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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汉龙集团董事局原主席刘汉等36人，因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以及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经营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等21项罪名，日前被提起公诉。从检方的公诉来看，刘汉在其从商发迹的十多年中，不但涉嫌犯下多起命案，还非法拥有枪支军火等，如果罪名成立，这哪是一家企业，分明就是一个暴力犯罪集团。
近年来，社会一直有关于企业或企业家涉黑的报道，但像刘汉这样，时间之久、手段之凶狠、行事之张扬、后果之严重的，实属罕见。媒体披露，刘汉团伙的恶性在当地并非无人不知，其涉嫌犯罪的行为基本都是公开的，但他之所以能够横行地方十余载，不仅当地百姓和商界人士对其噤若寒蝉，就是一般地方官员也对他“害怕有加”，这背后的根源，说穿了，就是刘营造了一个畸形的政商联盟关系。
根据媒体报道，刘的起家无非是用暴力开道，然后用暴力赚来的钱建立一个更大的暴力犯罪集团，并以此为依托，染指商业，构建一个商业帝国；与此同时，勾结无良官员，在政府里寻找政治代理人，结成官商同盟，并通过“投资”慈善，购买“政协委员”等身份，为自己披上一件政治上的安全外衣。在刘汉的从商和暴力生涯中，前期更崇尚和依赖暴力，以使自己在地方迅速确立无人敢挑战的“江湖大佬”地位。等到“事业”做大，政治安全，身份变化后，则更多地依赖建立起来的官场同盟关系，黑白通吃。刘以为他的两手策略和编织的这一套牢不可破，所以，才会在接受外媒采访时，信心膨胀地说，“刘汉从来都是赢家，刘汉从不失手。”
而刘汉的话也恰恰反映了当前盛行于中国的畸形的政商关系，从近期一系列披露的重大案件来看，这些跨度大、危害深、民怨重的案件的背后都是这种畸形关系的现实镜像。人们看到，与刘一起被提起公诉的，还有当地三名政法干部。不过，这并非是刘的全部政治盟友。可以想见，这些地方的“小角色”只是刘在刚发迹时的保护伞，随着刘的“生意”越做越大，地位越来越高，他越需要营造一种政治上的安全感，从而，会有更大的政治人物充当其“盟友”和“保护伞”，这就需要检方深挖其背后的利益联盟。
诚然，商人是无法撇开政治的。在任何时代、任何制度以及任何环境下，政商同盟都存在。但我们的问题是，政商同盟并非是一种有规则的，在法律约束下的竞争，相反，在“文明”的外衣下，往往充满着阴谋和残酷性，甚至暴力和黑社会化，因此，后果也就非常恶劣。尤其对民营企业和企业家来说，如果想持续发展，做大商业，不管是无奈还是有意，都必须积极主动地寻求政治上的“靠山”，否则，一不小心就可能带来无妄之灾。
出现此种企业家争相结交政府官员，寻求保护伞的政商环境，从目前来说，有两个因素：
其一，是政府的权力过大，对资源的垄断太多，于是，企业要想生存、发展和壮大，就不可能不跟政府及其官员打交道，即使企业躲政府，政府也会找上门来。因为政府决定了企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企业要得到资源，取决于企业和资源掌控者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必然要跟政府官员紧密结合成一种“非匿名”的政商关系。
其二，是政府对GDP增长的重视。在很多地方，私营经济的发展对GDP的贡献不言而喻，而GDP又关乎官员的政绩与前程，于是，为了表明对私营经济发展的重视，地方在招商引资等方面，不但出台许多土地、税收优惠，甚至承诺给企业家一些超经济待遇，包括政治身份等。刘汉就连续三届当选省政协委员、政协常委，其弟也曾作为奥运火炬手，参加火炬在当地的传递。这些超经济待遇，很可能成为一些不良企业家的为恶“资本”。
现实中这两个因素是混合在一起的。但由此看到，在一种畸形恶劣的政商生态里，政商联盟虽然对特定的企业有利，但对整个企业界尤其是民营企业的成长却构成了非常严重的障碍，因为它严重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即使对享受政商联盟红利的企业和企业家来说，鉴于这种联盟关系中权力的不对等性，即官员始终是掌控关系的一方，因此，商人的命运其实也是系在官员手中的，从而，它带给商人的也非全是“福音”。一旦因某种原因政商联盟破裂，受害更大的往往是商人。例如，地方官员会为了政治需要，借口给地方发展营造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发起打黑运动，轻易地就将昔日盟友作为黑社会头目进行无情打击。
所以，企业家的安全不是靠这种畸形政商联盟来维系的，要真正为社会营造一个健康的发展环境，必须尽快完成从混乱的市场经济到法治的市场经济，从隐蔽、扭曲的博弈到公开、规范的竞争的转型。比起企业家，政府无疑在这方面负有更大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