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政治生活，性格至关重要。性格，心理学称为“personality”（人格）。人格是否随年龄增长而改变？主流的研究结论是：从青春期到老年，人格得分在参照组里的位置保持不变。根据最近的“情境主义”研究，这一结论可能需要修正。例如，根据一篇2006年工作文稿的报告，基于“大五人格”模型，中年后期（53岁至64岁）的调查，人格与重要的生活事件显著相关。
著名的《自然》杂志2004年9月22日报道，心理学家研制了一套新的人格量表，称为“NE”（need to evaluate），不妨译为“评审欲”。评审欲的分数与政治参与程度显著地正相关，并且，根据人格量表还可预测投票人的政治倾向——他更可能将票投给保守党还是自由党。2010年6月10日《科学日报》（“Science Daily”）报道多伦多大学心理学博士后研究员Jacob Hirsh小组的初步研究成果，基于两个人格维度的量表——对秩序的偏好（orderliness），和对新鲜经验的心态（openness），即可预测被试的政治倾向。2010年12月，《人格研究》（“Journal of Personality”）杂志出版了一期专号，“Personality and Politics”（性格与政治）。此外，可能也是一种“大数据”时尚，还有诸如www.openpolitics.ca这样的网站，只要你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你就可推测自己的政治倾向。
在中国这样的社会，政治生活似乎也在逐渐形成某种类似“保守派-自由派”轮流执政的周期规则。因为，只要有人群和群体内的共同生活，就必定有个体对群体共同生活秩序所持的态度（对秩序的偏好）和关于新的可能生活的态度（对开放的偏好）。于是，根据这两项偏好，可以形成政治保守派和政治自由派。当人均收入逐渐增加至某一关键水平以上时，不可抑制地，社会成员就要有参与政治生活的欲望。大约也是在这一社会演化阶段，个性逐渐不再被群性遮蔽，个性的表达逐渐受到尊重，表达的途径逐渐多样化和自由化。
与西方的政治心理学研究思路十分不同，在中国，我们更关注政治领导人的性格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在他们任期之内的以及借助他们推行的制度与政策在他们任期之后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借鉴人格心理学经验研究的基本结论。政治人物的性格，主要由遗传因素、家庭教养以及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生活经历决定，但也与青年和中年时期经历的重要生活事件显著相关。
我关于儿童教育政治学的文章，在这一篇之前，介绍了一个经典案例。在那里，我们看到，小密尔的童年教养对他青年和中年的生活产生了严重影响。在情感生活完全枯竭并因此而陷入精神危机时，他遇到一位富于正义感并深刻洞悉了人性的女性，比他年轻两岁，是他的朋友之妻。在当时的英国社会，小密尔的恋爱注定了是“不伦之恋”。更糟糕的是，他难以自拔，因为这是他情感生活的几乎唯一源泉。对19世纪英国的政治经济学而言——这是马歇尔的评价——幸亏英国还有小密尔，否则，在一百年间，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就是一片空白（马克思不是学院派经济学家）。台劳夫人——这场不伦之恋的女主角，影响深远。英国政治经济学传统从斯密到马歇尔，出现了一次重大转折——小密尔《政治经济学原理》将“分配”列为经济学第一主题，其次才是“生产”。继承了这一传统，英国的经济学至今显著不同于美国的经济学。不论是上世纪70年代关于“资本问题”的大论战（所谓“两个剑桥”之争），还是当前仍在继续的（由LSE培养的MIT经济学家Acemoglu领导的）“制度决定论”与（由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培养的哈佛经济学家Glaeser领导的）“人力资本决定论”的“发展问题”的讨论。
台劳夫人的丈夫病逝，于是台劳夫人嫁给小密尔，成为密尔夫人。遗憾的是，她身体状况甚至比小密尔更糟糕，数年后辞世。同年，小密尔从政治生活退隐，回到他和台劳夫人的小屋，苟延余年。他在《论自由》的献词结尾处描写他此时的境况：夫人的离去，使世间最深刻的洞察，或许只有一半的机会可由他的文字传达给世人。严复的译笔更悲惋：“??今兹吾妻不见其成。故获此益甚寡。此中要义，凡欲得其扬榷者，今此已无，则此书之不幸也，呜呼。洪思尊感，永幽宅。使不妄能衰其半以传诸人间，将较自为写其无所枨触扶翊于斯人不可及之神智者，其为有裨人群乃真不可量尔。”小密尔是英国公认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他在台劳夫人的强烈影响下努力推动一系列立法，其中具有世界影响的是普选权、妇女权、劳工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