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盲流一员到高级蓝领:一个农民工的超越之路



  孙建华是安徽界首市魏窑村人,现在上海一个家具厂打工。说起改革开放30年的变化,他颇有感慨:第一次外出打工,他是“盲流”大军的一员,现在的他,已经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和车间管理人员。

  “工资翻了几十倍,工作环境也完全变了,最让俺没想到的是,厂里还给工人们都买了养老保险。”说起这些年的打工经历,孙建华饶有兴致,娓娓道来——

 从盲流一员到高级蓝领:一个农民工的超越之路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村就有人外出打工了。听他们说,到城里打工比种地多挣钱,我就扛着一大包的被褥外出打工了。陕西、内蒙、浙江、广东、上海,这些地方我都去过,建筑工地的苦力,纺织厂工人,我都干过。一般来说,每过一、两年就会换个地方,听说哪里挣钱多,就到哪里去。那时还没有劳务输出的概念,都是老乡带老乡,亲戚帮亲戚。到了城里,就找老乡或亲戚,帮我找个活干。

  但是,并不是一到城里,立即能找到活干的。经常要等上十天半个月,才能找到工作,甚至可能会等上一两个月都找不到活干,连钱也都花光了,不得不向老乡借钱应急。吃饭住宿,也都是和老乡凑在一起。最糟糕的是过了两三个月都找不到活干,最后不得不又回农村老家。当时,报纸上把我们这些盲目到大城市找工作的人,称为“盲流”,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去找工作之前准备的不够,太盲目,到了城里摸不着头脑。

  前几年,我们村在政府的倡导下开展劳务输出,组织村里年轻人到上海、广东等地工作,并且免费培训劳动技能。在村里的组织下,我和几个老乡一起到上海一家家具厂工作。我感觉这边的老板待人还可以,工资也不低,我就一直在这里。而且,我把老婆也接过来了,她就在我工作单位附近的一家工厂上班。

  我在上海的这七八年里,做的都是木工。现在我是这家家具厂的车间主任,每天把任务分给工人,告诉工人该怎么做,保证产品质量不出问题,其他就没有什么大事了。现在的工作,不论是工资还是工作环境,我感觉都还挺好的。

  拿挣的钱来说,现在的工资是当初的几十倍。90年代初在陕西打工时,我记得一天才五六元钱,一个月不吃不喝也只能挣100多元钱。现在,我每个月工资可以拿到三四千元。

  与此同时,工作环境也变好了。以前在建筑工地,冬天冻得要死,夏天热得要命,每天都要干10个小时以上。现在在车间,风吹不着,日头晒不着,每天工作8个小时。每天,我把当天任务给车间里的10多名工人讲清楚后,告诉他们该怎么做,做多少,之后就没啥事了。我最近在自学计算机,学会后就直接可以在电脑上画出来客户需要的产品模型,这对我们木工这行很有帮助。

  除了这些,还有一个想都没有想过的待遇:厂里开始给我们工人买综合保险了,其中包括有养老保险。以前一直认为,只有城里人才会买养老保险,没想到有一天我自己也有养老保险了。

  不过,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这几年再也没有人要我们办暂住证了。记得刚开始出来打工那几年,不论到那个城市,都经常遇到有联防队员查暂住证。为了躲这些查暂住证的,有个风吹草动,我就得赶紧躲起来。但是,这两三年来,再也没有人来找我们要暂住证了,“暂住证”这三个字提都很少有人提起了。

  “取消了暂住证,我感觉是城里人不再拿俺们农民工当外人了。”孙建华笑呵呵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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