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远东滨海边疆区首府海参崴,风景秀丽,景色宜人,但来这里的中国人看重的并不是它的秀丽风光,而是它的赚钱机会。聚集着1万多中国商人的海参崴市,有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商人张志义,他默默地在这里开办了一家别具特色的“时装研究所”,硬是闯出了一条时装面料辅料经营的新路子。他用最新理念创建了一个“无场地市场”——中国时装面料辅料批发市场,一时间轰动了俄罗斯远东。今日本报对这一人物的报道,是让经营者开阔视野,不要两眼只盯住眼前的天地,不要只知道赚周围人的钱。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国的商机并不少,在当地施展不开,或许到外地到外国,能够做出个样儿来。
跨出国门寻商机
那几年我可是跳了几跳。先是在中俄边境上一个林业局开了几年车,不久调到了绥芬河市罐头厂当了一名装卸工。不久,我被绥芬河市果品公司当成宝贝“挖”去,专门给经理开车。在一次派车中,绥芬河市委的一位领导觉得我开车的技术过硬,把我从果品公司调到市委车队,一个月后我又被调到市政府车对队。1992年,绥芬河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俄边境开放成为全国热点。绥芬河市委市政府搞机关机构改革,我随着一位市领导去俄罗斯经济自由区纳霍德卡组建市政府驻那里的办事处。由于工作的需要,我又被调回国内任隆丰公司经理。1995年,我辞去公司经理职务,帮一位朋友搞出口果菜基地。1998年,出口果菜基地建成,我离开了基地,决定自己做一点事情。
我来到俄罗斯远东,考察了俄罗斯远东的各大中城市的“中国商品市场”。在考察中,我发现这些中国商品市场主要的商品是服装,由于激烈地竞争,服装生意越来越难做,利润也越来越低。同时,我还发现,尽管俄罗斯远东各大中城市都有中国商品市场,但仍然满2000足不了俄罗斯消费者的需求。有一位俄罗斯消费者“抱怨”说,她在中国商品市场里买不到自己喜欢的时装。
我从这位“抱怨”者身上发现了商机,于是便对这个“抱怨”者穷追不舍,终于搞清楚了事情的“真相”。这位“抱怨”者是一位俄罗斯中年妇女,人长得很胖,体形也特殊。她说她每次来中国边境口岸绥芬河采购时装都是高兴而来,扫兴而归,诺大的民贸市场里找不到适合她穿的时装。适合她体形的时装花色她没看好,她看好花色的时装,又没有她能穿的规格。每次来绥芬河,她只能购买一些自己喜欢的时装面料回国自己加工。听完这位抱怨者的话以后,我明确了自己今后努力的目标。
1998年,绥芬河市商业大厦建成,我在一楼大厅里租下100平方米,建起了一个“面料剪裁加工店”,一边卖布料,一边给俄罗斯客商加工时装。我的这个店说白了就是一个裁缝铺,很难把生意做大。在经营中,我突发奇想:如果在俄罗斯建一个“时装研究所”,把研究成型的时装样品拿到中国加工,产品再投放俄罗斯市场,一定能畅销,生意也能形成规模。我分析了中俄边境贸易形势后,决定走出国门,进军俄罗斯,下大功夫研究俄罗斯时装市场,把生意做活做大。为了把“时装研究所”研究成果及时转变成商品,我先在绥芬河投资建起了一个时装加工厂,同时在青云市场附近租下了一个门面房作时装商店,我打算做成一个集开发、生产和销售的时装完整经营系统。
血本投资有回报
那一年,我来到了俄罗斯远东海参崴,组建了我的时装研究所。
时装研究所的起步非常艰难。过去,我没做过时装生意,也没经营过时装面料,更没有开办时装研究所的经验,一切都得从头学起。来到海参崴,我找朋友帮忙,在繁华街面上租下了一个店面。有了落脚地方以后,我着手招聘时装设计师、制版师和裁剪师。我的资金有限,必须早日把研究成果拿出来投放到市场,有了收入研究所才能坚持下去。当时由于我不舍得投钱,对设计师的水平又认识不足,只是主观地认为,只要是俄罗斯的设计师,设计出来的时装就一定适合俄罗斯人消费,所以在招聘时装设计师时,只考虑了设计师工资的高低,忽略了设计师的水平,低价聘请了一位设计水平一般的设计师,结果她设计出来的产品批量加工投放到市场以后卖不出去,导致产品积压,资金压死,国内时装加工厂和时装商店资金周转不灵……如果这个恶性循环继续下去,不仅研究所要关门,国内的时装加工厂和时装商店也得倒闭。
我必须咬紧牙关,不惜血本,解决研究所的问题。为了找到高水平的时装设计师,我找过海参崴的服装生产厂家,找过专家管理协会,找过服装设计学院,几乎跑遍了整个海参崴市。我吃尽了苦头,费尽了周折,经过了多次考核、谈判,以月工资350美元的高薪,聘请了三位高级时装设计师、三位高级制版师和三位高级裁剪师。
俄罗斯这些高级技师虽然干活慢,但工作却认真负责,两个月内就为我设计出了十多个时装产品。我有选择地把设计师们的产品拿到国内加工厂批量加工,投放市场后销路不错。其中,高级设计师伊拉设计的时装上市以后,两年多了仍然畅销。仅一个设计版投放市场后就卖了5万多件。
我把海参崴时装研究所的成果不断地发送到国内,一部分留自己工厂加工,一部分卖给了国内其他时装经销商。我的时装研究所终于苦尽甘来,发挥了她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