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鑫生:从改革夹缝里成长的裁缝



他是祖上承制过清朝官宦、商贾的花衫旗袍的裁缝世家后代,却用祖传的一把剪刀剪开了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他曾是中国改革史上最耀眼的一颗明星,却又最终陨落,经历了免职、离乡、再创业的坎坷人生;站在30年的改革节点上,当年那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已年过古稀,但激情并未全退,他对改革深信不疑,就如对自己那段峥嵘岁月的一往情深。他是“对话禾商”栏目至今唯一一个没有专家点评的人物,因为他强调说这30年来世人的评说已太多,历史会给自己一个公平的评判。

改革者应无私无畏、问心无愧

主持人:改革开放30年,嘉兴为全国贡献了很多改革的经验,这其中,步鑫生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名字。当年他用一把剪刀剪开了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成为中国改革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想先问问步老,现在你还会不会经常回望过去的那段历史?

步鑫生:30年了,不堪回首。现在是不让你改革你自己也要改革,但在那个年代,要打破固定工资,打破大锅饭,打破劳保福利,这些都有条条框框的,谈何容易啊。 主持人:为何“不堪回首”?就因为当时你的改革在打破这些条条框框时受人诟病?诟病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步鑫生:那时候条条框框框得很死,每走一步都很艰难。比如说客户来了要招待,我搞三菜一汤,现在看看三菜一汤是很正常的事情,但那时候不行啊,招待费属于违反纪律的。比如我要在厂里搞企业文化,搞厂徽、厂歌、厂庆、厂服。人家就告状说:国家有国歌,哪来的厂歌,国家有国庆,哪里来的厂庆。再比如说我搞花园工厂,花了几千块钱,在大门口种了6棵龙柏树,厂区里各式各样的花一年四季都有。人家又去告状,说步鑫生搞资产阶级的一套。我还搞了一个150平方米的接待室,样品间都是自动的,按钮一按,陈列室门自动打开,五颜六色的灯光跳动。客户一看,这个接待室真现代化。他们又说我浪费,甚至有领导说,这种东西要来干什么呀,把它关掉!

主持人:早在1981年时,你就在厂里提出了“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奖金分配制度,打破“大锅饭”。而且,将做得不好的工人给予辞退,彻底打破了国营企业工人“铁饭碗”的习惯。你共辞退过多少名工人?当时这些改革措施的灵感来自哪里?

步鑫生:我真正改革是从1978年开始的,但那时我并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情就是改革。就拿奖金制来说吧,原来都是固定工资,进厂做学徒工两年,两年之后转试用工,再一级工、二级工、三级工……但衬衫是流水化生产,有的学徒没有转正,干活已经很熟练了。那我想不行,我要提高产量,搞超产奖,叫实超实奖,实欠实赔,超多少奖多少,缺多少赔多少。我脑子里只要对国家有利,对企业有利,对职工有利,就大胆干。那些红头文件合法,但不合理,所以我必须要打破它。

主持人:在你出任厂长之前,这个厂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效益不太好的红星服装厂,但在你的领导下没几年就焕发出生机,这都是因为你推行了这套“合理不合法”的改革所取得的成效?

步鑫生:这个厂是在1956年合作化的时候组建的,是个只有60多人的小集体。从1956年到1974年的18年,企业已经僵化了,没有激励,没有厂房,没有设备,没有劳保。1974年我开始动脑筋了,经过调查,我发现浙江、江苏没有专业衬衫厂。我就提出来搞专业衬衫厂。1974年我就开始到上海去参观。当时上海有7家专业衬衫厂。回来之后,我再带了4个人去学习,就看他们怎么管理,呆了几个礼拜,回来后就开始试制产品。做到1976年,开始有大批学徒进来,一年进一批学徒,每收一批学徒就送去上海学习,一批学徒回来就发展一个车间。

1976年还在帮人家上海贴牌,1978年开始就做自己的牌子了,“双燕”牌。到1980年,我们开始自己培训职工,同年造了新的厂房。“双燕”牌是最早打入上海市场的外地衬衫品牌。

主持人:你一个小镇上的衬衫品牌要进上海市场不容易啊。

步鑫生:外地服装进到上海市场,我们是第一家。1981年,我们在上海淮海路嵩山电影院上面做了一个大型的霓虹灯广告。其实那时我们创造了几十个集体企业的全国第一:譬如搞企业宗旨全国第一,搞治厂精神全国第一,搞厂庆厂服厂歌全国第一,搞时装表演队全国第一。

主持人:说起你的改革,1983年肯定是个非常关键的年份,因为那时候《人民日报》有史以来第一次为集体企业的一个厂长写了一篇专门的通讯——《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这篇报道你是当天看到的,还是别人看到后传给你的?还记得你成为全国典型时的心情吗?

步鑫生:真正报道海盐衬衫总厂,最早的还是《浙江日报》,1983年4月26日,《一个企业家的歌》。在写这篇报道之前,《浙江日报》的吴尧民社长听到社会上对海盐衬衫总厂的争议持续了好多年,于是专门到我们厂里来看,回去后安排三个人,江坪、周荣新、陈冠柏来边了解边写,《浙江日报》整版报道。报道以后又发了一个评论员文章,说“步鑫生是一个改革者,我们必须要支持,要千千万万个像步鑫生这样的厂长”。“改革者”三个字我是第一次见到,也是第一次听说,我只晓得土话说要破旧立新,要有新的办法。接下去,《浙江日报》又发了两个报道,一个是报道海盐衬衫总厂在厦门搞联合企业;还有就是11月11日报道厂庆,厂庆时还专门在上海租了辆皇冠牌轿车用来接送客户,月租金3000元。

主持人:租一辆轿车一个月3000元,那时候一件衬衫卖多少钱?

步鑫生:一件衬衫只卖十二三块,每件衬衫利润基本上在8角。效益最好时候,是1981年广交会,我同香港客户谈了一批涤纶,涤纶那时候最时髦了,做男衬衫嘛,我订了19万米。之后我推出“双燕”牌,那个时候市场上涤纶不大有的,这里面我们挣了一大笔钱。这说明做贴牌加工很苦,凡是做贴牌的,饿么饿不死,发么发不了。所以不能做贴牌,一定要创牌子,创了牌子价格自己定。

主持人:尽管《浙江日报》将你定性为一个改革者,但是当时政府层面某些官员,还有其他一些媒体对你还是有很多争论,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说法,对不对?

步鑫生:对。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曾对海盐衬衫总厂作出两次批示,一次是在《人民日报》发了《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后。另一个批示是人家告我步鑫生四十条罪状,把步鑫生说成是一个独断专行的厂长,告到了中央。中央派调查组来调查,调查到第三天,中央精神来了,肯定这是改革。这些冲突与争论,现在看来很正常,实际上呢也是观念的碰撞,我们没有私人恩怨。

主持人:那时候有这么多的声音,当地政府也有不同的争议,作为你自己来说,有没有犹豫?

步鑫生:争议当然多,我步鑫生开除了三四个工人,当时是不允许的。但是我认为这对企业发展有利。你只要想,当时我这个厂穷得来,就只有几台老爷设备,没有厂房没有劳保福利也没有工会,没有人来管,没有人说不好。我企业发展了,千奇百怪的事情都来了。像我改劳保福利,1982年我们县里一位副书记写了个条子托人给我,我一看,他说“劳保福利、固定工资都是国家红头文件规定的,要改回去”。我当场把条子撕掉了。什么改回去,工资发不出你来发?所以我这个人的性格呢,只认理,吃软不吃硬的。你要是跟我拍桌子,我就是不买你的账。

主持人:回过头去看,1988年的时候,当海盐衬衫总厂陷入困境,你的处境也陷入困境时,如果服一下软,承认一下“错误”,从一个改革急先锋到被免职厂长这样的人生命运是否就可避免?

步鑫生:我个人没有错误。西装生产线的错误上马是人为造成的,我步鑫生问心无愧。所以改革者,只要你无私无畏,问心无愧,什么都不用怕。

当年曾有人问我,步厂长你有没有后台?我说我最大的后台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精神是我的后台。那人又问我,我们做厂长的改革具体怎么操作法?我说,你当厂长,就要把束缚生产力的,束缚职工积极性的那些条条框框都打破。标准就是要对国家有利,对集体有利,对职工有利。

改革开放30年来,事实证明改革得人心,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过去30年靠改革,今后还是要靠改革。

时代选择了我,媒体也选择了我

主持人:你是1983年开始受到媒体的持续关注的,一直到1988年因为企业经营的情况再次受到媒体关注,每次当改革发展到一定的历史节点,如20年或者30年,你都会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人物,这些记者有因为报道你而成为你朋友的,也因为报道的原因跟你有了隔阂。这大半辈子你几乎都在媒体的关注下,对于你的人生而言,甚至可以说是成也媒体、败也媒体。

步鑫生:这也许是命运吧。我那时候搞企业、搞创新、破除一些旧的东西,不是为了自己出名。那个年代的厂长都很卖力,不光我这个厂长,都拼命在干,但为什么干不好呢?真正原因在于体制。因为我从小是做裁缝的,爱好这一行,我想行行出状元,做一行就要爱一行,必须要做好,做好就得打破那些条条框框。所以是时代选择了我,同样媒体也选择了我。成败不是在于媒体,一些缺乏新闻道德的记者属于个别。

主持人:1984年的秋天,你创办年产30万套西装厂的报告获得中央的批准,投资达到80万美元。这个西装厂被后来很多研究“步鑫生现象”的学者认为是你失败的开始,你同意这个观点吗?

步鑫生:我步鑫生没有失败,如果一定说失败的话,那应是某些人头脑发热的失败。

这里有历史的原因。我不愿意搞西装,一会儿叫我小搞搞,一会儿叫我搞全国最大的,最后说是厂子已资不抵债,那么这个“资不抵债”应该是政企不分造成的资不抵债,这也是当年改革还不彻底的结果。厂房建好了,“西装热”过去了,当时头脑发热的人不但未承担责任,反而倒打了一耙。

主持人:但是在全国形成改革的共识和高潮后,你却离开了海盐,当年你是否是带着仇恨、带着不满离开的。后来你又辗转于北京、辽宁、秦皇岛、上海,其间,还经历了两次重新创业,是否吃了很多苦?

步鑫生:不是不满,是愤怒。

没有,我不管到哪里,当地领导都支持我,因为他们知道步鑫生虽然性格倔强,但是干干净净、正正派派做人。好多企业家还写信鼓励我,支持我。但是我离开后,我不到好的企业去,我专门选择快倒闭的企业,把它们重新立起来。譬如1990年到辽宁盘锦时,当地很多记者问我,你千里迢迢到辽宁来,专门到快倒闭的企业,你图什么?我说我不图名不图利,我要在最差的企业创出牌子来,我就是要争气,体现步鑫生的人生价值。他们又问我几岁了?我说我步鑫生生理上59岁,心理上38岁。

30年改革史,百年步家裁缝店

主持人:问你一个个人的问题,如果不是时代选择了你,作为一个出生于裁缝世家的传人,你是否会成为一个靠手艺吃饭的裁缝名家?

 步鑫生:从改革夹缝里成长的裁缝

步鑫生: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衬衫总厂的前身——步家裁缝店100周年。我从小就学裁缝,步家人都是做裁缝的。我9岁时父亲去世,当时我最大的哥哥16岁,第二个哥哥15岁,一个到上海南京路,一个到上海霞飞路,一个学男式裁缝,一个学女式的。我堂哥接了我父亲的班,我的手艺是跟堂哥学的。我姐姐也是做裁缝的,我表哥也是。步家是裁缝世家。1956年,响应国家号召,大家走到一起来,步家裁缝店也合作化了。

主持人:你9岁丧父,童年也是很艰辛的,你觉得这个百年步家裁缝店,你们步家的人还有没有想法把它做起来,何况现在时代也允许了。

步鑫生:不光步家裁缝店,海盐街上老牌子很多,现在都没有了。昨天,我对海盐搞旅游的朋友讲,你们要搞特色,以前海盐饮食文化很有名,海盐的小笼包子多少好,海盐烧卖多少好,我在上海十多年了,跑遍上海,吃不到一只真正传统的烧卖。以前海盐的面馆各种面都有,现在大多是大路货了。真可惜!

主持人:你的人生跌跌宕宕、起起伏伏很多次,你现在最想做的是什么事情?

步鑫生:我现在不管怎么样,心情很坦然,我一辈子不管什么风风雨雨,付出是应该的。我干一行必须要把一行干好。一个人必须要付出。从小是索取,向母亲索取,向社会索取,到一定辰光必须要付出。所以我没有什么感到遗憾的事情,为改革而受到委屈也是值得的。历史上的改革者,从商鞅变法,到王安石、谭嗣同,都没有好下场的,但步鑫生没有得到什么不好下场,因为我们的改革是在党领导下的改革。

主持人:你今年已经76岁了,你觉得你现在的心理年龄是多大?

步鑫生:四五十岁吧。我身体好得很,我一定会长寿。我搞裁缝,从小开夜工,练出来的。

主持人:现在做企业的人对你有一定的感情,嘉兴乃至全省民营企业特别多,他们也很想知道,改革开放30年,很多民营企业的历史也有二三十年了,他们要特别警惕什么?他们要保持什么样的状态才能保持企业平稳发展?

步鑫生:不搞企业不知道搞企业的难。我们1984年7月份项目批下来,当年年底宏观调控开始,钢材从每吨600元涨到1200元,翻一番。1985年底,设备还没安装好,“西装热”已经过去了。去年开始宏观调控,好多企业很难,所以我非常理解他们。宏观调控不可怕,既是风险又是机遇。要学会从夹缝里面求生存。做企业最关键一点是上项目不能跟风,下项目更不能跟风,谁坚持住谁就能胜利。产品更新,设备更新,观念更新,经营更新,这样企业才能更好发展,要坚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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