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79年，周星增令人羡慕地考上江西财经大学。
曾任温大教研室主任，然而象牙塔锁不住他的豪放和闯劲：
先去天正，后自办建桥学院，现驰骋商界前沿——教育、房地产、资源、能源、养老业……样样显赫。
嘉宾妙语
●我的学校肯定比我的生命要长久。
●（40多岁的）这些企业家，是中国最富的，也是最穷的，因为他们贷款最多，欠钱最多。这批人现在还有梦想，还想干大事业，他们最需要钱。
●我觉得房地产赚钱赚得没尊严，因为在政府眼里、人民眼里、媒体眼里，你都是坏人。虽然做这个（房地产）钱好赚，但赚得没意思。
●（舟山）油库当时在跑审批时，用的机票就有几十厘米高。
●政策障碍就像是一堵墙，最好的方法是绕过去，绕的人多了政府也就会把它拆了。
●很多人都觉得温州企业家的学历不高，其实我觉得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不一定需要很高的学历。
下海是为了让父母的生活过得好一点
金可生（下简称金）：上次在上海你留给我很深的印象，你所涉足的教育、养老、矿产、能源等产业都是比较前沿的。我想，你创业时的梦想以及在这些行业遇到的状况对我们温州的企业家肯定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我们就从你为啥下海创业开始谈吧。
周星增（下简称周）：1989年，在温州大学，我是最年轻的教研室主任。教师虽然是一个很好的职业，但我觉得不符合我的性格：我的性格有点浮躁，做不了很深的学问。而且教书的生活太平淡，未来的路都看得清清楚楚。更主要的是，那时太清贫。我和爱人都是大学老师，我们干了10年就只存了1万多块钱。当时温大分给我一套房子，这一万块钱付了款就没了。还是父母拿出几千块钱，让我把房子装修起来。小的时候，我跪在母亲面前说，我周星增长大后不赚很多钱给你用我就不是人。但到我30多岁的时候，不仅不能给父母带来一些物质上的享受，还要从他们那里拿钱来装修，我觉得太窝囊了。于是为了赚更多的钱给父母用，我就下海了，跑到我高中同学高天乐那里去。
金：那你又是怎么从低压电器行业转行去办大学的？
周：当时柳市低压电器，排名就是正泰、德力西、天正。我们排在第三，当时最大的梦想就是超过正泰、德力西，但是做了好多年，不但没超过去，反而称自己也是老三的企业多了好几家。我就跟高天乐谈，这样不行，要超越必须做两个改变：跳出温州，进入一个新的地方，比如上海；改变行业，不能都做低压电器，要试试别的行业。他同意了，派我到上海去看看。到1999年的时候，我们就组建了上海天正集团。除了低压电器以外，我在上海还发现了两个机会，一个是房地产，另一个是民办高校，但在董事会上，这两个投资建议没有通过。所以到了当年6月底，我就出来自己干。7月1日，正式成立了建桥公司。
金：在上海这样一个国际大都市办大学，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想都不敢想的，你凭借的又是什么呢？
周：当时和上海的企业比，我们还很小。在这样一个大城市里，投资一两个亿，根本就引不起人家注意。但如果我在上海办一座大学，人家就会很奇怪，一个外地人，怎么敢在我们上海办大学？我一点广告费都不用投，就可以引起上海的媒体、政府、百姓方方面面的注意。再一个，当时上海的民办教育并不发达，虽然有十几所民办高校，但是规模最大的也只有50多亩地，还是三档学院，而且模式都是一些退休老教授办学校。我觉得自己在学校待过那么多年，当过老师，也当过干部，有一定管理经验；又办过企业，有经济头脑。应该比他们有优势。
金：除了经济上的考虑，你自身在大学当老师的经历也让你对办学有着独特的情结吧？
周：对，这里面有我教书出身的因素，也有我母亲的影响。那几年，我富裕起来了，给母亲的钱也多了，但她基本都拿去修桥补路、资助乡里。我对她说，我下海就是为了让你生活过得好一点，但你好像根本就不想用我的钱。她说，在她眼里，考上大学的那个儿子，含金量是最高的，最值得她骄傲。这个就是你有10个亿、100个亿的钱都比不了。所以她对我说，如果你真有钱了，就去办所学校吧。
把教育仅仅当成投资，是办不好的
金：经过在建桥学院10年的摸索，你对民办教育的前景如何看？
周：教育部现在已经明确提出，民办教育是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和我们民营经济也是一样，从“补充”到“组成部分”到“重要组成部分”，我想以后，包括财政支持各方面都会好起来的。
社会也确实需要民办学校，有些公办学校做不了的，我们民办可以做。比如我们明年想开高尔夫专业，公办学校由于舆论上的压力就很难上这个专业。
从全世界讲，包括美国哈佛、斯坦福等都属民办，民办学校的发展前景是非常好的。
尽管如此，民办教育投资者的心态还是很重要，到底是作为投资还是作为事业。如果仅仅把教育作为一项投资，像房地产一样，想赶快赚回来，那肯定是办不好的。对我来讲，我的学校肯定比我的生命要长久。但纯粹当成事业来做，不讲效益的话，每年亏很多钱，也无法生存。
金：民办教育，现在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自主权。比如招生，我们想多招一点也不行，被指标卡死。如果给我更多的指标，我就可以再去买地，把学校办得更大。专业设置方面也还没有完全的自主权，要审批，每年有很多的评估。比如课时的安排上，理论课一定要多少，实践课一定要多少，都会帮你量好的，这样学校想办出特色就很难。
另外，学校这个资产是不能随意处置的，如果要转得经过政府各方面的同意。也不能在银行抵押贷款，各方面的补助又基本没有，这些也是很大的制约。
金：社会上对民办学校的营利性颇为敏感，你们是否也碰到这方面的问题？
周：确实比较敏感。办皮鞋厂、开酒店赚钱是正常的，但办学校你说要赚钱大家就觉得不对，要指责你，这样大家投资就容易失去信心。以上海来说，这几年已经很少有民营资本来投资教育了，倒是一些外资，走了很多曲线进入这个领域。我主要是还有一份热情让我继续下去，梦想要把它做大做强。
金：只讲奉献，不讲回报，是以前舆论上的偏差，如果把民办教育都办成慈善事业，那么办教育的路就窄了。《论语》里孔子批评子贡自费赎奴而表扬子路救人受礼，就是这个道理。
周：而且我认为我们中国的企业家并非不讲奉献。现在企业家中40多岁人最多，这批人是中国最富的，也是最穷的，因为他们贷款最多，欠钱最
多。这批人现在还有梦想，还想干大事业，他们最需要钱。他们不断在投资，你想叫这批企业家停下脚步来不再投资搞捐赠，不现实。再过30年看，这批人干累了，才会开始捐赠。所以现在媒体上经常说，中国的企业家为什么捐赠得这么少，而美国这么多。我觉得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好不容易积累起这么多财富，还想做事，并且慈善的体制还有些问题：税收上的减免政策还没出来，渠道也不畅通。但我相信再过30年，我们中国企业家不会比美国人的觉悟低。
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事业就能长久
金：无论是盈利问题还是政策的明朗化，办养老院甚至可能比教育更难，为什么你还投资建设了上海最大的民办养老院“亲和源”？
周：其实养老事业是我的又一个梦想，不纯粹是为了投资。我觉得尊老爱幼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现在爱幼是做得很好，整个社会把最好的资源都给了小孩，但老人却很少得到我们的尊重。在我当上海市人大代表的这么多年，每年都在呼吁政府在支出中列出一个项目——养老事业支出，可是却一直没有。我们的企业捐献希望工程的很多，但投资养老院的却很少。我做养老院就是想带动更多企业家来做。我觉得任何事业只要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社会，这个事业就能长久，可能前面的人会辛苦些，但做好了也能取得成功。
金：你对“亲和源”是怎么定位的？
周：我觉得养老还是居家养老最合适，但有的家庭确实不具备，比如子女都在外国的。我的“亲和源”就是解决这些人的问题，目前总共有十几万平方米，已经投资了5亿多了，是和镇里合办的。因为拿不到地，地是国家划拨的，只能划给国营的。最后是镇里领导见我们真心真意办，就拿了一块综合用地，和我们合办。
金：民办养老事业的主要困难在哪里？
周：首先是用地。目前养老院属性的用地项目是没有的，只有房地产用地、综合用地、农业用地等。如果拿房地产用地来做养老院成本太高，农业用地又不能去占，所以没办法只能拿综合用地。但综合用地很贵，这就导致我们收费低不下来。除了用地问题，养老院还不能贷款，怕你还不起倒闭了让政府埋单。目前，各地政府希望你办养老院最好是捐赠，但我们目前还做不到这样。现在上海进入养老的人群达到20%多，到2040年我们中国就有30%是老人，养老问题很严峻，各地政府应该把养老纳入社会发展规划。
我从不把地产方面的头衔放到名片上
金：教育、养老，都是投入大回收慢而且政策上困难重重的行业，你靠什么去支撑它们呢？
周：主要是房地产，在上海我开发了200多万平方米的楼盘，江西有20多万平方米，山东有30多万平方米，北京有6万多平方米，另外在海南、四川等地都有。但是我觉得房地产赚钱赚得没尊严，因为在政府眼里、人民眼里、媒体眼里，你都是坏人。虽然做这个钱好赚，但赚得没意思。我虽然是上海房地产协会副会长，但我从来也没把这个头衔放在名片上，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在地产上做得那么大。
金：但你却不准备将房地产作为一项事业？
周：我现在房地产已经在逐步收手了，因为房地产更注重机会，我无意在这个行业做大做强。将来我的投资方向肯定是资源、能源方向。
能源与资源，最大的风险在于政策无法预期
金：你是将能源与资源作为未来的盈利点？
周：我在2005年底就决定转向矿产资源、能源，我觉得矿产能源总是越用越少，会越来越值钱。所以在河北承德买了一个铁矿，在山西买了两个煤矿，开了焦炭厂、洗煤厂、发电厂，形成循环。能源方面主要是石油，我觉得石油利润很大，而且发展空间更大。我们在石油贸易方面是“非公经济36条”颁布后第一批国家发改委批准的民营企业。在舟山也有一个油库码头，这个油库当时在跑审批时，用的机票就有几十厘米高。
金：但是做能源和资源也有不少风险，比如矿产，最近在山西投资矿产的温商基本都退出了，损失不小。你在这方面应该也感受颇深吧？
周：做能源和资源最大的风险在于国家政策的无法预期。比如当时我买煤矿，国家的政策是年产量15万吨以上的可以开采，以下的要关掉。去年矿难出了之后，山西省就把小煤矿都关了，基本上关了的都是民营的，因为国营的都比较大。现在山西有煤矿2800多家，据说要精简到1000家，门槛越来越高，所以基本只剩下国营的了。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国家想把这种资源型的战略物资重新掌握到国有企业手里吧，这些是我没料到的。
金：除了煤矿，你的其他矿产投资近况如何？
周：铁矿最近都已经开了，焦炭还关着。焦炭的原料是煤，因为煤矿很多都关了，所以煤炭涨得很厉害。
政策障碍就是一堵墙，绕的人多了，政府就会把它拆了
金：其实你所涉及的行业，在“非公有经济36条”中都是有提到的，但都缺少实际操作的办法，对此你怎么看？
周：有人说，没有36条还好些，大家只管做就行了。但公布了就麻烦了，反而就像个玻璃门，看得见，进不去。像现在的石油行业，说让我们民营的进去，可实际进去的又有多少呢？民营企业反而更无法进入了。
我们的4万亿投资计划，我看到的主要是铁公基——基础设施、铁路、公路，这些项目的承接单位基本上都是国有的，国家等于是把税收都转为这些国有企业的利润，所以这几年虽然国家的经济形势不好， 但国有企业的利润却在不断增长。如果要一项项分列开，支持民营企业的到底有多少，这个数据拿不出来。
金：你进入正在向民营资本开放的这些领域，遭遇的许多问题都是温州皮鞋、服装、低压电器、打火机等行业不曾出现过的，你就没有丧失过信心吗？
周：很多领域有很多问题是我想不通的，但我想如果都不去做，事情就不会有进展，总要有几个人去推动。我把政策的障碍看成是我前进道路上的一堵墙，有的人想把它推倒，结果碰个头破血流；有的人想翻过去，要翻很久。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绕过去，绕的人多了政府就会把它拆了。做事业就应该用这样的态度。
金：温州的企业家以敢于尝试而闻名，今后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温州人进入到这些全新的领域，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周：很多人都觉得温州企业家的学历不高，其实我觉得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不一定需要很高的学历。大家忙着赚钱的同时，应该要考虑把钱投在哪里才更能增值、更有价值。我认为同样的资金投在教育、医疗、卫生、养老，它的含金量更高，前景更广阔。所以以后的投资方向应该更多关注民生、社会问题以及高科技、金融领域。我认为，这些领域更容易出现一些世界级的企业。 我们温州人是很会突破的，只要你能给我很好的空间，我就能很好地发展。哪怕你不给我空间，我也会慢慢想办法，这就是我们温州人很好的理念。所以我希望有更多的温州企业家和我一起，去推动政府将更多领域向民营企业开放。
总编手记
非禁即入
非公36条的颁布至今已有四年。
从与周星增的对话可见，“非禁即入”问题远远没有解决。最近的一些报道也说“国进民退”在抬头、蔓延。我们的民企在经受成本提升和金融危机带来的出口压力后，似乎又多了一重压力，让人感觉到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我们到底怎么看？
前几天，人大的一位教授在“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形势分析”报告中这样说：我们上半年信贷投入的7.37万亿大部分被国企享用，计划的4万亿政府投资，主要是“铁公基”。虽然最近有专家和官员说经济已回暖，但最令人担心的是，民营经济被阻隔在“玻璃门”之外，看得到、进不去，从而整个国家经济复苏的后劲将会不足。
最近，央行行长周小川也说：民营企业是拉动经济的一个重要力量，政府将出台政策逐渐放开对民营企业的投资限制。
去年，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一直在呼吁：我们在抓投入的同时，关键是要抓垄断领域的开放，让更多的民企进入。
其实，即使没有金融危机，也应尽快解决“非禁即入”问题。30年的改革开放充分证明：放开商品生产，才有今天工业品的琳琅满目。同样，今天我们看到的许多民生问题如教育、医疗，出现“排队”现象，优质资源如此严重短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民营进入。
近日，有消息称，国务院将在8月后出台鼓励和促进民间投资的“民资20条”。
形势在发展，专家在呼吁，国务院在推动，“非禁即入”的春天不远了！
我们该怎么办？
周星增已走在前头，在那些领域遇到困难时，他的经验是“绕过去”。绕也好，闯也罢，温州人是最有经验的，当年搞市场经济时，就因为有篱笆（政策阻力），才有温州发展的先发优势，才孕育出以民营经济为代表的温州模式，铸就了一支响当当的温商大军。
我们应该看到：
过去为眼前的生存而“闯”，今天要为长远的发展而“进”。
过去没政策，处处要提心吊胆；今天有“天时”，事事要高瞻远瞩。
过去靠的是胆大和机遇，今天靠的是实力与智慧。
我们要凭借独特的营销优势、雄厚的民间资本实力、初具规模的品牌影响力和勇于创新的民营企业家群体，向着“非禁即入”的大门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