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温州要想安然无恙地经受住眼前的这场风暴，需要的不仅仅是智慧和运气，还有永不衰竭的创业精神和不断求变的企业家心态，一个失去了创业精神的温州将毫无作为
坐上小陈的出租车开始，这位年轻精干的温州小伙子就一直在抱怨，油价涨了，生意难做，现在的温州已经不是原来的温州了。 直到我们在五马街口下车的时候，小陈还轻轻的叹了口气：“我们家的厂子要不了多久可能也要关门了”。
在每个人都忙着做生意的温州，神色黯然的小陈只是吵吵嚷嚷的人流中屡见不鲜的一个代表。最近几个月以来，以精明著称的温州人忽然看到了厄运正在逼近：成千上万家企业倍感压力增大，加工订单明显减少，销售和效益都停滞不前，甚至迅速下滑。按照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的说法，有20％的中小企业面临停产和半停产。
政府变换姿势
“形势的确非常严峻”，温州市外经贸局副局长潘平平把来自各方面的这些压力概括为架在企业家脖子上的“五把刀”：原材料涨价，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调整，从紧的货币政策和劳动用工成本的提高。潘平平认为，这些前所未有的压力对全国所有的企业都一视同仁，只是这一次总是走运的温州并没能独善其身。由于其独特的发展模式，面对巨大的外部压力，一路凯歌的温州所暴露出的问题更加显而易见。在潘看来，如果不是发生了汶川大地震，李克强副总理等高层领导到温州调研的时间很可能不会是７月，而应该更早一点，因为温州面临的困难在年初就已露端倪。
实际上，在此前的好几月时间，温州市的主要官员即亲自挂帅，深入企业，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座谈讨论工作，开始酝酿后来被民间解读为“温州拯救计划”的企业服务年活动，其主旨就是“政企联动、攻坚克难”。温州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并于６月４日以文件的形式向外公开了企业服务年活动的实施意见。6月5日，市委市政府就紧锣密鼓的召开了企业服务年活动千人动员大会。据一位当时在大会现场的企业家说，市委书记邵占维在动员报告中表现出了少见的急切和坦诚：“企业服务年活动的目的就是政府为企业服务，实实在在地帮助企业解决面临的主要困难和突出问题，大力支持企业创业创新，促进企业转型提升、产业优化升级。”有人做了个统计，邵占维在谈到政府如何为企业服务、实现政企联动的具体举措时，竟然超过２０次的使用了千方百计这个成语。
对于和企业的经营活动始终小心翼翼地保持着距离的温州政府来说，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的企业服务年活动的确显得异乎寻常。温州市经贸委一位干部告诉《法人》记者，所谓“政府无为而治”的主张在今天的温州已经没有市场，现在在温州最难找的是政府领导，最容易找的是企业家，因为政府领导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是泡在哪个企业里，而处境艰难的企业家往往为及时解决突如其来的燃眉之急而不得不以厂为家。为建立全市机关中层干部“好办事、办成事”服务基层的工作机制，温州甚至向社会公开了40个市直部门近600名机关干部的工作电话、办事服务热线以及行政审批管理中心各办事窗口的电话，这40个市直部门都直接服务企业、群众，履行行政审批、执法职责。与此同时，温州市作风办还向社会公布了投诉举报方式，强化监督问责。
何以失去创业精神
让许多温州专家感到惊讶的是，一向只对金钱感兴趣的温州人在这股经济寒潮降临的时候，竟然也热情的拥抱了政府提供的各种无微不至的关怀。温州模具行业协会的一位秘书长对此深有感触：“温州政府在变，行业在变，企业家也在变，政府和企业原有的那种不冷不热的关系也有可能发生较大的改变。”
“温州正站在了一个革新变化即将到来的关键时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史晋川教授认为，1995年之后，温州几乎没有带来任何制度上的创新，反而在慢慢失去那些最宝贵的东西。今天这个前途未卜的困难时期，有可能成为温州脱胎换骨的契机。
邵占维作为这个滨海城市的领导人，他从自己的角度也看清了这一点：“克服发展中遇到的困难，怨天尤人没有用，关键要振奋精神，把困境转化为发展机遇。”他分析说，要把困境转化为增强优势的动力，转化为挖潜降耗的动力，转化为淘汰落后的动力，利用宏观调控的“倒逼”机制，下决心淘汰一批落后的生产力，淘汰一批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的企业，鼓励企业进行重组整合，走依靠资本市场和科技进步的发展之路。
比较了解邵占维的一位专家说，邵占维的想法并不复杂，在这个特殊困难阶段，通过制定政府与企业联动的地方政策，倾向于倡导一种更为高效的企业行为，从而释放出温州企业的创业创新精神与发展活力。
即使是富有营商经验的地方官员在面对企业的时侯，也并不总能如愿以偿。私营经济极其发达的温州尽管企业众多，民间资本异常丰富，但在这一代企业家中，出于强烈的赚钱欲望，其中很大一部分从来就不习惯追求基业长青。他们往往不是在做企业，更多的是在做生意。不断的赚钱，赚快钱—孜孜不倦的追逐投机生意，已经成为这个浮躁城市的至爱。
据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估算，温州的民间资本至少有6000亿元人民币。正是这笔庞大资金让温州“炒客”名满天下，超过1000亿元的温州资金在全国许多城市的地产行业一度卷起惊涛骇浪；2001年，全国能源短缺，煤炭价格飞涨，温州资金立即转向煤矿，山西省60％的中小煤矿一时间都掌握在温州人手中；2005年，股市回暖，将近千亿的温州资金再度介入，数以百计的温州炒客在资本市场自然是硕果累累、战功赫赫；接着是炒棉，炒国企，凡是利润丰厚的投机生意，都会有温州人络绎不绝的身影。
有关专家估计，最近５年来，温州“炒客”的巨大成功使温州一半以上的企业都或多或少的介入了投机生意，更为严重的是，数额惊人的产业和工业资本一度源源不断的流向投机领域。这样的财富效应无疑造就了成千上万的有钱人，也正是这种诱惑在浑然不觉中慢慢浸蚀着曾经为温州带来无尽活力的创业精神—如果企业只关注赚快钱，那就既不会有伟大的企业，也不可能产生卓越的企业家。人们终会发现，一个失去了创业精神的温州将毫无作为。
寻找突围之路
资金短缺和全球市场的萎靡不振的确让很多温州企业举步维艰，但也是温州和温州企业家们重塑自我的一次机会。
“目前的困难对温州的品牌企业和品牌产品的冲击相对较小。”温州市服装商会会长郑晨爱认为，温州完全有条件培育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品牌企业，需要的是在全球视野下的品牌战略。以服装为例，目前国际著名的服装品牌几乎都在中国生产，温州服装企业夏梦、报喜鸟、法派、庄吉、华士、百先得，都在为国际一流品牌做贴牌加工，这足以说明温州服装企业在工艺、设计开发水平上已拥有世界级制造能力，这将为温州自主品牌的崛起打下坚实的基础。
对于温州正泰、人民电器、奥康和森马这些民营巨人来说，他们则在寻求另一次蜕变。由家族企业转变为集团企业是一次蜕变；成立股份公司并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是第二次蜕变；实现股权分散乃至真正成为大众公司—这就是一大批温州企业家正梦寐以求的第三次蜕变。
“企业只有学会资本运作才能做大做强，才有足够的能力抗拒打击。”鞋业大王奥康总裁王振滔告诉《法人》记者，他对鞋类企业百丽国际控股公司的成功上市至今都念念不忘。2007年５月９日，百丽全球招股，５月23日挂牌上市，上市后百丽总市值达523、５亿港元，一举成为港交所市值最大的内地零售类上市公司。“如果没有产业经营和资本经营的并用，温州的任何企业都不可能产生这样的成功故事。”王振滔说。
谢浩是温州市政府副秘书长，也是全国知名的区域经济专家，在他看来，中国已经快速进入一个资本时代，但多数人还只是“资本学校”的小学生。在2006年以前，整个温州的上市公司几乎是一片空白，直到最近两年时间，才有华峰氨纶、瑞立集团、华仪电气、报喜鸟等４家民营企业先后上市，与苏南的江阴市相比更是望尘莫及—仅仅一个县级市，上市公司迄今已达22家。
面对温州民企上市之路的犹豫不决，周德文的见解可能更接近事实。温州最早一批民营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大都不怎么规范，上市之后还要受人监管，这难免让他们进退维谷。
有观察家认为，这实际上还是体现了家族企业的思路，是温州民营企业家最急需破解的一个心理障碍。要上市，家族企业就不能总认为自己持有的股份越多，公司才是自己的，降低了持股比例就害怕丧失对公司的控制权。
据了解，在整个温州，除了奥康、正泰集团、人民电器、美特斯邦威、伟明环保、红蜻蜓集团、森马公司等已经正式启动上市进程外，目前已经与券商签订保荐协议的企业也已经达到５家。温州上市办公室的一位负责人表示，根据温州市政府规划，2009年、2010年两年内，要确保温州30家企业实现境内外上市，65家企业进入上市辅导。
温州市委政研室的一位专家说，积极上市固然是温州民营企业重拾自信、获得核心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另一些企业所进行的分散股权的实验同样值得关注。一个典型的事件是：温州夏梦集团与意大利杰尼亚服饰集团公司成立各持股50％的合资服装企业，夏梦集团董事长陈孝祥主动放弃合资公司总裁职位；在制锁行业内，温州当地８家企业成立强强制锁集团。这个企业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彻底颠覆了家族企业的构架，８家出资公司各派一人进入董事会。这种股权分散和合理的董事会人数既保证了决策的民主与科学，也根除了家族企业根深蒂固的感情用事。
实际上，无论是积极“上市”还是磕磕碰碰的“分散股权”，这样的字眼显然都不能完整地描述温州企业所必须选择的突围路径。对于温州政府而言，突围不仅意味着改变曾经卓有成效的发展模式，还将意味着学会如何减轻巨大的经济社会难题所带给民营企业的伤痛。
草根企业的困窘
面对严峻的形势，数以万计的温州中小企业或瘦身自保、或无利润经营、或暂时停产，都在试图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
盛夏酷暑，烈日炎炎。然而温州几十万大大小小的企业主们却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寒冬：订单减少，销量下降，利润降低......
“现在的生意是越来越难做了。”这已是温州中小企业老板的普遍心态。连日来，记者走访温州的多家中小企业，发现企业的生存现状不容乐观，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生意经。
瘦身自保渡难关
50多岁的老邓经营着一个小型制造厂，为铁路生产配套的零部件。原先厂子生意好的时候有员工100多人，后来减到70多人。“现在嘛，只有30多人了，没生意，不能做的，越做得多，越赔钱。”
老邓告诉记者，厂里使用的一种原材料—铜，原来两万多一吨，现在涨到7万多一吨，翻了3倍还多。接单子做产品的话，只能是赔钱。
“赔钱的生意谁会做呢？还不如我把原材料卖了赚的钱多，所以干脆不做。”老邓无奈地说。
“那你以前接的订单肯定是赔钱喽？”
“是的，绝对赔钱。但是，既然接了人家的单子，我们就会做，赔钱也要做的，我们温州人做生意就是这样，最讲诚信。比如说订合同时约定产品200块一个，后来原材料涨价了，但说好的价格是不能改变的，就是把房子卖了我也要按时交货。如果你签了单子不做了，那么下次你再去的话，别人就不认你了，因为你没诚信。”虽然今年的生意难做，但经商多年的老邓显然把诚信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老邓告诉记者，除了以前接下的订单，现在几乎不敢再接新活儿。不过，为了能让厂子继续运转，支付工人的工资，他还在给一些老客户供货，一则老的客户信赖自己的产品，愿意用，二来老客户也考虑到今年以来的原材料上涨得厉害，也同意产品适当地加价。所以，就算是自己没钱可赚，他也要尽力维持这些多年的老客户。
“现在竞争这么激烈，大家做事也都不容易，如果你现在丢了老客户，那等行情好转了，就不好再拉回来了。所以，大家也要互相帮忙，支持一下，共度难关。”不难看出，虽然目前处境艰难，但老邓依然在努力念好自己的生意经。
“只要原材料不再涨价，我就能坚持住，要是再涨，那就不好说了。”记者临行前，老邓的话语中信心与忧虑掺半。
谁又知道，下半年的原材料还会不会再涨呢？
老板给工人打工
年轻帅气的商力剑是温州一家彩色印刷厂的老板，自去年下半年以来，纸浆原料的节节上涨就一直在不断地给他加压。
在温州，有成千上万家的制鞋企业，商力剑的印刷厂就专门给鞋厂提供鞋盒印刷业务。鞋厂多，印刷厂也很多，业内的竞争十分激烈。受今年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不景气的影响，温州制鞋业经营惨淡，效益不好的纷纷停产歇业，作为下游服务行业的印刷业自然受到牵连。
“从今年春节以来，一直就是微利经营，原料总在涨，几乎一个星期一个价。这两个月嘛，几乎就没有利润了。”
“没有利润，为什么不暂时停产减少损失呢？”记者有些不太理解商老板的执着。
商力剑很无奈地告诉记者，他的印刷厂里一共有40多名工人，其中的许多老技术工人，是厂里慢慢培养出来的，有的已经在他的厂里干了十来年了。他舍不得让他们走，如果现在让老技术工人走掉了，以后很难再招回来。况且印刷的机器也不能停产，停产的话损失会更大。
“虽然我们的业务量和去年相差无几，有时比去年还要多一些，但是除去工厂的日常运转开销，再给工人开开工资，就没有什么钱了，所以，我现在是给工人打工。”商力剑显然对自己的处境感到尴尬。
原料涨价当然是罪魁祸首。彩色印刷的纸浆原料从之前的2700元一吨，涨到现在4200多元一吨。鞋盒最外面的一层覆膜涨得最厉害，因为它的价格和石油挂钩，所以石油一涨价，这种覆膜一下子每吨涨了5000元。
“我们每次进原料，都会被人家告知，这次又长了200块或者300块，你不进料又不行，次次价格不一样。可是我们和鞋厂结算大多是两个月或者三个月一次，有时也可能是半年一次，原料不停地涨，但是我们的印刷价却不能每次都涨，要涨每次也只敢涨一点，你老是涨价会丢掉客户的，因为竞争太激烈，这个价格你不做有人会做，有人明知不赚钱也做，没办法，我也只能接着做。”商力剑说，他既不能得罪供原料的老板，也不能得罪鞋厂的老板，夹在中间两头受气。
“如果一次多进些原料的话，损失不是会减少些吗？”记者问道。
“怎么可能呢，原料不断地涨，供货方不会给你太多，他也想多赚钱，况且，我们的原料很占地方，进料多的话也没有地方存放。”接着，他给记者大致算了一笔账，今年以来，由于《劳动合同法》的实施，用工成本也上涨了，每个工人的工资平均涨了300-500块，原料涨了1500块/吨，各种成本算起来比去年上涨了40%，但是产品的价格只上涨了20%，支出涨得快，收入涨得慢，他自己的利润就被挤没了。
“现在我们的原料上涨基本上停止了，但愿这个状况能维持住，这样我们才有希望。”商力剑渴望早日结束自己给工人打工的现状，做回真正的老板。
地产商开始做代工
近年来，各地的楼价上涨让大大小小的地产商们赚得钵满盆满，精明的老板胡忠信涉足这个行业已近十年，公司设在温州市龙湾区，在当地也开发了一些知名的楼盘。他坦言，温州的房地产行业起步较早，现在也相对成熟，利润没有其他城市那么高，大约是18%左右。
去年，胡忠信的公司一共开发了三个楼盘项目，但是今年，他一个项目也没开。目前公司还有200多个工人。和其他的诸多房地产商一样，来自资金方面的压力是他面临的最大难题。
“以前，我们开发楼盘的资金有70%甚至是80%来自银行贷款，那时候的日子是相当好过的，基本上你要多少资金银行就放给你多少。但自从去年下半年以来，银行信贷不断紧缩，我们现在连30%的开发资金都拿不到，钢筋、水泥等各种建筑材料又一路上涨，有的原材料去年才3500元/吨，现在是6200元/吨。我们的资金严重不足，根本无法开工。所以嘛，今年一个工程也没开。”胡忠信说现在的地产业情行早已没办法和以前相比。
虽然，全国各地的城市楼市价格已开始下跌，有的降幅已达30%，但温州的楼市价格依然坚挺，维持在12000多元/平米的高位。
“其他地方的楼市都下降，温州的楼价也不会降，因为温州人不缺钱，买房几乎都是自有资金，根本不用贷款，况且大多是自住，所以价格根本降不下来。”一位温州的本地居民这样告诉记者。
在温州，只要你有钱开发，房子就不愁卖。但是，面对当地这样的刚性需求，像胡忠信一样因为缺少资金开不了工程的开发商不在少数。
“我的一位朋友是鹿城区的一个开发商，在这个行当做了多年了，也是因为资金问题，今年已经倒闭掉了。”胡忠信的脸上写满了惋惜和同情。
房地产公司不搞开发，那靠什么维持公司的日常开销呢？
“那只好给人家的项目做代工了，前一阵子，城边的一个村子搞一个建设项目，他们没有资质，就找我们做代工，他们的开发价格是2800元/平米，我们抽头12%，每平米大约抽300块钱过来。”看来，用惨淡经营形容胡忠信的公司一点儿也不为过。昔日风光无限的房地产商如今只能像建筑队一样赚些苦力钱，其中的甘苦只能是行内人自知了。
“对于未来嘛，我还没啥打算，守着我的地皮看行情吧，我还有一块120亩的地皮，没钱开发，也不着急开发，反正地价还在涨呢。”胡忠信对公司的期望似乎全部寄托在了地皮上，“如果将来什么也不能做了，把地皮卖出去还能赚钱呢。”
温州融资破冰
一直是“暗”河涌动的温州民间借贷，终于有了政策突破口。然而，面对苛刻的政策限制和海量的融资需求，温州小额信贷试点是否如杯水车薪
2008年7月14日，浙江省金融办、省工商局、浙江银监局、人行杭州中心支行联合发布了《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暂行管理办法》。这是浙江成为全国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省份之后，全国首部规范小额贷款公司成立条件及管理制度的法规。
该《办法》的目的是通过扶持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再生出一个新的民间贷款力量，作为现有信贷制度的重要补充，将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发挥重要的作用。
温州作为浙江省内乃至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其盛行的民间借贷早已名声在外。由此，外界普遍认为，浙江省的小额贷款政策，影响最大的就是温州企业和遍布温州的民间游资。
然而，鉴于《办法》中苛刻的准入条件、借贷程序以及利息和金额限制，有可能会导致借、贷双方都丧失积极性，此次《办法》的出台会否如杯水车薪？
钱！钱！钱！
“第一缺土地，第二缺资金。”—这是在温州采访时，《法人》记者听当地企业家所谈到自己企业面临的最多的问题。
随着近来国际、国内金融环境的萎缩，和国内其他地方一样，温州企业普遍面临着原材料上涨、职工工资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的被动局面。中小企业纷纷闹起了“钱荒”，急需资金“过冬”。
另外，美国经济萎靡以及下调出口退税对企业利润的挤压，又造成中国外贸出口情况不容乐观：今年6月份出口同比增长17.6%，增速大大低于5月份的28.1%。
对于出口份额较高的温州企业来说，外贸缩水的冲击显得更为明显。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温州企业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资金链危机”。
打火机是温州最有特色的产业之一，目前全球有80%至90%的金属外壳打火机都产自温州。然而，温州打火机企业数量已经从一年多前的600家左右锐减到现在的几十家，该行业遭遇到史无前例的重挫。
2008年5月底，位于浙江台州、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制造”典范的缝纫机领军企业—飞跃集团突然被曝“资金链断裂”，公司经营陷入困境，其创立者兼掌门人邱继宝甚至向政府提出破产申请。其余中小民营企业的惨状由此可见。
相关资料显示，近来的“银根紧缩”政策已使银行机构的总体信贷供给能力明显下降。与此同时，小企业经营成本上升，融资需求扩大，加大了信贷供需矛盾。
由于信贷资源稀缺，浙江中小企业银行贷款利率也有所上涨，不少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普遍上调30%至40%。如果是担保贷款，还要加上担保机构2%至3%的担保费率，中小企业融资成本更高。
除金融机构渠道外，温州中小企业一直盛行民间借贷，但随着银根收紧、企业成本上升的影响，民间借贷的问题暴露无遗，其高额的利率甚至使很多企业雪上加霜。由于长期处于“暗箱操作”状态，这些地下钱庄监管相对无序。
“温州民间借贷利息过高，我们企业从来不去碰那个。”温州华尔达集团总经理张贤延对《法人》记者表示，企业即使贷不来款也不会考虑民间游资。
小额信贷温州破局
温州，中国民间资本的聚集之地，即使没有宏观调控和银根收缩的影响，这里的民间借贷也一度十分盛行，成百上千亿的资金在各企业之间流动，一方面解决企业融资之困，一方面赚取高额的利息。
“除银行的贷款支持外，温州的民间借贷也是很发达的。”温州电气协会秘书长胡里本在接受《法人》记者采访时表示，民间借贷虽说利息偏高，但确实能解决不少企业的短期融资问题。
但民间借贷毕竟没有合法身份，无论借、贷双方均没有法律上的相关保障，加上缺乏监管，利率越涨越高，很多企业也表示担忧。
2008年7月14日，几乎与浙江省同步，温州市宣布放行小额贷款公司开始。这一政策一石激起千层浪，温州民营企业和民间融资机构一下子炸开了锅。
当天清晨一上班，位于温州乐清柳市的华仪电器集团，第一个向市政府递交了申办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申请报告。
“一方面是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另一方面是大量的民间资金游离在外。”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认为，小额贷款公司诞生的目的之一就是规范金融市场。
按照温州市的公布的细则，温州六县的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起点为2000万元，试点期间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争取达到、但不超过1亿元，股东人数规定不超过200人。
同时，主发起人的持股比例不超过20%，其余单个自然人、企业法人、其他社会组织及其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10%，但不得低于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5%。
在准入条件上，主发起人必须是当地的名优、骨干企业。申请地为乐清、瑞安、鹿城、瓯海、龙湾等5个市(区)的主发起人，其净资产不低于5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不高于70%，连续3年盈利且利润总额在1500万元以上。申请地为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洞头等6县的主发起人，其净资产不低于2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不高于70%，连续3年盈利且利润总额在600万元以上。
专家普遍认为，温州民间较为成熟的金融生态，为设立小额贷款公司试点、解决民间资本充裕与企业融资矛盾成为可能。另外，“招安”民间资金，国家更易加强金融监管力度。
地下钱庄能否招安
按照温州出台的《试点》规定，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上限分别是2亿元和1亿元，整个温州只有16家。以此计算，实质上“转正”小额贷款公司的温州民间资本一年不会超过30亿，而目前温州民间资本已远超6000亿之巨。
相对于6000亿的民间游资，小额贷款试点每年不超30亿的上限，使得此次试点“招安”民间游资的效果令人怀疑。
另外，温州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实质就是试图开辟一条以民间资本输血中小企业的合法渠道。但拥有海量民营企业的温州只有16个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名额，显然僧多粥少。
仅有的16席名额将使小额贷款公司牌照的争夺异常激烈，也使小额贷款公司可能不具备对民间游资的吸引力。
按照浙江试点方案，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利率不得超过有关部门规定的上限，下限为央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的0.9倍。
而根据人行温州市中心支行今年1月对400多户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户等监测对象的监测显示，在从紧的货币政策实施后，2007年12月温州地区民间借贷月利率达到11.096‰。“招安”后的借贷利息显然不具备吸引力。
同时，为防止小额贷款公司出现非法集资、吸收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等行为，相关部门针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制度也设计的非常严格。
按照试点规定：小额贷款公司资金来源必须是自有资金，而且只贷不存，贷款利率上限不高于国家基准利率的4倍，不得向股东发放贷款。甚至要求小额贷款公司主要经营层必须具备金融机构管理经验。
这种低利润、严监管的局面，使不少人认为：小额贷款公司不具备收编地下资金的可能。
而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则有不同看法，他认为这么多企业来抢小额贷款公司牌照，不是冲着暴利来的，是冲着这个壳来的。能从灰色地带走到阳光下，虽说利润减少了，但风险也减弱了，借贷资金也能受到法律的保护。
苏南在危机中寻求变革
一种寻求变革的新生力量，正在书写苏南的另一段传奇
在过去的30年中，苏南一直以高歌猛进的经济增长而独步中国，但一直缺少的仍然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新型公司。
在这个与上海近在咫尺的地区，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的问题早就与漂浮在太湖的船只一样显而易见，这一点显然让苏南的地方官员如坐针毡。“经济发展为什么？区域领先争什么？小康达标后干什么？”中共江阴市委书记朱民阳在两年前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江阴作为苏南最有活力的县域之一，在权威的中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排行榜中，连续５年高居榜首。但如何实现政府转型、如何改变增长方式依然是江阴政府和企业必须共同面对的难题。
事实上，对于已经共同致富、步入小康的苏南而言，它仍需向世人证明，自己的经济发展目标不仅仅是以急行军的速度实现工业化、城市化这么简单，同时还需要塑造出一个具有远见和负责任的企业家群体，他们能够超越眼前的利益，建设一种创新文化，从而成就一批真正卓越的企业。
从控制者到服务者
太湖周边地区的政府官员尽管针对具体环境问题的言论屈指可数，一些污染事件本身却依然折射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政府效率、发展路径、企业形象和文化，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影响，都在这些令人担忧的生态事件中暴露无遗。然而，有目共睹的这些问题丝毫不妨碍它们同这个地区短时间创造的惊人财富一道，成为苏南传奇无法分割的一部分。
无锡市经贸委副主任崔健敏把苏南面临的这种复杂局面归结为：“处于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新型工业化、经济国际化和城市现代化这三大任务浓缩于同一发展阶段，面临着极其难得的机遇和挑战。”
对苏南经济了如指掌的崔健敏告诉《法人》记者，拿无锡来说，当前开始实施的战略目标就是实现“三大转变”：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生产制造向设计创造转变，资源依赖向科技依托转变，这是无锡未来发展的唯一出路和必然选择。“只有实现这三大转变，才能突破土地、能源、环境等发展瓶颈的硬约束，形成具有持续竞争力的发展优势。”崔健敏说。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曾经被视为苏南模式的灵魂，但江阴市委政研室副主任郭诚却并不这么看：“要完成当前经济转型的战略目标，企业应该是主角，政府需要的是迅速的转型，政府发挥作用的方式也会与以往不尽相同—政府须从控制者角度转换为服务者角度，建立以顾客为导向、以服务为本的服务型政府。”
对于发生在苏南的这场政府转型，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洪银兴将其概括为“市场管经济发展、政府管社会发展的调节结构”。在新的发展阶段上，地方政府的作用正在发生两个明显的转变：一是政府作用的着力点由经济发展转向社会发展，至于经济发展则完全交给市场去调节，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强势政府作用与较为发达的市场作用并行不悖；二是扩大公共财政的覆盖面，为顺应人们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质量要求日渐提高的趋势，苏南地区各级政府依靠其雄厚的政府财力，加大了公共财政的投入，力图为城乡提供足够数量的优质公共产品。
江阴市提出的“幸福纲要”可能是对这种转型的一个具体阐释。“幸福不是无源之水，它需要经济实力做支撑”。江阴市委书记朱民阳的“蛋糕论”认为，做大蛋糕体现的是干部群众的智慧和能力，分好蛋糕体现的是社会公平和领导干部的使命与责任。“我现在把更多的思考放在了分好蛋糕上。”朱民阳说。
同样实施政府转型的张家港市选择的路径似乎更为直接：建设一个法治政府和法治城市。这个最早成为全国文明城市的县级城市显然不再满足一尘不染的街道和熠熠生辉的新式楼群，他们渴望打造一个依法行政、高效清廉的政府形象。
中共张家港市委书记黄钦说：“建设法治政府更多的是强调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政务、执法、司法活动能够严格依法办事。”
张家港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汉忠告诉《法制日报》记者，政府退出直接的经济活动之后，人们对政府依法行政的水平就有了更高的期待。张家港首先从执法质量评估考核入手，将原有的文明示范机关评议体系扩展到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过错追究和执法公开等法治建设方面，并通过建立政务信息公开机制，充分接受社会监督，以表明党委政府依法办事的坚定决心。
张家港市杨舍镇党委书记曹国才说，现在基层干部既要考核ＧＤＰ，也要考核ＣＯＤ（化学需氧量，通常作为衡量水中有机物质含量的指标），严格依法治理已经成为张家港市环境整治、改造和长效管理的法宝。
企业改变增长路径
改变从地方政府通过直接参与企业决策而发展本地经济，到地方政府仅仅担当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的功能，这无疑标志着苏南地区正在经历中国沿海发展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经济和社会转型。苏南的问题不在于它是否能继续以迅猛的速度增长，而在于它能否换一种方式增长。在这一艰难的进程中，除了政府的推手作用，企业仍然是创造苏南新奇迹的主角。
“规模经济、民营经济和外向经济‘三足鼎立’的混合型经济发展格局，在苏南已逐步形成。”张家港市工商联会长陶建民说，在张家港市，销售额超亿元的企业就超过200家，其中超100亿元的企业有７家，拥有上市企业９家，民营经济对财政的贡献率达三分之二。
江阴市委政研室副主任郭诚认为，“规模经济”正在成为整个苏南地区的一个企业发展战略，选择的路径就是鼓励企业实施资本经营以支撑产品经营，达到企业上市的目的。也就是说，通过培育上市公司，用全国、全世界的钱来推动江阴传统产业高新化、主导产业品牌化、新兴产业规模化，特别是重点发展新材料、新能源、新医药等新兴产业，形成高新技术产业的集群发展。“企业上市有可能成为苏南地区迅速转变增长方式的一条捷径。”郭诚对此充满信心。
被称为“中国Ａ股第一县”的江阴市迄今已拥有22家上市公司，可募集资本超过170亿元，形成赫赫有名的“江阴板块”。事实上，在整个苏南地区，类似的资本经营不仅推动了产业结构、资源配置的优化调整，也给为数众多的企业带来了巨大成功。经历短短的几年时间，法尔胜公司已然成为国内唯一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光纤预制棒企业，并且是中国光纤产业无可争辩的领军公司；无锡尚德则几乎是一个神话，2001年企业低调挂牌，至07年其销售收入就一路攀升至12亿美元，而公司掌门人施正荣的个人财富在６年时间暴增至29亿美元。如今的尚德不只是跻身于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设备制造商行列，老板施正荣的财富故事也正在不断的激励着苏南新一代创业者。其间不少观察家相信，由此引发的创业精神必将推动这个地区的新一轮经济增长。
对于法尔胜、尚德、红豆、澳洋这样的苏南巨人，人们看重的可能是他们惊人的增长速度、丰厚的利润或者神奇的产品，但真正使这些公司卓尔不群的是其企业领袖在资本经营上的独具匠心。苏南研究专家谢林认为，这些上市企业在苏南转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他们的资本经营推动了企业可持续发展，实现了产权主体的多元化、企业制度的现代化、政府管理的市场化。
一个群体的成长烦恼
把成千上万家乡镇集体企业转变为产权清晰的股份制公司，这个过程一度被看作是苏南改革中最剧烈的蜕变。但是，当耗费了大量的金钱和时间的改制工作完成后，如此众多的企业领导人从依附于政权和土地的农民，转化为拥有独立人格的职业商人，这一转变显然比前者更加深刻，更加艰难。
整整四年前，聪明俊朗、知书达礼的周海江接过红豆帅印的时侯，人们曾经怀疑这个行事低调的管理者是否能像他的传奇父亲周耀庭一样具有那种朴素的执著和开拓精神。如今，这些质疑声音早已随着红豆集团的出色业绩而烟消云散了。相对于那个年代有些异乎寻常的父辈，周海江代表的是一个全新的红豆—他年轻、自信，但对不计其数的红豆员工来说，文质彬彬的周海江代表的是更清晰的权利义务和更大的发展空间。
周海江的一位助手至今仍然记得周在几乎全票当选红豆董事长时说的一句话：“我很高兴我能成为红豆集团的董事长，更高兴的是我能以完全选举的方式坐上董事长的位置。”
在周海江看来，自己当选为红豆掌门人意味着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在苏南已蹒跚起步。设置开放的股权可谓是周海江的又一大创新，他说：“企业不是我一个人的，所有的财富都是工厂的每一位员工努力创造的。”迄至目前，红豆集团的股东竟达800多名，集团麾下的每个工厂也建立了明晰的股份产权制度，每个工厂约有50％的股份由管理层共同持有。
毫无疑问，苏南的十年改制摧毁了市场屏障，也使大部分集体财富以各种方式转移到私人手中，这一点肯定让老调重弹的共同致富支持者大失所望。但是，温暖的集体主义思想并没有在这片土地上消失。大名鼎鼎的张家港永联村的永联集团，至今仍然保留着25％的集体股份，以至于在如火如荼的新农村建设中能够一掷千金—村集体轻轻松松的拿出15亿元人民币，使整个村子焕然一新。本已腰缠万贯的上万村民无不笑逐颜开。
以坚持集体福祉闻名于世的华西村则是更为执著的集体经济的守望者。当这个“天下第一村”的当家人吴仁宝决定退出经济事务并把权杖交给自己40岁的儿子吴协恩的时侯，外界就有人批评华西村错失了将非家族成员推上领导职位的机会。然而，这样的人事安排很可能是唯一令大多数华西村民满意的解决方案。因为在苏南的集体经济大多已分崩离析的时期，只有这个家族才能带来歌舞升平的华西村所需要的凝聚力。娇生惯养的新一代华西人也许不再把年迈的吴仁宝当作心中的偶像，但这位80岁老人无私和清廉的名声依然在维系着华西企业集团的繁荣。
华西村每天都会迎来数以百计的参观者，其中不乏来自中国政界那些最有声望的客人，这一点无疑让华西人倍感骄傲。“如果华西村能够把某种体系制度化，并且不依赖于某一个人的威望，那么华西村将成为共和国历史上一个真正伟大的成就。”社科院李东教授说。
显而易见，并不是所有的苏南企业和企业家都已经走出产权模糊的集体窠臼，而这场惊心动魄的转型运动可能带来的困扰、迷惑、徘徊和挫折感，正是苏南要塑造为世界级大企业的温床所必须经历的成长烦恼。
记者手记：正视困境是必须迈出的第一步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来，我们国家经济面貌的改善日新月异，其中私营经济方面尤其明显。浙江温州是公认的中国私营经济模式的发源地，温州商人素有“中国的犹太人”之称，其对中国经济所做贡献有目共睹。
但是，随着近年来原材料、出口等市场环境的逐步恶化，现在的温州企业普遍存在成本上涨、融资无门、市场萎缩等发展难题，温州模式已然面临一个较为严峻的形势。为此，《法人》杂志特别策划了此次关于温州经济现状的选题，也就有了这次的温州之行。
柳市之于温州，就好比温州之于全国，柳市的低压电器行业，正是温州模式的发源地。虽然只是温州乐清下属的一个镇，但柳市的年GDP数据使得很多大型城市都很难望其项背。
柳市镇是赫赫有名的低压电器之都，其低压电器产销量均居全国首位，出口量也得大的惊人。在这个当年很多国企都不屑于去做的行业，如今涌现出了诸如正泰、德力西、人民电器等一大批世界知名的企业，且无一例外，均是私营。
在德力西集团总部办公楼18层，温州电气协会秘书长胡里本接受了《法人》记者的采访，在胡里本看来，作为温州的传统强项，低压电器行业也面临了一定的问题，但主要限于规模小的配套企业，“这个不行了，把厂关了做别的就可以了。”他对温州商人的灵活性相当有自信。
除了低压电器协会，我们还采访了温州服装协会、人造革协会、模具协会、温州中小企业联合会等多个行业协会的负责人，以及为数众多的温州企业家，希望从他们那里了解一些行业的现状与问题。
在温州的几天采访中，兴乐集团董事长虞文品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位。在他宽大的办公室里，我们围坐在一个巨大的根雕茶桌旁，他很满足地为我们展示着茶艺。
跟虞总的聊天格外的轻松，不像是采访，倒像是谈心，他爽朗的笑声尤其令人难忘。与之前大部分的采访比起来，虞文品的所谈与所思是高度一致的，他不避讳企业所面的问题，也不避讳对政策、监管等方面的不满，谈的非常恳切、到位。
其实，面对困境和问题，温州人也一直在寻求解决之道。灵活本就是温州企业的特点所在。温州地下信贷发达，世人皆知，做企业需要钱，而商业银行对于私营中小企业的贷款一向就跟不上趟。温州人就兴起了地下钱庄，虽然这么做的风险性是有，但似乎好处更大。
民间借贷在温州一度盛行，尽管也惹起不少争议，但对此事的态度从来都是分为正反两派，孰是孰非一直未有定论。2008年年中，国家尝试放开了民间资本信贷业，温州便是首批试点地区之一，可见温州民间借贷的重要性也受到决策层面的高度重视。
在温州企业中，中小企业占绝大多数，这些企业情况更为严峻。很多小企业往往依附于大企业，为他们做配套。这在市场环境乐观时不会有问题，但一旦经济环境不景气，大企业订单收缩，他们就很难生存了，这是目前很多温州草根企业的困境。
目前，全球经济环境变得颇为不乐观，这给本就问题重重的温州企业更增加了几分压力。变则通，不变则殆，温州模式所面问题是中国发展道路上民营企业迟早都需要解决的难题。相信创造过温州模式奇迹的温州人，能够凭自己的智慧和胆量度过这个难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