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直面金融危机
2008年风靡中国经济学界的词语“不确定性”，最终没有往好的方向演变——在内外冲击之下，中国经济出现了急剧减缓的调整。时至旧年末新年初，多位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对2008年经济研究的反思性认识显得极具意义。
没想到雷曼破产冲击波如此之大
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现任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1月6日在一次会议上回答《第一财经日报》记者“2008年的经济形势有什么出乎你意料的地方”的提问时指出，没有想到去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以后，世界供求关系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各种产品的价格，特别是大宗商品的价格突然暴跌，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如此大的冲击。
樊纲指出，中国经济的国内、国际两个层面的趋势同时在起作用，国内的趋势上大多想到了，没有想到的是国际的趋势。
“危机之前，在一定意义上也想到了，就是美国泡沫总归要破灭。但以这种方式破灭，而且是这么突然的方式破灭，确实没有想到。本以为次贷危机之后，泡沫会用几年的时间慢慢地逐步消化、渐进破掉，没有想到雷曼兄弟破产又爆发这么一轮大的冲击，以激进的方式破掉，确实没有想到。这也是一个案例，我们的经济学家也会长期地进行研究。”樊纲说。
樊纲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该论坛聚集了约50位中国最知名的经济学家，是中国主流经济学界最知名的学术组织。
我们对金融全球化认识不足
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另一位成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1月10日在北大—林肯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研讨会上发表专题演讲时认为，美国由房地产领域的问题触发全球金融危机，而且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导致全球经济危机，导致中国经济大幅调整，“至少我是完全没有想到，这说明我们的理论学术研究滞后于实践，缺乏预见性和前瞻性”。
在演讲中许善达认为，金融、经济危机为什么没在较早阶段引起学术界的研究和关注，主要是由于两个环节上的滞后。
第一个环节是过去对金融衍生工具的了解比较肤浅。过去我们对金融衍生产品也不是没有了解，但实事求是地说，这关注还是从一个很低水平的角度来看。完全没有意识到，衍生工具最后会形成这么大的泡沫，甚至会引发现在的金融危机。
第二个环节是虽然我国在贸易全球化上获益，但对金融全球化的理解上有很大差距。他认为，中国是很积极地参与全球化，在加入WTO多年以后，中国在世界商品市场是受益最大的国家之一，但是在世界货币市场、金融市场的全球化领域里，我们的认识是比较迟的。
“而恰恰是这两个问题，决定了此轮金融危机的深度与广度，由于在这些问题上的理论准备不够，所以在遇到这样一个金融危机爆发时候，我们的前瞻性不够。”许善达指出。
他举例2008年的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指出，2007年底中国觉得施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当时制定这个政策的依据，是国际上流动性过剩，中国流动性也过剩，这个决策是符合当时的实际的。当时学术界的争论，是2008年的从紧，是维持2007年的从紧力度，还是要比2007年更紧，因为2007年已经多次加息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了。
“但是事实上，从2007年底到2008年1月，那时国际金融形势已经开始发展变化，当时发达经济体的流动性已经开始不足，像美国、欧洲、英国、日本都在1月份开始投放流动性。但是我们还是坚持继续从紧，没有作出调整，好像当时国际上的变化跟我们没有关系，事实上这个变化对中国的影响已经开始逐步显现出来，我觉得当时对这个的认识并不是非常充分。”许善达总结说。
他继续指出，2008年4月份学术界已经有观点认为：在一些沿海的地方出现了经济下行的一些先兆，不是继续向过热方向发展了。当然围绕这个判断，研究还算比较快，从2008年7月份将两防政策调整为“一保一控”，把大的宏观调控方向改过来，但是这个改过来，对国际上可能产生的问题准备还是不够充分。所以到了9、10月份金融危机进一步爆发，中国准备不够充分。
“作为学术界来说，应该有更高的视野，更历史地看问题，应该更有预见性，更有前瞻性。但是实际上我们没有做到这一点。当然也有人写了预警性的文章，但是总体来看，我们学术界对这样一个9、10月份连锁发生的经济危机，我们的前瞻性是不够的。”许善达说，我们理论研究已经滞后于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没有看到世界经济发展全球化、国际金融市场这种种的变化会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对于未来的学术研究，许善达认为，不应停留在原来的理论体系当中，过去的理论体系已经不能适应现在全球经济发展的形势需要。我们应该有一个突破，应该有创新。
“另外，学术研究有一部分要研究对策，但也还要有研究战略问题。理论研究、战略研究如果出现错误、失误，或者说不够，对我们工作造成的损害，会远远大于一个政策制定不太切合实际所造成的损失。”许善达最后说。
太相信美国的那一套
另一位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中国货币政策决策的重要顾问之一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2008年中国对危机的认识整体不足，这种不足一直持续到9月份及之后的“两房”危机和雷曼倒闭危机，对美国次贷危机的深度和广度估计不足，对危机之于世界的冲击程度估计不足。
“这种估计不足的根源是我们对美国金融模式的认识，对美国那一套我们太相信了。”这位经济学家列举，比如所谓的泡沫是不可判断的，事前不可知、事后破裂了才知道，等等。
他还指出，我们对美国经济金融体系的不健康程度认识不够，而这是有很大的问题的。美国经济是建立在地产和金融泡沫的基础上，这是一个根本的判断，但对这个根本的判断缺乏认识。一旦危机真正来了，来得这么突然，准备和认识不足就会产生冲击。
这位经济学家还指出，对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尤其是实体经济的影响，认识也不够，我们低估了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冲击。对于中国如何参与全球经济金融体系分工，中国过去的一些认识是建立在全球经济金融顺利发展的前提下的。中国一直在不断地积累贸易和资本的双顺差，对这种积累的危险性没有估计到。
“从长期来说，英美市场经济的模式问题、国际不平衡问题、金融体系货币体系的问题都需要评估，中国在实体经济和金融层面如何更好地参与国际分工，也是一个需要加强研究的战略问题。”这位经济学家最后还强调了一点：很多问题国内主流学界没有认识到，西方整体上主流学界也没有认识到，但也有一些观察人士在之前观察到了危机的逻辑，这也是要承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