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第一章 1984～1990年 混沌时代以奇胜，以正和。—《孙子兵法》
1990年前，中国股市一片混沌。不过，江湖毕竟是江湖，就算是再混沌的时代，也有卧虎藏龙的高手。当时，股票在公众眼中还是一个陌生的字眼。毕竟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距离上海滩股票交易所歇业也已有30多年的时间。据历史记载，中国股市最早起源于1840年鸦片战争后。当时，外国资本大量侵入中国，同时，也把资本主义国家使用多年的集资筹资的方式带到了上海等开埠城市。进入19世纪70年代，华资企业开始发行股票筹资。1882年华商兴办上海平准股票公司，这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股票交易机构。新中国成立后，曾是远东规模最大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因充斥着投机，被当时的上海军管会关闭。再后来，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建立，1952年2月与7月，北京和天津两家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恢复的证券交易所，也淡出了人们的视线。|www.aihuau.com|21可以想象，这段漫长的空白，湮灭了多少前辈对于证券的记忆。这注定是一场有趣的游戏。在每个资本大幕刚开启的时候，都是少数精英和投机客的舞台，这个多数人不熟悉、不知道或者不看好的领域，注定将迎来历史上最原始也是最猛烈的爆炒，这个规律在历史的每个时期都是如此。只是，人们没想到它来得如此飞快。江湖上的第一个高手江湖上的第一个高手，最早出没的地点是深圳。这个故事流传很广。传说在1988年的某一天，深圳证券交易所走进来一位穿戴平常的老人，大约70岁上下，个子不高，但眉宇间透露着一股非凡之气。老人径直走向柜台，递上一张买单。那头的柜台小姐扫了单子一眼，很快就疑惑起来。单子上填的是深发展（全称为深圳发展银行），然而，深发展的交易现价是每股80元，这位老人居然填了120元。就算求之心切，提升一下价位，85元、90元也绝对足够。老人仿佛看出了柜台小姐的疑惑，态度坚定、掷地有声地说：“就这个价，给我拿两万股。”之后，老人就从深圳消失了。这个轰动性的传闻随即传遍整个深圳：“一个大户120元买了两万股深发展，不知道在搞什么名堂！”第二天，深发展股价一开盘就暴涨。1990年刚开春，就在深发展股票拆细前，当它的股价涨至180元时，那位神秘的老人又出现了。他这次是卖出了两万股，竟然挂的是比市价低22元的158元。第二天，随着这位老人的传闻再次兴起，股价应声暴跌。这位老人的两次操作被后来人称做“天下第一庄”，也是有据可查的沪深股市上的第一次“坐庄”。其实，在深发展股票发行时，老人早已将货吃足，算是打好了“底仓”，当股价到了80元时，他高价买入两万股，股票一下子放量，股价自然凶猛飙升。当股价攀上180元高点后，他又开始慢慢撤退，他卖出两万股的那天，正好全部清仓离场，算是满载而归。好事者们纷纷打听，才知道这位老先生并非等闲之辈，他的大名叫林乐耕，在民国时期曾当过“红马甲”—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老经纪人。1990年时，他已有68岁。旧上海证券交易所最早叫做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是在1919年2月由上海股票商业公会改组而来的，至今仍可在汉口路（原名为三马路）一栋8层建筑脚下看到一块原址纪念石碑。很有意思的是，石碑上还刻着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的名字，他当时做的是理事，排在他名字前面的常务理事尹韵笙正是林乐耕的舅舅。尹韵笙的身份给林乐耕进入证券业创造了条件。林乐耕16岁就从乡下来到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做练习生，当时还是用毛笔写行情。成年之后的林乐耕成了华商证券交易所的017号经纪人。到20岁时，林乐耕攒了点钱，就自己开了间叫做“乐茂”的证券号，做期货对敲交易。当年，林乐耕这些庄都在一个证券行里开户，租十几个写字间，装很多电话，光雇的人就有100多个。一个价格买进，一个价格卖出，做对敲，想把股票提高到什么价位就什么价位，兴风作浪呼风唤雨，每天可进账10根大条子①。有时候，“红马甲”还要“抬轿子”。诸如一个老板想把一只股票从5元抬到6元，但一个人抬不起来，就给“红马甲”一点好处—一般就是将股票的现价先折算给“红马甲”一部分，让他们能先赚一点钱，以便一起拉抬。当年的林乐耕就是这样的老板。林乐耕还亲历过金圆券泄密大案。1948年蒋介石为继续发动内战，决定在全国进行币制改革，明令实行金圆券币制。没想到国民党政府后院起火，上海《大公报》一篇《币制改革的事前迹象》的文章称早就有人提前获悉国家币制改革的核心机密。蒋介石长子蒋经国受命亲临督阵，以上海237家金融股市交易所为突破口，兵分八路前往检查，俗称“打老虎”。当时是190号经纪人的林乐耕就因查出有场外交易行为浮出水面。纪录显示，他在8月11日和12日两天，买进237号经纪人杜维屏的永纱股票1 600万股。警察迅速拘捕了林乐耕。此时，林乐耕一直是市场上的做多老手，正为政府公布币改方案后股票大跳水而不爽，被捕之后交代了他听到的一条市场传闻：有从南京来沪的某要员将证券交易所要停业的消息告诉了杜维屏、盛开颐、潘序伦三人，于是杜维屏等人纷纷抛空。而这个杜维屏正是蒋介石起家时的旧友、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的二公子。林乐耕这次被抓，和杜维屏、上海纸头大王魏沛霖，还有荣毅仁堂哥荣洪源关了59天，当时号称“四只老虎”。1948年9月15日，国民党政府在上海公审此案，因涉及内幕的人员太多，所以仅对几名核心当事人处以公法，当时还是章士钊大律师特来辩护的，一场轰动全国的财政部币改泄密大案就这样结束了。林乐耕幸运地被无罪释放。之后上海解放，陈毅部下宋时轮在1949年6月10日指挥解放军包围了上海证券大楼，抓了238人，封掉了证券交易所。林乐耕正好不在所里，侥幸逃脱。可以说，林乐耕在证券界浸染了半个多世纪，几经沉浮，对资本市场的很多规则烂熟于心。这样的资本高手，在获悉中国发行股票后，自然忍不住跃跃欲试。兴许，林乐耕算得上是新中国证券历史上的首批私募，尽管那时还没有私募这个概念。不过，此人在市场上的辈分极高，不仅给上海静安证券营业部出谋划策，还曾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创办者们的老师。毕竟像这样亲身经历过证券第一线的“活化石”在当时已经不多了。照理说，长期生活在上海的林乐耕，应该顺理成章地去买上海股，而且，上海在中国的证券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走在历史大浪的前方。早在1859年，美商琼记洋行定造轮船，在第一艘轮船“火箭号”10万元的造价中，就有在上海向中国人募集的1万元股份。1877年，洋务运动期间，上海推出了第一只华人自己的股票，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发行了37万多两银子的招商股。改革开放后，上海在全国证券各方面的实践也一马当先：新中国第一部关于股票的法规—《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管理办法》，于1984年在上海诞生；新中国第一只公开发行的股票—飞乐音响，于1984年在上海发行；全国第一家证券柜台交易点—静安证券营业部，也于1986年9月26日在上海风风火火开业。林乐耕为何没有选择在上海买股票呢？其中的缘由说来话长，这直接涉及上海与深圳两地证券市场发展的渊源，这也直接导致此后在中国私募江湖版图上，深圳、上海两地各成一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