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92年11月，复旦大学团委老师郭广昌决定下海经商。他下了很大决心才决定放弃出国的选择。出生于1967年的郭广昌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最末一段，但在更大程度上他今后的生活是邓小平时代的产物。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让他能够得到公平的受教育的机会，邓小平对发展商业的鼓励则让他选择了创办一家公司，而不是继续做一名知识分子——他在后来反复对人提到，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让他萌生了创业的念头。
更早之前，他是一名从浙江东阳考入复旦大学的乡村少年，读中学时最大的满足是每顿饭“吃着铺着霉干菜的热气腾腾的饭”，因为受到鲁迅的影响决定选择哲学专业。鲁迅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自己决定弃医从文，是因为“光有良好的体魄，没有健全的头脑，这也是民族的悲哀”。年轻的郭广昌则认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主要问题，也是如何解放国民思想的问题。”他在大学时代的智力偶像是马克思，整天琢磨的是“如何去完成‘五四’未能完成的启蒙任务”。
毕业之后，他获得了留校工作的机会，这在今天对于一位大学本科毕业生而言，也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成就。可是他却不能不注意到，时代的风向已经转变到让哲学家目瞪口呆的阶段。成为一名意见领袖已经不是最佳的影响时代的途径；而政治家也在逐渐从万人瞩目的神坛上渐渐隐形；新诞生的英雄和偶像只能是商人。
“做官从政并不是知识分子‘治国’的唯一出路，社会需要坚实的中产阶层，需要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和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工作者，他们是承担经济建设的主体，是创造社会资源的主体，也是社会稳定的根本。当初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先富起来的是一批个体户，所以当时社会很盛行‘原子弹不如茶叶蛋’、‘手术刀不如剃头刀’的说法。但是他们所形成的经济主体，是单薄的，是缺乏持续增长性的。只有知识分子成为经济主体，社会经济秩序才会更理性，社会才会更稳定、更良性地发展。出于这样的思考和对自己个性的判断，我认定自己也必将走从商的道路。”郭广昌在后来的一次演讲中说。
于是，1992年年末，郭广昌将自己已经换好的用于出国的美元，重新换成了人民币，和他在复旦大学团委的同事梁信军一起下海从商——尽管当时他已经通过了GRE和托福考试。他们取得了最初的胜利，二十五岁的郭广昌和二十四岁的梁信军创办的“广信科技咨询公司”，在开业十个月后就实现了他们当时梦想的第一个100万元收入——梁信军说：“我觉得挣100万就够了”，还在学校工作时，他和郭广昌曾经认真计算过，以他们两个每个月的130多块工资，要攒够100万，“不吃不喝得干八十多年”。
如今，郭广昌创立的复星国际已经是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之一，2008年的实际营业收入达到402.50亿元。复星国际也被认为是中国大陆多元化投资控股型公司的典范，被称为中国大陆版的和记黄埔和通用电气。复星称自己是一家这样的公司：扎根于中国、投资于中国成长的根本动力，其主要业务均长期受益于中国巨大的人口带来的消费需求、投资需要，持续的城市化、服务全球的制造业带来的持续增长等中国动力，它的成长取决于分享中国的成长。作为一名商人的郭广昌则提出了“修身齐家兴业助国协天下”的理念，以此作为自己的个人定位。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最近二十年左右，中国崛起的一批富有商人或者企业家群体？
郭广昌：整个社会要有活力，就必须要有很有活力的细胞，这些细胞里最有活力的一部分，当然会吸取更多的资源，创造更多的价值。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我觉得都是因为他们创造了社会价值，然后社会给了他很好的回报，让他拥有财富，也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整个社会为什么富有活力，就是因为这些人不断地在创造价值，不断地在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创意、技术、商业模式等。
经济观察报：有很多人怀疑这个群体可能并不能给这个国家带来大的改变，他们会迅速变成既得利益的一部分，而不是像之前被寄望的那样，成为新的变量，拥有更多的财富，进而有更多的力量和责任感去改变。
郭广昌：社会是多元的和分化的，不能希望某个人或者某个群体去做改变。我觉得在中国，无论是知识精英、商业精英，还是政治精英，都很有责任感，都想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富强、更好。其实你去看近代史，我们一百多年来的精英们，哪个人是纯粹为了个人利益去做事，而不是为了让国家富强？大家都很努力，但是为什么我们没做好呢？讲到底就是相互之间的力量在彼此抵消。其实很多的政治观点之间并没有必要一定要兵戎相见。一个合理的社会，完全可以通过协商、互动的形式，形成一种多元的良性的社会结构。但是很不幸，近代史上我们一直没有找到这样一条道路，我们始终是在做你对我错、和要么你消灭我要么我消灭你这样的两难选择。所以我说，尽管对新一代精英阶层的质疑本身还是良性的——毕竟他们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但还是多一份理解吧，我相信这个社会中的这些人，绝大部分还是有责任感的。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待自己这一代商人，他们年轻、思维开阔、迅速获得了财富？
郭广昌：我们这一代人很幸运，我们看到了那么多的变化；但很奇特的是，我们没有受耽误，从小学开始读书，一直读过来。但我们看过知青，看过文革，看过他们那一代人受到的迫害。改革开放这三十年就更有体悟了。我们既看到中国大陆这样走过来，也看到了香港的情况、台湾的情况、美国的情况，看了很多。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很幸运，既没有被耽误，但历史的所有经验和教训我们也都看到了。
我去韩国、中国台湾，去看很多亚洲的社会，我发现它们现代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完成的。包括战后德国的重新崛起和日本的恢复，其实都是一代人，跟中国差不多，中国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等到我们七老八十的时候，中国也就现代化了。如果能够很平衡地发展，再加上我们的努力，一个国家就可以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