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研究80后
年关将近，不少高校的求职论坛上，正筹备过年的准毕业生却毫无喜气，为远没着落的工作忧心忡忡。
据教育部最新统计的数据显示，2009年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611万人，就业形势严峻。
一时间，以“创业带就业”再度成为备受热议的话题。
可与往年大不同的是，来势汹汹的金融危机让学子们更为担心：作为刚出道的“菜鸟”，如何不至于“创业”就“失业”?
《青年周末》择访了四名背景、经历各不相同的年轻创业者，他们恰好都接受过同一家青年创业资金项目的赞助。曾是菜鸟的他们，在创业路上，最缺的是人——富有经验的指导者，和财——投资资金。
“菜鸟”创业悲喜录
他们各有着不同的兴趣特长：或做偏向技术的洗照公司，或开偏向文化的对外汉教学校，或从事足够传统的种地业务，或玩儿极为时髦的创意产品。他们也有着迥然不同的经历：有人顺风顺水。
他们有太多不同，相同的是：他们都经历了首次创业的“菜鸟期”，从踉跄学步中一路行来。
“偷师期满”，在同行处挖来“墙脚”
在众多的创业者中，杨栋可能是萌生创业想法最早的一个。
初入哈尔滨工程大学时，同宿舍的八个男生常常夜聊至凌晨两三点，当其他同学憧憬着毕业后进入大企业时，杨栋却懵懂地希冀：毕业后，要办个自己的公司。
而大二时经历的一次“意外之喜”，则让他有了要靠影像设计创业的想法。
当时，他有个外籍朋友要过生日。因为觉得“老外肯定不缺钱，不如自己动手做个东西。”当时，杨栋要来对方的三张照片，分别做成了版画、油画、水粉画风格，并合成一版邮票。
做完之后，杨栋挺有成就感，就拿着自己的设计跑了趟图片公司。本来，他只是出于好奇，想了解下自己的心血“能值多少钱”。对方称至少150元的报价让他大吃一惊。
“我就花了两三个小时。要是做家教，哈尔滨一小时也就15元到20元。”
毕业后，杨栋却没有立刻把创业付诸实践。
“那时一点儿经验都没有。我先去了个设计公司，设计、现场指导、送货什么都做。按我同事的说法，去那儿‘干三个月，就成全能人才’。到了第三个月，我都开始做新员工培训，每月的钱也从最初的1600元涨到了4000多元。”
杨栋的心思显然不在工资的涨幅上，他打工只是为了有一天能做老板。
因为决定了要做影像设计这一行，他开始有“预谋”地打第二份工：为了“偷师”。
“2006年下半年，我去了一家柯达旗舰店。虽然说白了，是个照相馆，但会比小店更讲究照片设计。我在那里做时，感觉老板挺挣钱的，来洗照片的人还排队。”
白天在店里干活，晚上杨栋也没闲着，他瞅上了店里的几个主力员工，打起了“挖墙脚”的主意：“我们都是年轻人，一起吃吃饭聊聊天，很谈得来。”
就这样，临到“偷师期满”。杨栋自己开店的时候，他很成功地挖到了那3名员工。当然，杨栋也给开出了颇具竞争力的薪水，给每人涨了25%的工资。
可当老板的难度还是远远超出了杨栋的预料，这三名主力中年纪最大的那个，不久后，竟给他埋下了一个“雷”。
“我当时设置了一个提成的制度，是想刺激大家努力工作，多盈利。”
可能是杨栋的公司刚起步，营业额较少，最初阶段，那三个员工无一能达到可获得提成的最低额度。于是，年纪最大的那名员工动起了脑筋，他私下与另两名员工商量，想把三人的营业量集中到一人身上，力保一人获得提成费。到时，三人再一起分提成费。那两名员工并没同意，觉得有些“不地道”，其中一个还告诉了杨栋。
得知这一切后，杨栋特伤心，他说：“我平时对朋友都挺好的。那个员工要结婚，家里事多，特需要钱。我没钱时，借钱都帮朋友，可不能这么欺负我。后来，正好那人要回家结婚，我就把他给辞退了。”
经历了这一切，目前杨栋的公司已经做得颇有起色。他不光经营相片的设计、印刷业务，还开设了影棚，给儿童拍摄写真照。
让记者吃惊的是，为了拓展写真照的业务，杨栋又一次发挥了自学的能力。
“我又专门去学了摄影。我得什么都会，别让他们给忽悠了。再说，要是专门招聘一个摄影师，费用还是比较贵。”
收毛豆最忙时，监管过上百人
1月16日，《青年周末》记者给丁瑞勇打去电话时，他正在通州看一块新农田。
2007年时，丁瑞勇还在一家物流管理公司上班。“当时，我听到消息，说要涨工资。结果到那年年底，不少同事涨薪水了，我的工资没变。为了这事儿，跟老板闹得很不愉快。”
无奈之下，丁瑞勇索性辞职。因为父母都是通州农户，待业在家的他闲时也帮把手。这时，父母有关毛豆种植的议论让他活动起了心思。
“一开始我也不愿意种毛豆。毕竟种地还是挺累的。”电话那头，丁瑞勇有些犹豫，“我实话实说吧，主要是能挣到钱。”
随即，他给自己算了笔账。在物流公司时，一个月挣两三千，可每月跟同事的应酬、在外面吃饭等开销计算下来，一年下来，能攒到手里的也颇为有限。可如果他“全职”种地，应酬的开销可全部省下。而且，承包一亩地的利润在1千元左右，他若是能承包上100亩地，一年的利润就在10万元左右。
这么一算，丁瑞勇下了决心：“这还是比上班要强吧。”决心是下了，可本钱还是远远不够。
正当丁瑞勇一筹莫展时，很凑巧的，他恰好收看了一档中央2台的电视节目，因此听说了有个叫YBC的公益组织能给无息贷款。
激动之下，丁瑞勇立刻打电话去询问，随后他开始按要求写计划书。
“在审批之前，评委们会研究我的计划书。我当时写得特详细，列了很多数据，比如每亩的施种量、具体的管理措施、播种时间、收获时间什么的。可能是觉得我写得挺诚恳，一次就通过了。”
就这样，丁瑞勇拿到了他特需要的5万块“项目资金”，还被配备了一名农业公司的老总当导师。他承包了上百亩土地，开始了自己所谓的“丁毛豆”生涯。
最忙的时候，他也曾管理过一百多人的“临时工”。
“那是农忙时。我们需要找人时，会去各个村的村委会。每个村都有个大喇叭，用那广播下，比如说明天哪里需要摘毛豆、早晨几点开始、摘一斤多少钱。第二天我提前到地里，一般能来上百人。我现场再阐述下要求，比如不能把叶儿摘在里面，不太鼓的不要往里揪了等等。这样，他们就下地了。我和家人主要负责监察的工作。我们这相当于形成产业链了，来摘毛豆的人都很熟练，两毛五角钱摘一斤，大半天功夫，一个人能挣到70块钱。”
经历了去年的成功创业，“丁毛豆”开始计划起更长远的目标。他今年希望能扩大种植规模，也想尝试着扩展加工业务。
“北京有些企业在搞毛豆的加工，比如冷冻起来，冬天也能吃。我想试着跟他们谈谈，能否让他们以合理价格收购。”
一说到毛豆的“长远未来”，丁瑞勇就滔滔不绝起来。记者好不容易插嘴问了句：会不会有特苦、特难熬的时候?对方立刻反问：“为什么?没觉得呀。以前上班时，我感觉比现在还累。每年4月到9月是种毛豆和销售期，等把毛豆卖完了，我能清闲上大半年呢。”
为推销帆布包，一度在网上发软广告
在《青年周末》记者采访的所有创业者中，梁岩或许是最有文艺青年范儿的一个。
1月19日傍晚，戴着全黑绒线帽、穿着红黑相间的板鞋，梁岩出现在他位于鼓楼的创意店铺里。
梁岩的创业梦开始于2002年底，当时他从西安到北京工作，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
“那时做平面设计的薪水比较不错，一月能拿3000元到5000元左右，我自己再接点小私活，过得也还算滋润。”
可这样的“小日子”梁岩很快过不下去了。“一来工作压力很大，二来我的创意总是被一些客户无情地抹杀。快到2002年底时，我就萌生了自己创业的想法。”
梁岩的想法刚一漏口风，家里有些急：“父母不太支持，他们觉得我拿的薪水还不错，希望我踏踏实实多干几年。他们老一辈人都那么想的，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最重要，总觉得我是在冒险。”
尽管如此，梁岩还是说服了父母，拉到了家里的资助。
2003年，因为听到一个朋友说石家庄是北方纺织业的重镇，考虑到自己主做创意帆布包，石家庄的人工和厂房费都较为便宜。他把“生产基地”搬到了石家庄，在那里雇了两个下岗女工帮他缝制自己设计的环保袋，可自己还留在北京开发“商机”。虽然累得两头跑，梁岩还是颇为自豪，他说：“当时，我想我可能是最早做环保袋产品的设计师了。”
有了产品，梁岩最大的苦恼随之而来，那就是没有销路，因为创意产品缺乏相应的市场空间。
起初，梁岩把产品放到淘宝上卖。当时网购并未风行，淘宝没给他带来太大收益。
梁岩转而把目光投向一些时尚网站，发了些软广告。“就是让一个小女孩背着我设计的包，看起来像很随意的生活照。这样就会有人留言问：‘这包真好看，哪买的?’”渐渐地，梁岩积攒起了些“粉丝”，一些南方的个性小店店主开始向他订购创意包。
再此后，每逢“五一”、“十一”的摇滚音乐节，梁岩都会去“练摊”，渐渐打出了名声。
用他的话说，“基本上能赚口饭吃了。”
目前，梁岩的小店度过了最初的艰难创业期，也终于把石家庄的生产基地搬到了北京。
首次“铺摊”太大，“出师未捷身先死”
和其他人比起来，北京女孩哈悦的创业经历一开始可以用“惨败”两个字来形容。
2005年，刚从澳大利亚留学归来的哈悦进了家不错的公司，收入稳定、福利优厚，可没干多久，她突然辞职了。
和其他三名受访者都是80后不同的是，哈悦“赶了个70的尾巴”。1978年生的她却和同龄人不太相同，当和她一起留学归来的同学、朋友都以进外企、找稳定工作为第一要务时，她却一门心思要开一家针对外国人的中文培训公司。
当时，哈悦找到两个朋友一起创业。其中，一个做销售的朋友投进了最多的启动资金。
与此同时，哈悦和朋友们开始进行市场调研。她回忆说：“我们假装成想报名上课的，去暗访了七八家对外汉教机构，都是当时北京比较大的。我们还认识了有些学校的老师，当时还跟几个老师谈了下以后的合作。”
就这样，自以为准备充足的哈悦信心满满地开起了公司。她在CBD的黄金地段租下了一间月租1万元的高档办公室，开始忙着装修、买家具、购置办公设备。
“这是我们犯的第一个错误。”事后回忆这一切，哈悦有些黯然，“我们当时以为，从此可以生意滚滚来。可等一切准备完毕，房租已经白交了2个月，手上剩下的钱也不多了，远远超过预算。可当时业务还没有一点进展。”
慌乱之下，又恰逢赶上暑假，哈悦赶紧找了几个认识的外国朋友，办了个暑期少儿英语培训班。
眼看打算教外国人汉语的学校，就这么变成了教中国人英语的课堂，哈悦很无奈。
更大的麻烦随之而来，资金链断了，哈悦被迫放弃公司。
“我还记得那是2006年的阴历八月十五，我们几个在租来的办公室里静静地收拾着东西。看着还几乎崭新的办公家具，价格不菲的装修，千挑万选的各种装饰，还不到一年竟该卖的卖，该扔的扔，心里特不是滋味!”
后来，哈悦跟记者总结当时的失败经验时，还多给自己加了两条：当初的市场调研流于表面化;没定下合伙人谁有最后拍板权。
“当时我们暗访那些学校时，光惦记查看人家的定价和学生流量等。可没想过，这只是些表面化的数据，一个公司怎么从无到有做起来，怎么能到达他们那个规模，我们完全没有经验。”
“还有个问题，当时是三个朋友一起做。除我是辞了职全力在做公司外，他们俩一个在读博，一个有销售的本职工作，肯定还是要以自己的本职为主。但销售那个又是投资最多的。合伙之初，我们也没明确，谁能做最后的拍板决定。大家总觉得，可以像平时朋友相处那样商量着来。可事实是，当时公司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每个人都觉得，按自己这想法，才能成功，否则就会死。”
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痛定思痛，哈悦决定从哪里摔倒，再从哪里爬起。
第二次从头开始时，她给自己定了条规矩：效率第一，不再和任何人合伙。
为此，哈悦开始了事事亲历亲为。“那时候真的特别辛苦。我自己当老师、设计教材、搞销售，什么都一个人跑。常常是早上八点要上课，早上六点多就从家里出去。”
同时，她吸取了“前教学场地”过于浪费的教训。第二次，她主要通过“上门家教”的方式给外国人上课。
“2006年重新做出来时，我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很正式的公司在运营，当时我自己带了几个外国学生。后来我发现，客户真正需要的，就是上门。因为在北京学汉语的，外企和大使馆比较多，尤其是商务人士，就喜欢老师上门进行一对一教学。如果是海外的学生团过来，倒有可能一个班一个班的上课。”
就这样，哈悦慢慢地把学校重新做了起来。2007年底，她又吸收到了新的投资。目前，哈悦的学校差不多有二百名外籍学生。
“从2007年起，有点顺利起来。可现在每年也会遇上不同的问题，比如去年北京奥运会时，因为签证的问题，已经组织好的大团签不进来。今年又赶上了金融危机。”
每一只“菜鸟”背后，都有只“老鸟”
《青年周末》采访的这四名创业者，还有一个共同的经历，那就是他们都先后接受过同一家青年创业项目“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简称“YBC”)的资助。
在采访中，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到，YBC资助的创业资金固然很有帮助，但对他们帮助更大的是，还给他们每人配备一名具有丰富创业经验的导师，这些导师，大多是大公司的老总，或是专业院校的教授。称得上“老鸟”的导师给他们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和信息。
“丁毛豆”：听了导师建议，亲自去东北买良种
自称“丁毛豆”的丁瑞勇被分配了一个颇懂农业的导师：北京大发正大有限公司的副总裁张恒涛。
“大发主要做禽类加工，导师也是做农业的，很能给我些思路。举个印象最深的例子来说，我自己种毛豆时，本来觉得我家的种子品种已经不错了。可张总还是建议我从市场上多作对比，再考察下品种。”
这个建议，让丁瑞勇亲自跑了趟东北的毛豆良种基地。
“我是2008年4月去的东北。按理说，像每年1月的时候，种植者应该已经备齐种子了。4月是谷雨之后，该播种了，我去的已经晚了。”
虽然去的有些“冒失、唐突”，丁瑞勇的诚意还是打动了东北良种场的负责人，对方从原种里挤出了一千斤卖给丁瑞勇。
得到了这批良种，丁瑞勇如虎添翼。电话那头，一直谦虚的他很难得地“高调”了一把：“我们家的毛豆，之前销路已经比较好了。现在在北京市场上，看不到像我家这么好的毛豆。而且我们批发的价格是最高的，毛豆都长得比较饱满。”
哈悦：老师牵线，给自己带来份大生意
如果说丁瑞勇的导师给了他一个很有价值的建议，那么哈悦的导师，则直接把哈悦引进了自己的朋友圈。
创办了对外汉语教学公司的哈悦，有一个同样做教育产业的导师——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创业实习部主任刘永印。
“刘老师教了我很多。比如2007年底有人要给我注资时，他会教我怎么去跟人谈判、用哪种合作模式比较好。”
而最让哈悦心生感激的是，刘永印替她“牵线”了一单“大生意”。
事情缘起于刘永印有个朋友，是国家汉办下设公司的老板。这个公司的主要业务是经营汉语培训和汉文化推广的网络平台，有在线的对外汉语教学，需要找对外汉语学校来进行实际的教学工作。
刘永印就把这个“资源”介绍给了自己的学生。哈悦说：“现在这个公司所有汉语培训方面的业务都是我们学校在做。”
杨栋：导师让我看到签合同大场面
杨栋的导师是北京瀚润宝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秦京山。
在杨栋的印象中，导师给他的很大帮助，就是带他去见识了“大场面”。
“我做公司刚起步，一般接触不到高层的人。有一次，导师的公司跟另一家公司签合同。当时去了不少大人物吧，我还见到了卫生部部长。”
更让杨栋“开眼界”的是，原来签合同并不是双方老总交换一个签名就了事。他回忆说：“他们会在前期会场上聊一聊，掐一个最后签的时间。而且除了老总，好多管人事、管财务的下级部门都要签合同。”
梁岩：导师一直在帮忙找市场
北京梦幻动画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殷秩松是梁岩的导师。梁岩对他的印象是：“他人很随和，对我们很热情。他一直都在帮我们找市场。”
因为殷秩松的公司每到年底，都需要从礼品公司定制礼品。对于市场上千篇一律的礼品，殷秩松有些头痛。他看到学生梁岩喜欢搞创意产品，灵机一动，给提了个建议：不如专门做些个性礼品，甚至可以根据受礼者的个人情况“专人专份”。
因为有和版权维护相关的业务，最近殷秩松还给梁岩出了道“考题”，让梁岩从“版权”琢磨琢磨怎么设计出一个有创意的形象来。
“北京创业气氛并不好”
YBC北京办公室隐藏在北京青年宫后面。说它隐藏，是因为在北京青年宫大大小小的办公室里，YBC只是盘踞在角落里，占据了两间屋子。
据了解，YBC是由团中央、全国青联发起的一个旨在帮助中国青年创业的国际合作项目。其宗旨是动员社会各界特别是工商界的力量为青年创业提供咨询以及资金、技术、网络支持，以帮助青年成功创业。国内的这个项目，参考了总部设在英国的青年创业国际计划扶助青年创业的模式。
《青年周末》记者前往时，负责宣传的YBC北京办公室副主任于萍接受了采访。
准确说，YBC是一个在全国范围内扶持青年创业的公益项目，它从英国引进，面向一切想创业的年轻人。
于萍介绍说：“这是一个可以亲近的创业项目，它并不鼓励你像柳传志、史玉柱一样，做一些惊天动地的大事。任何一个小项目，只有经过了YBC的考核，就可以得到5万的创业基金。”
而且，扶持的项目没有名额限制。于萍介绍说：“如果2009年有100个项目符合我们的要求，我们就会扶持100个项目。”
申请创业项目的流程是：先递交计划书，“合格”的项目(即申请人的创业计划)引起评审专家的兴趣后，申请者将会参加由多名行业专家共同组织的评审面试。如果面试合格，YBC将发放三到五万元的创业资金，并为申请者配备一名相近领域的导师。
目前，YBC北京办已经成立了三年，已经扶持了25个青年创业项目，并带动近300人就业。
采访进行到最后，于萍说：“说实话，相比外地，北京的创业气氛并不好，也许是现在北京机会太多，不少年轻人眼高手低，更希望进大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