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近日，《人民日报》在讨论宏观税负问题时说，“如果硬要搞低税负、高福利，那么国家所需的财力只能靠负债来解决。这要面临极大的财政风险，而且是不可持续的。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由于经济增长乏力，财政赤字高企，债务压力巨大，一些被当作高福利‘样板’的欧美国家，面临财政入不敷出、难以为继的窘境。有的国家甚至引发了‘主权债务危机’，导致政府部门‘停摆’。究其原因，就是一些国家推行的高保障与高福利制度，远远超过它的经济增长水平，最终导致政府收入与支出严重失衡。这样的教训需要我们警醒。”
《人民日报》对于欧洲一些国家以借债方式搞高福利最后酿成债务危机的分析，当然有一定的道理。可是，如果以此警示国人，恫吓国人， 就没有瞄准靶子。为什么？因为中国社会目前还远远谈不上高福利，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是福利不平等。
近些年，政府推行“民生财政”，在改善民生，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方面是有进步的。比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府给予一定补贴，对于解决农民看病贵，看病难，有很大帮助，受到农民的欢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政府也在财政支出中予以补贴，到了60岁的农村老人也有一份养老金，尽管很低，农民也很欢迎。完全免费的农村义务教育也基本实现。城市保障房建设中政府财政补贴也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到2011年，财政支出中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和民生息息相关的支出比重，占到财政总支出的35％左右。历史地看，政府用于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福利的努力值得肯定。
但是，如果就此认为我们也高福利了，就不可持续了，就可能像欧洲那样得了福利病了，却完全没有道理。
虽然民生财政的比重增加了，但必须看到，35％的比重并不高。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中国政府用于自身的行政经费占总支出的比例达20%左右，而且近些年有不断增高的态势，远远高出国际普遍水平（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的行政管理经费占比一般不超过10%，更多则维持在5%左右的水平）。政府用于13亿人民的福利支出是35％，而用于数千万管理者的支出是20％，这种对比已经足以说明问题。而且，从统计来说，35％的民生支出中还包括用于相关部门的行政管理经费。如果将此一项刨除，则用于民生的实际比重仍然要大大下降。当政府将通过税收创造的财力，以如此巨大的比例用于自身的运作，用于人们深为诟病的“三公”消费的时候，任何侈谈高福利以及高福利的不可持续都只能是笑话。
实际上，就是政府支出中用于改善民生，提高民生福利水平的那部分，不但有相当一部分并没有真正用于民生福利项目，而且即使用于民生福利项目的，其分配也存在巨大的不平等，真正是冰火两重天。
尽管目前实现了医保的全社会广覆盖，但是，普通百姓与高级公务人员的医疗保健服务不可同日而语。普通百姓得病一床难求，找专家看病一号难求，但高级公务员有宽敞舒适的高干病房，有顶级的医护人员随时服务；在沉重的医疗费用压迫下，普通百姓因病致贫是极为普遍的现象，而高级公务员则享有实报实销，自己一分钱不掏的公费医疗制度。尽管政府也对城市保障房投入一定财政补贴，但是，对于数量庞大的城市低收入家庭来说，保障房无异于杯水车薪，可望不可及。但同时，党政机关却利用保障房政策，享受减免税费的优惠，修建经济适用房。这类经济适用房不但所处地段优越，而且面积超大，价格低廉。更有甚者，不少省会城市风景如画的清幽所在，都隐藏者高级官员的别墅群，其价格只是象征性的。尽管不少人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在退休后能够得到一定数额的养老金，但是，公务员阶层在职时一分钱不缴纳，而退休时领取高额退休金。
显然，从豪华体面的高干病房和为个人专门配备的医疗班子看，从实报实销无需个人掏一分钱的公费医疗看，从低价得到高品质经济适用房看，从大城市世外桃源一样的高官别墅看，这样的福利无疑是高福利。是欧洲福利社会也无法想象的高福利。如果全国人民都实行这样的高福利，那确实是不可持续的，是蕴含极大的财政风险的。可是，在中国，有多少人能够享受这样的高福利？
中国社会不同阶层人们所享有的公共福利的天壤之别，严格来说它并不是什么违法乱纪现象，而是制度化的等级特权。特权团体以制度的形式实现和保护了他们对于全社会成员应该公平而普遍地享有的公共福利的掠夺和侵占，实现了自身福利长久化最大化。这种社会不公平造成的社会怨愤所埋藏的危机，比起欧洲危机来更为严重。它使得人民的税负不管高低都成为一种不正义。所以，当前必须要着力解决的应该是这种制度化的福利不平等，而不是子虚乌有的全民高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