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4年时，蔡洪平即对外表示，他认为“21世纪不是资本的世纪，而是资源的世纪”，因此，他持续寻觅那些以往并不被看重的能源类企业。比如2007年上市的栾川钼业、西部矿业和恒鼎实业。
钼矿从来不是一个主流矿产，而相关企业上市就更难：投资者认为波动性太大，并不愿给出高估值。但瑞银的说服方式是，钼矿是稀有资源，在今天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下大有市场，并最终在招股时获得了17倍的市盈率。而四川的恒鼎实业是中国第一家登陆香港资本市场的民营煤矿。因为香港联交所对民营煤矿缺乏认知，认为这是“小煤窑”被包装后的企业，它的第一轮聆讯甚至没有通过，直到蔡调整此项目的原有负责人，亲自带领恒鼎实业创始人鲜扬与联交所沟通，它才终于完成了6亿美元规模的IPO。
此外，蔡洪平也持续关注海关统计、税务机关的税收报告。如魏桥纺织进入蔡洪平的视野，就因为2002年它的出口额超过海尔。他对工业领域颇为熟稔。每年都会对整个钢铁、水泥、船舶等各行业的关键指标进行阅读、背诵。他说工业方面的数据自己记得1000多个。
2001年时，蔡洪平所在的百富勤曾做出“中国制造升级”的报告，认为中国的制造业将不会局限于简单的纽扣、梳子一类产品的生产。这曾被中国一些官员视为过于激进的说法，但蔡试图证明，这是一个趋势。
他所找到的符合这一趋势的行业之一，是生产锂电池。当时他在深圳找到了一家相关企业，但对方三次跟他讲述的企业数据，每次都不一样，让蔡感觉对方不够诚实，及时叫停。最后，他向对方询问，你的目标是什么？得到的回答是“三年内赶上比亚迪”。
这成为了蔡洪平寻找比亚迪的契机。目前，比亚迪正在将手机零部件业务分拆上市，这是第一家H股分拆红筹股的案例，也很可能让王传福进入蔡所建立的百亿元富豪俱乐部。
蔡洪平对于玖龙纸业的判断，也源自于他对中国产业结构的看法：中国是一个出口大国，而出口的主要产品为轻工业品，如电脑、电视、冰箱，这些商品都需要包装纸。而这一领域出口每年增长约为30%，也就是说，每年包装纸的平均增长也可达到30%。
在此逻辑下，当蔡找到张茵时，玖龙纸业已经有一亿元以上的利润。但是并非没有其他投资银行试图承销玖龙纸业的上市，但蔡明确建议张说：现在上市相当于“卖青苗”。其一，玖龙纸业的利润仍不够高，且处在高增长阶段，蔡建议她做到六亿元时再上市；其二，它只盘踞于珠三角，但在中国的另一个出口龙头长三角地区，玖龙纸业尚无根基，如果在上市前将此地域做扎实，则公司的上市概念是完整的。
“你再等个一年、两年都没问题，我会为你服务，如果你信任我的话”，蔡回忆称，他当时如是告诉张茵。
同样不可忽略的，是蔡的勤奋。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项目，是2007年6月底，中石油选定中信证券、瑞银证券和以及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担任其A股IPO的承销商。这是一笔总金额高达600亿元的生意，也标志着瑞银历经3年积累，以瑞银证券进入中国的方式，终于取得了回报。关于这个项目，蔡将功劳让予瑞银的董事总经理赵驹，而其进一步解释是：“做Deal的时候，瑞银的团队跟客户开玩笑说，我把领带交给你，我把裤腰带解给你，任何时候你都能找到我。”
此外，西部矿业80亿元的A股发行，中铁工200亿人民币的A股发行，以及即将进行的太平洋保险250亿人民币的A股发行和150亿人民币的中海集运的A股发行，将使瑞银证券跻身中信、中金、银河所占据的A股承销的领跑阵容。
平台
多少可谓机缘的是，蔡又在恰当的时候出现在了恰当的平台。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外资投行在华的金字招牌只有两个：摩根士丹利和高盛。它们长期的领导者约翰·麦克和汉克·鲍尔森均与中国政商两界拥有紧密联系，而摩根士丹利与高盛也享受着竞争对手所不及的领跑优势，如它们分别借道中金、高华，获得了分享中国机会的直接通道。也正因此，任克英在花旗时期超越 行业预期的表现格外引人注目。
相比之下，因财富管理而闻名的欧洲金融巨头瑞银集团在华可谓低调。其瑞银证券主席李一在今年早些时候接受杂志采访时曾坦率承认：“瑞银进入中国是慢热”。
但它对于中国市场的积淀相当漫长。一名投行业富有经验的人士对本刊称，在1990年代后期，瑞银就开始在中国积累电力、能源等行业的知识与人脉。而在2005年前后，它更由长期积累变为主动进攻。在看到医疗器材行业的机会之后，它早于任何同行，率先组建了一支团队考察中国的医疗器材行业，据说最初的考察范围涉及50家公司，在逐一筛选后，它最终成为了迈瑞等公司的承销商。行业内关于瑞银在华汲汲投入的另一个论据是，坊间传说运做中国银行上市项目时，他们甚至派专人辅导中行高层英文。
这些积累在2005年变成了一次飞跃荆棘的惊人之举。当年9月，瑞银获得中国政府批准入主北京证券，直接获得国内本地股票与债券全业务牌照。这让它和高盛高华成为了唯二两家能够充分利用中国A股市场获益的外资金融机构。据称，入主北京证券的首功之臣为瑞银亚洲投资银行副主席何迪，何也是帮助瑞银获得中国银行上市承销业务的关键人物。
“投资银行有些交易做不成也就做不成，但是北京证券我们不能输，赢了以后就能在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上”，李一在采访中表示。
这是一个极为正确的判断。2006年8月，商务部、国资委、税务总局、工商行政管理局、证监会、外汇管理局等六部委发布《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其中专有一节讨论对特殊目的公司的约束问题。2006年9月8日后，所有为上市而在海外设立投资公司直接或间接控股国内资产的国内公司，都须向商务部申请办理核准手续。这极大收窄了国内公司借助外资重组的可能性，并直接导致以红筹公司形式上市的可能大幅降低。
事实上，2007年以来，证监会已经很少审批企业赴海外上市的申请，即使注册地在国内的企业，如西部矿业、重庆力帆，也在迟迟不见批复后转道A股。对于缺乏承销A股资格的海外投行，这不啻为一个沉重打击。
蔡的教育
蔡洪平第一次做生意，是1970年，当时他16岁，在上海郊区的江苏海门县 作农民。
他所看到的商机是，一头羊交配一次需1元，但每生出一只小羊可以卖7元钱。于是他买了一只羊羔，喂养一年后牵去配种，7个月后，他得到了三只小羊，其中两只被卖掉了14元，这是他赚到的第一笔钱。
但赚钱收获的快乐远远小于务农本身的痛苦。
蔡出生于上海富庶家庭，小时就接受手风琴、口琴等教育，因三年级时写了一篇《毛主席叫我这样做的》得以跳级。但1969年，15岁的蔡被下放到江苏海门县做农民。当时他以为一辈子只能种田了，对未来颇为绝望，而身体上的苦难则同样让他难以承受。蔡说他甚至两次想到自杀。
这种痛苦在1971年逐渐平复：身体逐渐强壮，让蔡可以适应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更重要的是，那时他已经接受了当一辈子农民的现实。唯一让他从现实生活中跳脱出来的，是给农村广播站做记者。
但在1972年，蔡参加了全国大征兵，成为一名水兵。当年他被分配到南海舰队，任雷达兵。那一期间，他主动把中国沿海从南到北的海图背下来，以根据雷达扫描出的结果判断船只所在位置。这个用了三四个月死记硬背下的成果，蔡至今难忘，他依然可以从兄弟屿、海陆丰、万山群岛背到海南岛、琼州海峡。据说一次他的一个客户在海南一带购买了一座小岛，蔡当即给他画出了小岛周围的地形，让对方大为惊讶，直接表示：“我们公司的上市给你了。”
1974年1月，蔡参加了西沙海战。他将此称为自己一生最宝贵的经历，其间，他见证了燃烧了17个小时的大火和血的洗礼。而其最大的收获是：“力量就是国界”。此后，他又做了几年军队记者，直到1982年退伍回到上海。
“农村塑造我的耐心、吃苦、坚毅。再困难，我也能生存。这是一个从退的、守的角度来说，从军队来讲，就是从攻的角度来说，在强大的严格的训练下，不容道理地去取得胜利。”蔡总结说。直到今天，他坚持每天做30个俯卧撑，20次原地摸高跳。蔡说这不是锻炼身体的问题，是意志问题。
蔡在知识层面的转折点是1986年，他以访问学者身份到澳洲读经济学，“由定性思维变为了定量思维”。在此之后，他在上海石化工作7年，一度是王基铭的助理。正是这一国内企业的工作经验，让蔡洪平与绝大多数海归投行家风格极为不同。一名曾见证蔡谈判的人士称，在一次拜访民营企业时，对方企业招待客人的方式是在果盘里摆了些削好的萝卜、黄瓜，这让在场的外国人士一时不知所措，而蔡好不客气地率先开吃。“这让创业者对他有很强烈的好感”，观者称。
唯一让蔡显得不够本土化的，是他很少喝酒——1989年他曾得过肝炎，尊医嘱戒酒，即使病好后，他也尽可能在酒桌上自控。“每次项目上市之后，大家都会一起喝酒庆功，那时候只有我很清醒”，蔡说，“其实很痛苦，很晚了，我一个人跑到维多利亚港边上，对着月亮觉得百无聊赖，不知道忙碌为了什么。第二天，上市成功的企业家们回去了，我还是开始同样的工作。”
与这种失落感同样需要面对的，是蔡现在成功的可延续性。无论梁伯韬、方风雷还是任克英，每个人在叱咤行业不久之后，都曾被外界宣布其“时代结束了”。这一次，蔡的时刻能延续多久呢 ？
“我2008年deal现在就已经不担心了，而且super deal很多”，蔡说。“现在看来，2009年我们也一定是第一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