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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浙江人在改革之初就畏首畏尾、缩手缩脚，不敢越雷池一步，我们就完全无法想象浙江凭什么收获经济发展的果实、浙江因何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模范生”。
在中国东部沿海的各省中，浙江的自然条件并不好，陆地面积狭小，地形复杂，人均耕地居全国最末位、人均资源综合指数居全国倒数第三，有“七山一水两分田”之说。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来，既无自然资源、又无政策扶持的浙江却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成为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大省之一。许多人都在探究其中的原因，胡宏伟先生的《中国模范生——浙江改革开放30年全记录》就是其中之一。 经济学家钱颖一先生评论说：“这本书向我们揭示了两条简单的原因，即人的创造力和制度的灵活性。而这两者的共同基础，是人的思想解放。”为什么浙江人更有创造力呢？文化上的重功利，重个体，重能力的价值观是一方面，自然条件的差距迫使民众自发性制度创新是另一方面。浙江的制度灵活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调动起了成千上万人的积极性，“走遍千山万水，讲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历尽千辛万苦”，创造出了举国、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成为了改革开放中的“模范生”。 根本在民营 社会的进步、制度的变迁，在许多研究者笔下都不乏归功于社会精英的影响。书中列举了从步鑫生、鲁冠球到徐冠巨、马云等近六十位浙江商界的先锋人物，通观全书，就会发现他们的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民营。 民营经济，是推动浙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浙江经济快速增长最耀眼的亮点。得益于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浙江从一个“资源小省”发展成为经济大省、强省，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多年高居全国第三，农民收入近二十年高居全国第一。撑起浙江民营经济的强大力量，正是活跃在浙江大地的一个个民营企业、一个个民营企业家。这些民营企业家是民营经济的“灵魂”，为浙江经济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有统计显示，截至2008年上半年，浙江民营企业为全省创造了70%的生产总值、60%的税收和76%的出口，以及90%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 民营经济是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经济。这种当家作主，是直接地当家作主，是完全意义上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从所有制的角度讲，业主就是企业的主人，对自己的财产具有不可争议的自主权与处置权。民营经济的优越性在于产权清晰，灵活经营，决策迅速，贴近市场，动力机制极强，有自我约束力，没有“大锅饭”、“铁饭碗”等弊端，效率高、效益好。民营经济的魅力就在于解放了人性，顺应了人性，激发了人性，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民营经济自身的活力，决定其必将成为经济领域中的中坚力量。 浙江的模式正如杜润生同志所说“民办、民营、民有、民享。它是自发的，又是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秩序”。正是有了民营这个根本的动力，才有了成千上万民间的精灵被释放了出来，在浙江产生了中国第一家私营企业、第一个专业市场、第一个股份合作社、第一个农村合作社、第一座农民城，浙江的改革开放才变成了以“千百万民众为主体的朴素的脱贫致富的伟大长征”。从义乌看制度变迁
位于浙江中部的义乌，是个资源贫乏的丘陵地区、农业小县，而现在的小商品市场却是全国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可以说是闻名遐迩，誉满神州。义乌的发展进步原因在哪里呢？ 主流经济学长期以来把技术创新、规模经济、资本积累看作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诺思教授指出：“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诺思、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1989年）也就是说，在经济的进步中，制度的变迁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用这个观点来看义乌，可以发现，从清乾隆后到抗战期间盛极一时的“鸡毛换糖”历史传统，经过了在计划经济夹缝中生存、在改革初期复苏，逐渐形成了专业化和组织化的趋势，并由专业化的分工协作发展成为产权制度的创新，这是义乌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特点。 “鸡毛换糖”起初是以物换物的个体副业，后来发展演变成为社会职业化的专门群体——敲糖帮。1978年底，义乌稠城、廿三里两镇的农民自发地在镇区马路两侧摆起地摊，并逐步形成时间、地点相对固定的“马路市场”。但此时还经常受到这样那样的干预，甚至处在“半地下”状态。于是爆发了书中所述的女摊主冯爱倩向县委书记“敲了桌子”的事件。1982年9月，义乌县委县政府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毅然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提出“四个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并出资搭建了简陋的市场设施。这实际上就是现代义乌的一个起点。 从敲糖帮到小商品市场，首先完成的是专业化的分工。一个劳动者，当然也包括管理者和经营者，在除去必要的生理活动时间外，将大部分时间持续稳定地投入到某一项经济活动中去，就产生了专业化。杨小凯教授的研究表明，专业化水平越高，平均劳动生产率也就越高，专业化劳动投入的边际转换率就会递增，专业化劳动有边际递增的特点（杨小凯，《经济学原理》，2003年）。其次随着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形成了在同一专业化水平上的规模的追求，在不同专业化的水平上则构成了一个稳定而有效率的分工网络。这两者的作用形成了专业化分工的组织，协调这些组织就形成了市场。市场降低了交易费用，提高了效率。市场的活动需要有制度的保证，在书中我们不难发现，从前述“四个允许”开始的制度建设，逐渐形成了一种保证私人产权和私人经济活动不受侵犯的财产权利制度，从而产生了较高的产权效率和较低的交易费用。 今天的义乌，已经很难看到旧日“鸡毛换糖”的影子，随着大量省内外商家的进入，交易者、交易水平、交易手段、市场范围和设施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生生不息的是这项使市场保持效率、保障私有产权的制度。浙江模式的中国意义
从中国看浙江，浙江是一个“模范生”；从浙江看中国，浙江是中国的一个缩影，是未来中国的一面镜子，浙江的经验也是中国的经验。 改革没有禁区。从书中一个又一个事例可以看到，浙江经济的发展就是敢于打破禁区的结果，也是对“改革无禁区”的一个历史回答。假如浙江人在改革之初就畏首畏尾、缩手缩脚，不敢越雷池一步，我们就完全无法想象浙江凭什么收获经济发展的果实、浙江因何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模范生”。改革就是要探索新的制度安排，是一种试错性选择。从局部到全局不同的制度尝试，就是要寻找到真正有利于中国发展进步所需要的制度体系。打破思想上和制度上的禁区，以一种开放的心态面对创新和吸收学习，正是改革的真正意义所在。 民强方能国富。民营经济的根本诉求在于富民。富民进而强民、智民的自然历史结果必然是强国富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过程，既是国家在政策、法律和制度上逐步给予公平待遇的过程，也是民营经济不断争取政策、法律和制度公平待遇的过程。这个过程锻炼了民营经济，提升了民营经济的强势。民营资本的效率明显高于其他资本，民营资本效率的提升，有力地推动了全社会资本和生产效率的提升，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基本原因之一。数千万个体工商户的发展，数百万私营企业的崛起，更多自由职业者的出现，在自主创业，实现个人人生价值的同时，不断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不断增强综合国力，进而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 政府准确定位推动国家进步。浙江经验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政府的作为问题。经济的发展不在于政府是否介入，而在于如何介入，如何正确定位。浙江的各级政府，在这一点上做的相当明智，也相当有效。对于民众自发性的制度变迁，浙江各级政府的作用可从两个阶段来看，在初始阶段，浙江各级政府似乎充当了一种近乎“旁观者”的角色，只看不说，这种“不作为”其实就是积极支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政府的职能定位发生了明显转变，从“默默”地支持转而向社会提供各种政策性规制。政府以这样的第三者身份介入，使得竞争有序，交易成本下降，制度的边际效益上升，事实上还推动了国家的进步。 商业文化重塑现代中国。从书中可以看到，浙江的经济发展主要体现为专业市场、家庭工业、小城镇建设和个体私营经济等的形成和发展，其实这些都是可见的形式，真正的本质是浙江人内在的创业精神和由此产生的行为方式。浙江人的创新、竞争和自由交易等商业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成为浙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有人说这种商业精神是自主创新、自担风险、自我发展、自强不息的“四自精神”。这种精神积聚了浙江上下的改革力量，汇入在近代以来一直蛰伏在东南沿海地区的振兴中华的民族精神，成为推进现代中国转变的伟大力量。远忧和近虑
许多研究者都看到，近年来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遇到了一些挑战。相比国际金融危机和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我们更多地看到了浙江乃至全国的各种内在因素制约。 民营经济与其他经济成分的政策待遇存在差距，产业准入门槛高。浙江的民营经济仍然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以及传统的第三产业（交通运输业、批零贸易业、餐饮业）。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第三产业中的金融、邮电通信、公共设施服务等大部分还处于公有制经济垄断半垄断状态，民营经济进入门槛很高。受资本、技术等要素限制和市场壁垒、政策堡垒的限制，民营经济的成长空间还受到相当的限制。 能源资源紧缺和要素价格上升使企业遭受生存压力。浙江是能源资源小省，煤炭、电力的短缺都直接影响了民营经济的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能源紧缺问题已成为民营企业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民营企业产品的竞争力主要靠低成本来维持，低成本主要来源于土地政策和劳工政策。由于政府加强了对土地的控制，征地手续更为严格，用地成本明显提高；另一方面劳动力价格也不断提高，用工制度和福利保障要求日益完善，使得民营企业难以维持原有的低成本优势。 融资难仍是民营企业发展的主要瓶颈。从间接融资来看，大银行贷款审批程序复杂，而民营企业所需资金量少、频率高、时间紧，会导致单位资金借贷成本上升；此外许多民企的制度不规范，信息不透明，大银行很难解决二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不愿提供融资服务。从直接融资来看，主板市场上市融资门槛高成本高，而能在深圳中小企业板上市的民营企业数量也极为有限，民营经济利用债券融资和股权融资的空间十分狭小。在民间融资市场中，其高风险和法律对非法金融活动的限制，使较大规模的民间融资难以实施。 政府对技术创新的投入和知识产权保护不足阻碍产业结构升级。虽然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逐步树立起了自主创新的意识，但大都苦于严重缺乏人才、技术、资金等，没有能力进行创新。国家对科学技术投入是“两大两少”：即大部分资金用于大学与科研机构，只有少部分用于企业；用于企业的科技资金又是大部分用于国有企业，只有少部分用于民营企业。两项叠加，民营企业得到的科技资金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同时技术创新投入大，风险不可控，知识产权保护风险等也成为民营企业技术进步的重大制约因素。 民营企业的治理机制存在制度缺陷。除了尚未建立完整的现代企业制度，职工权益未能得到全面保障外，寻租现象也比较严重。吴敬琏教授曾告诫民营企业家，要提高自身的素质，加强社会责任，与“官商”划清界限。“官商勾结”的做法，权力介入，损害了大部分人的利益而保护了少数人的利益。企业与权力走得太近，是不道德的，也是走不远的。
民营企业选择的产业层次较低，人力资本短缺。创始阶段从门槛较低的领域进入，搞作坊式经营符合当时的客观条件。但发展到一定规模、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后，原先的产业选择、企业的生产规模和能力已经形成一种制约发展的路径依赖，难以顺利实现产业层次的升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一些民营经济的衰退或者无法得到更长远的发展。 浙江民营企业劳动力素质不高，人才投资严重不足。一方面是企业拥有的管理技术人才与其在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额相比非常低，另一方面民营企业教育投入很少，尤其是对职工教育和培训方面，既缺乏企业的主动性也缺乏社会制度的引导和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