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由此好利来也就树立了良好的卫生和服务形象。
罗红:恩,有的员工写回家的信,甚至说这里比家里还好,吃得好住得好,还能学到技术,薪水更比同行业平均高出20%。就这样,好的口碑形成良性循环,很多家长开始鼓励孩子们到好利来工作,这样我们的员工素质、人才层次进一步提高。
还有一点,永远做直营店,决不做加盟店。直营店保证了标准化,好利来等于好品质的名声,好利来等于好口味的品牌因此在历史上从未砸过一次。
我举个我们做服务的例子,东北的冬天经常下雪,走在雪地里很容易滑倒,蛋糕也就容易被摔坏,顾客经常会回来请求修补。有一次,我听到前台员工和后台员工在吵架,起因是为修补一个蛋糕。修补蛋糕应收多少钱?前台员工怕收多了,后台员工怕收少了。之后我就召集管理层开了个会,讨论修补蛋糕到底应该收多少钱。大家有的说多,有的说少。我最后站起来说:“我认为,应该不收钱。”大家一下都愣了,这个账又是怎么算的?
我就讲,如果是你的生日,你会把蛋糕很轻易地摔坏吗?顾客摔坏了蛋糕,本身就已经很难过,再付出额外的钱,一定会更难过。我们免费为他修补,修补的是蛋糕吗?我们修补的是一个心,带给他们的是一份爱!那么这个值多少钱?从那时候起,为顾客免费修补蛋糕已经成了好利来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与世界500强的奶油企业合作
记者:后来好利来与世界500强之一的一个奶油维益企业展开了合作,罗总可不可以讲讲这段故事?
罗红:可以。1998年,好利来仅在沈阳就开了30家店,全国快40家了。我突然有些害怕,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个创业者,做一两家店可以,但到了这个规模就完全力不从心了。虽然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但解决问题的速度永远跟不上问题产生的频率。
那段时间我几乎忙疯了,“没时间”成为我的口头禅。两个手机,两个座机,响个不停的电话……可事实上从来就没有超人,我也是血肉之躯,一天也需要吃三顿饭睡八小时。压力像雪球越滚越大,紧绷着的弦随时都有断掉的危险。
当一家美国奶油企业找到我谈供应合作的时候,我照例不耐烦地这样打发人家。要知道,他们可是大名鼎鼎的世界500强,美国著名的奶油大王啊。这家叫维益的奶油企业,创始人跟福特一个辈份,他从中国的豆花里得到启发,发明了植物奶油,不容易变质,其专利受美国政府保护40年,是全球最大的奶油供应商。当他们听说有个叫好利来的企业在中国开蛋糕店开得很火,掌门人维益老人很快派人来找我。说实话,我那时对他们的奶油并没有多大兴趣,其成本又比黄油贵很多,我担心顾客不会接受。还有一个原因,那时企业的效益已经让他很舒适了,人很难在舒适的环境里求改变。
记者:真的拒绝他之后,你现在肯定后悔。
罗红:会的。当时我大大咧咧地对来人说,“我是好利来总裁,你们要谈,也请你们的总裁来!”其实这只是他用来拒绝对方的荒谬借口,要知道对方可是世界500强公司,而他只不过在中国开了40个卖蛋糕的小店而已。不过我没想到,不久,维益老人居然真的坐着自己的专机来了。他把我吓了一大跳,一天光停机费就要10万人民币啊。老人看了我的蛋糕和店,也觉得很美,夸奖说在美国都少见。“小伙子,你的梦想是开多少家店?”维益问我。“至少1000家!”我不经思索便脱口而出。“好!我会支持你!”维益说。
“另外,我还听说你喜欢摄影,我专门给你带了点照片来。”问完那个问题,维益绝口不提合作的事,而是拿出了一大摞美国西部的美景和牛仔图片,给我看,“我请你去美国西部玩,顺便参观一下我们总部,行吗?”老头子微笑着看着我。我说,“我一个人不去,要去也要把我的团队带上,自费都行!”我这时也顾不上客套,其实我也很想去美国西部。再次令我没想到的是,维益居然愿意出资请我们一行八个人一起过去。所到之地,我们几个人都是享受最高规格的待遇。
记者:益这老头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维益公司付出的成本如此之高,要卖多少奶油给好利来才赚得回去呢?
罗红:我当初是被维益老头连哄带蒙地“骗”去了美国。我不得不佩服这家500强企业的战略眼光,在他们眼里,10年以上的战略才叫战略。10年之后,维益奶油在行业标杆好利来的带动下,早已卖遍了中国。不过维益生意感情两不误。为了帮助我尽快实现目标,维益还专门派出了亚太地区总裁到沈阳来给我上课,传授大企业管理之道,一个核心原则是:一个人最多只能管七个人。而在当时,我像八爪鱼一样拥有“超能力”——连制作师傅给蛋糕换个雕花,都需要我签字。这几节课,可以说彻底地让我醒悟了!
老头对我很不错,他知道我喜欢打高尔夫之后,他还伸出手和我比了比手的大小,回美国后就按我的手大小定做了一副高球器具,包括手套,一并寄来,并附上了一张终身会员卡。我只要到了美国领土,他的私人飞机就会接我去任何球场打球。
记者:维益与你是不是仅仅限于一种商业关系?
罗红:可我和维益的关系却早已超越了战略合作伙伴。好利来一直使用维益的奶油,即便是维益的专利权已经过了保护期,国外很多生产同类奶油但价格更便宜的企业找到我,但是我从未动心。维益的奶油,除了价格,还有品质,还有放心程度。
好利来在规模扩张过程中的困难
记者:好利来在面向全国发展的过程当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罗红:1999年,好利来的经营同时陷入一个生死存亡的边缘。由于习俗的原因,东北人觉得1999年不吉利,那一年都不过生日不结婚,蛋糕生意顿时一落千丈。如果不裁员,好利来支撑不了一个月。我把好利来全国市场分为5个大区,让副总们退出集团管理层,各管一个大区,并持有大区股份。这是一个人人欢喜个个叫好的体制,几位“公司老臣”热情高涨,一年后好利来蛋糕店翻了一番,超过200家。我自己只是个创业者,企业做大做强,需要更专业的人才,这算是我从创业者到企业家的一个的飞跃。创业者感性,创业初期需要激情和感性,但做大就需要理性。而职业经理人更专业,更理性。
记者:你在招聘人才的时候看重那方面的素质?
罗红:随后,我们企业文化价值观第一条——品德比才华更重要。心不正,就没有好产品,做食品尤其重要。一个人能力强,但品德不好,只能算是危险人物。这个原则跟我当初留心不留人是一样的。面对1999年的经营风险,我忍痛裁员800人。我对着台下和他一起抹眼泪的员工们说:“大家如果觉得好利来在你们的生命中很重要,公司愿每个月发你们300元生活费,等我们把难关挺过去,你们再回来!”2000年生意转好的时候,离开的800名员工整整回来了784个。
记者:生意这么好的时候你却从公司的管理推出,专门从事摄影,你为什么会做这种决定?难道你的事业不能体现你的人生价值不吗?
罗红:2005年底,我决定从公司总裁位置上退下来,专门从事自己喜爱的摄影。
我认为,人在世界上很短暂,几十年一过人在天堂,钱在银行,所以不能太看重钱。相比之下,把事业做好很重要,而让生命丰富和有价值更重要。比如,我国驻联合国环境署代表郭崇立回北京期间,在地铁里看到我的摄影作品,他邀请我参加2006年6月5日联合国“世界环境日”活动并在会后举办一次“地球?家园”个人摄影展。
这次摄影展将才是我40年来人生体验的最高点。站在联合国讲坛上,我很激动,我甚至无法用普通话表达自己,而临时采用四川话作演讲。我是第一个在联合国举办个人摄影展的人。这种感觉不是你从商能的到的。我还经常把骨干和副总们带进大山甚至带去非洲,边旅游边摄影,2006年我组织了一个80人的优秀员工团队去非洲旅游。有时候你在办公室,拍桌子打板凳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当在大自然的神秘、辽阔与安宁中,你常常会轻易地就得到了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