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让一元堂大药房国展店马经理非常高兴：一位在附近医院看完病的老太太拿着划好价的处方来到药店，请她帮忙算算这些药如果在药店买需要多少钱，结果发现比她在医院里拿能够省下58元钱，于是就返还医院，要求加盖外购章。她认为，药店相对低廉的价格对消费者还是有吸引力的，关键应该加大对《处方管理办法》的宣传。
金象大药房白塔寺店的魏经理表示，新办法实行以来，处方的数量并没有增加，依旧是每天10张左右。她认为，消费者在医院挂号、看病之后，一般都会顺便在医院取药；而药店服务对象主要是那些不需要去医院挂号开处方的患者。“《处方管理办法》只是为了规范医疗机构对处方的管理，只要医药不分家，消费者的购药习惯就很难改变。”她说。
卫生部和中医管理局联合发布的《处方管理办法》（试行）于9月1日正式实施。《办法》明确规定：除医疗用毒性药品、精神药品、麻醉药品及戒毒药品外，任何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不得限制就诊人员持处方到其他医疗、预防、保健机构或药品零售企业购药。这意味着，患者持处方可以自由选择购药地点。
那么，这则新规定是否能够解决零售药店的“处方饥渴症”呢？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我们的处方数量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医院的处方还是流不出来。”记者采访了京城多家药店，这是听到最多的一句话。
医院处方
依旧难以流向药店
永安堂灯市口药店的张经理告诉记者，自从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发布“限售令”，规定抗生素类、磺胺类、抗结核类、抗真菌类和喹诺酮类共5类约400种抗菌药必须凭处方销售之后，1个多月的时间，该店西药的销售额骤降了10多万元。而《处方管理办法》的实施对药店基本没有什么影响，该店每天接到的医院处方不足20张。据她透露，该店现正效仿其他药店，想通过“坐堂医生、咨询大夫、电子处方”三管齐下的办法，来解决处方来源问题。
北京一元堂大药房国展店是京城首家医保定点药店中的平价药房。该店的马经理告诉记者：“虽然政策规定患者可以持处方自由选择到医院或是药店购药，但是很多患者对此并不了解，特别是牵扯到医保报销问题，需要医院在处方上加盖外购章，有些患者怕麻烦，干脆就在医院拿药了”。不过，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还是让她非常高兴：一位在附近医院看完病的老太太拿着划好价的处方来到药店，请她帮忙算算这些药如果在药店买需要多少钱，结果发现比她在医院里拿能够省下58元钱，于是就返还医院，要求加盖外购章。她认为，药店相对低廉的价格对消费者还是有吸引力的，关键应该加大对《处方管理办法》的宣传。
金象大药房白塔寺店的魏经理也表示，处方的数量没有增加，依旧是每天10张左右。她认为，消费者在医院挂号、看病之后，一般都会顺便在医院取药；而药店服务对象主要是那些不需要去医院挂号开处方的患者。“《处方管理办法》只是为了规范医疗机构对处方的管理，只要医药不分家，消费者的购药习惯就很难改变。”她说。
未定罚则
新《办法》形同虚设
事实上，医疗机构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为处方外流设置的种种障碍早已是众矢之的。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卫生部、中医管理局联合制定的《处方管理办法》中才会有这样的规定：处方一律用规范的中文或英文名称书写；医疗、预防、保健机构或医师、药师不得自行编制药品缩写名或用代号；药品名称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或药典委员会公布的《中国药品通用名称》或经国家批准的专利药品名为准；药名简写或缩写必须为国内通用写法；药品剂量与数量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剂量应当使用公制单位；医师利用计算机开具普通处方时，需同时打印纸质处方等等。
然而在采访中，京隆堂大药房的杨经理告诉记者，现在他们还是经常能够接到字迹潦草、难以辨认的处方。“出于对患者健康负责，对于这类处方，我们只能退回消费者。”杨经理说。但是《处方管理办法》已经对处方的书写格式等作出具体规定了，难道医院会破坏规定吗？面对记者的疑惑，杨经理无奈地表示，就算医生不遵守《办法》的规定，药店方面也无可奈何。
记者查阅了《处方管理办法》的全部28条规定，发现几乎所有的条文都只规定了医务人员、药学工作者应该怎样做，但是没有一条涉及如何对这些规定进行监督检查，违反规定者应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法规的重要作用在于警示，违反规定会受到处罚。然而，这样一部没有罚则的规定将如何起到其应有的约束作用呢？而与之相比，抗生素限售令则明确规定违反者要受到严厉处罚，并从规定实施之初就在各地展开了专项监督检查，效果自然显著。
电子处方只是应急手段
业内呼吁“医药分家”
由于医院的处方很难流入药店，而占药店销售大头的抗生素类药品又必须凭处方销售，为了解决处方来源，很多药店开始引入坐堂医生，有的还采用由坐堂医生通过可视电话为患者诊病，然后把处方传真给药店的办法。
有关专家也认为，目前“强制凭处方卖药”的政策，在推行中确实存在障碍，且不说公众的习惯一时难以改变，而且一些所谓掌握处方权的医师是否具备资格也令人怀疑，例如，一些边远地区的医生，可能根本没受过正规的医学教育，却“手握开方大权”。另外，可视电话毕竟不如当面诊断，因此是否能够真正做到合理用药值得商榷。如此一来，将有悖国家实行凭处方销售抗生素的初衷。
金象大药房总经理张峥嵘表示，应急处方不能完全代替医院的处方，它与医院诊疗处方有一定的区别。“所以，我们只限定在应急状态下或特殊情况下使用这种方式，并采取一系列弥补措施保证病人的安全，我们会告知病人‘及时到医院就诊’；同时在处方用药量上，严格限定在最小剂量，以保证用药既符合病情的需要又保持用量合理，而不是以售药为出发点，为病人乱开乱用，随意推荐。我们希望，相关政策尽快到位，使得处方药能够严格凭处方销售。”他说。
医保全新的总经理刘志民则表示，应急处方，即电子处方只是一种过渡的手段，需要开具电子处方的病人，一般都是“清楚知道自己该吃什么药”的患者，而且这些药量一般都很小，安全性也较好；青霉素之类的药物决不会轻易卖给病人；一旦遇到急性患者，药店首先会建议患者去医院看医生。
据相关资料统计，近年来我国不合理用药的人数占用药总人数的11％－26％，日常急救病例的10％是因用药失误引起的，其中每年因吃错药而死亡的人数约有19．2万。有相当一部分患者身体一有不适，如感冒、咳嗽、头疼、嗓子疼等，便自行服用抗菌药，而滥用抗菌药的结果就是使身体产生抗药性，抑制自身的免疫力，造成机体抵抗力下降，甚至对内脏器官造成损害。
分析人士指出，要想真正做到合理用药，就应当切断处方与销售的经济利益联系：医院只负责看病而不同时卖药，药店只负责卖药但是没有处方权，医药分家，在相互制约下达到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