹无数的人，走出大山，用自己的双手，推动着这个国家前行。
从近百年前的陶行知先生开始，乡村教育就被赋予了极高的家国与社会意义。中国的希望在教育，中国教育的希望在广袤的乡村，这样的话语一遍一遍的被人反复提起。
但遗憾的是，那么多年过去了，乡村教育依旧是中国教育乃至中国社会最令人难受的地方。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就曾以《乡村教师》为题，写过他一篇被许多人认为是当代中国最感人作品的科幻小说，到底是大刘的文笔好呢？还是乡村教师这个题材本身就感人呢？
我们只是希望，经过努力，乡村教育、乡村教师，不要再一次又一次的只是成为希望，只是成为感人的素材。如果这一天真来临了，我们当无愧于子孙后人，无愧于坚守在稻田、麦浪边的老师与孩子。
2013年，深化教育改革被置于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早在今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就曾前往云南调研，先后深入文山壮族自治州砚山、丘北两县的民族地区考察农村中小学的素质教育、教学质量等情况。
刘延东表示，只有把占全国85%的农村中小学办好，才能实现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文件将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放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强调要“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
在中国的教育发展中，农村教育素来是块短板。而新一轮的教改大潮中，农村的教育改革又应当如何推行？
村校的历史欠账
2011年大学毕业后，23岁的李岗考上了特岗教师。2006-2012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累计招聘了23.5万名特岗教师，分赴中西部1000多个县、2.7万所农村学校。
两年前，李岗风尘仆仆地赶到甘肃省陇南市文县藏族乡寨科桥村。这个村庄靠近四川与陕西的边界，是白马藏族人的聚居地。
第一次进村时，李岗半天没找到学校，最后跟着前来接他的孩子们来到一所土房子前—院子里没有旗杆，房间里没有电灯。
更让李岗吃惊的是，这个教学点仅他一位老师，却要教授一至三年级的所有课程，学生总共几十名。“这个学期，二、三年级的学生全部转走了，只剩下一年级十几人。”
孩子们在泥土垒成的教学楼里上课，主要的“家什”是当地一家企业捐助的课桌椅以及得益于国家教育部的“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项目，学校不久前分得的一台电脑。
自从有了电脑，寨科桥村的学生进入了“多媒体教学时代”。只是，由于不通网络，李岗必须经常进城下载课件。不止如此，他还缺少各种在东部地区学校司空见惯的教具，比如尺子、地球仪，等等。
在王小勇工作的陇南市某乡中心小学，条件同样艰苦。这所学校距离县城45公里，校车只是一个传说，而公交车进城单程需要2个小时。但最晚一班车下午1点半出发，正常下课的老师若要进城，只能坐黑车、摩的或是运气好时搭上一辆路过的货车。
去年9月，作为北京市某基金会的一名志愿者，王小勇进入该校担任驻校社工。而一跨进校门，他不禁愕然。这所乡镇小学拥有学生300名，其中，70%为留守儿童，寄宿者超过150名。但这里竟然没有像样的教学楼，更别提学生宿舍了。这些不足15岁的孩子大多分散地租住在学校附近，自己做饭，自我管理。
而公开资料显示，审计署2012年审计的27个省1185个县的12533所寄宿制学校中，还有13%的学校存在“大通铺”或两人一床的现象。
“之前，学校一直打报告，要求修建教学楼、食堂和宿舍，但上报了几年，没下来一分钱。直到今年，礼县同时遭遇泥石流与地震，这笔费用才受到了重视。”王小勇对时代周报说。
2013年12月23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情况的报告。
报告指出，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大幅增加了义务教育投入，但基层仍反映经费不足、保障水平有待提高。一是在全国实现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资金缺口很大；二是农村中小学生公用经费标准太低；三是一些寄宿制学校宿舍不足，食堂、厕所、饮用水等设施达不到标准。
譬如，在湖南娄底市新化县的一所乡镇小学，不久前，年轻教师陈莉上课讲到一半，学生的书桌突然暴裂，书本掉了一地。
他们全校仅有一间多媒体教室，几位老师有时还要“争夺”使用权。而天热时，教学楼的墙面砖会悉悉索索往下掉，至于单独一栋的厕所，早已因为年久失修而墙面开裂，不断漏水。
12月11日，财政部科教文司发布数据称，2013年，中央财政已累计下拨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补助资金207亿。2010年至今，这一数值已累计达到656.8亿元。
然而，在时代周报记者接触的多位农村老师看来，这些还远远不足以填补农村薄弱学校的“历史欠账”。
拴住老师
除了办学条件差，农村学校的另一根软肋在于师资。
以陇南市某乡中心小学为例，该校在校生300余人，但教师多时仅十几人，少则八九个。而陈莉所在的镇小学，22个老师管理705名学生，其中年轻教师的比例极低，20多岁的老师只有2位，30余岁的3位。
“四五十岁的老教师大多是民办老师出身，一来知识结构已经老化；二来，他们中的不少人身患疾病，难以承担较重的教学任务。”湖南省怀化市通道县某镇小一位教龄超过15年的尤老师对时代周报如是分析。
由于人手不够，大学主修音乐教育的陈莉需要教授数学、体育、音乐、品德与社会4门课程，与她搭班的另一人则负责剩下的语文、美术、科学和科技。通常，陈莉每天至少上3节课，多时4节，再加上批作业、写教案，她分身乏术。
“目前，农村学校尤其缺少音体美科目的专业老师。我们大多身兼数职，什么科目都上，但因为本身不够专业，在很多方面都限制了学生的发展。”尤老师认为，这对于农村孩子来说“太不公平”。
不过“诡异”的是，如果从编制上来看，乡村学校似乎并不缺少师资，有些学校甚至还超编了。
据王小勇观察，在西部，相当比例的老师“在其位却不谋其职”。因为，受待遇不高等因素的影响，“有些人不安于现状，便托关系、送点礼，借口身体抱恙等原因长期请假，而实际上已外出打工，或做起了生意。”
不过，这种“隐形离职”也具有某种合理性。比如，李岗与女友都是乡村老师。在过去近3年里，他们只能在寒暑假见面。李岗的朋友圈中，十之三四的乡村老师都面临两地分居的问题。
而陈莉是独生女，父母远在湖南省张家界市，随着他们逐渐老去，她也开始为职业与赡养父母之间的矛盾而发愁。
事实上，上述报告已明确指出，目前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存在的几方面问题，比如，城乡中小学职工编制标准及管理机制仍需完善；又如，农村教师队伍结构性矛盾突出—很多农村中小学缺少体育、音乐、美术及信息技术教师，同时，一些边远贫困地区的农村学校多年未补充年轻的新教师，教师老龄化问题严重。
对于“有编制却没老师”的现状，陈莉感受强烈，“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国家应当加强对编制的监督和管理，如果不是某些特殊原因，（乡村教师）要么来上课，要么放弃编制”。
“我认为，国家应当适当鼓励年纪较大的乡村教师退居二线，享受编制内教师的福利待遇，但空出来的教学岗位编制要用于招收年轻老师，补充新鲜血液，改变农村教师老龄化的情况。”尤老师说。
但是，什么样的政策才能吸引年轻老师来到西部并且长期扎根呢？
在寨科桥村呆了3年的李岗认为，首先，应当进一步提高农村教师的待遇，对于年轻教师的购房需求，国家可以出台类似于降低首付比例，允许银行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等优惠政策；其次，帮助农村教师解决两地分居、父母赡养等“后顾之忧”。“而最为关键的是加强农村教师本地化的趋向，鼓励当地大学生学成后回乡反哺、执教。”
留守儿童的心灵拯救
如果说到教育改革梦想，尤老师有着一个美丽的“希望”，希望国家能够给每个农村学校配备一名专业的心理老师。这个希望的背后是农村教育面临的严峻课题—留守孩子的管教问题。
作为驻校社工，王小勇的主要工作之一是陪伴成长，他每天都会不定时地走访学生，照顾他们的生活。“这些孩子往往很小就被迫学会生活自理，但少人关爱，缺乏安全感，容易猜疑，而且，存在明显的偷盗现象。”
而在尤老师的眼里，留守孩子大多内向、敏感、不合群、容易沉溺网吧。“有些学生敏感到不能接受一丁点的批评。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对于老师而言是很大的挑战，有时完全不知如何是好。”
李岗，一个25岁的大小伙甚至还曾被气哭。那是一个顽劣的男孩，任凭李岗如何教育也无济于事。后来，李岗找到了学生的监护人，对方拿起棍子就往小孩身上打。“我心想，怎么能打孩子，打了又有什么用。我跟他们分析了很多，讲着讲着，心里就觉得很难过。”
其实，今年以来，全国多地陆续出台了异地高考政策。理论上来说，这些农村孩子可以不再留守，可以伴随父母进入他们打工的城市读书、参加高考。
不过至今，据时代周报记者接触的一些农村教师反映，大多数留守孩子依然留守。“过去，西部的教育落后，如今外出打工的父母也大多以出卖体力维生。如果带着孩子、贴身照顾，这将是很大的负担。”王小勇说。
而陈莉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在学前班以及小学阶段，由于孩子太小，家长通常更愿意让他们留在老家。而爷爷奶奶对待孩子往往更注重他们的安全，至于教育，他们就没有那么重视了。
由于家庭教育缺失，管教留守孩子的责任被更多分摊给了农村的学校教育，而这让很多老师压力倍增。尤老师就曾遇到那些偷钱上网吧的“熊”孩子，家里老人毫无办法，老师不断与他谈话却收效甚微，所有人都为之困扰。
“农村孩子需要生活老师，他的职责不仅是负责一日三餐，更重要的是具备心理咨询师的专业资格，照顾孩子的内心。”此外，王小勇还认为，西部一些乡村学校的领导应当逐渐转变教育思路，给予教育改革更多的支持。
据其介绍，在他工作的学校，一些年轻老师看到课外活动少、学习氛围弱的局面曾萌生举办兴趣小组等想法，弥补留守儿童的感情空缺。但这些建议大多不被采纳，而原因就在于“有些领导更注重安全”，希望学生在课后尽快回家。
“如果要进一步改善农村教育、培养农村学生，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国家需要从政策层面支持农村教师走出去，到中东部地区的学校参与学习、交流，将先进的教学理念与方法带回农村。”王小勇说。
目前，民间自发组织的青葵花导师计划、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等活动都着墨于此。但至今，由于NGO的资源有限，更多乡村老师期待国家层面的行动。（文中陈莉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