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们是一边跑一边回头学走路。”这是浙商前进姿态的传神写照。一方面，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胜出，已经很不容易；另一方面，又要不断地回头解决企业经营管理各个环节上的问题。30年来，我们一直以“摸着石头过河”的姿势往前走，可是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现在已经“摸不到石头”了，是没有感觉的往前走，还是向后退，或者左右徘徊？到底“什么样子”的浙商生命力比较强？哪一类又比较脆弱？
日前在绿城西子青山湖玫瑰园举行的浙大EMBA讲座上，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杨轶清从去年以来陷入困境的诸多浙商案例引出讨论话题，与大家分享了他的研究成果。
1、低调不仅仅是商人美德
低调不仅是商人的美德，而且有利于提高商人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这个低调不仅仅是不要追求媒体传播的虚名，而且最好不要贪恋“光环”——各类荣誉和社会职衔。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即使不需要你付出真金白银，也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而这是企业家最核心的资源。更重要的是，这样一来，你的企业经营就会分心。而且会身不由己——为了保住你的荣誉和地位，常常会做出一些不合经济规律的弱智决策。退一步讲，名利兼收未尝不可，只是“名和实”有一个时间差，实至名归的副作用会相对较小，如果“名在实之前，头小帽子大”，企业实力还没到那个份上就去收罗一大堆的头衔戴在头上，结局往往是狼狈不堪。
低调至少有三重含义：说了一定做做了不一定说；做到的比说出的好；实在要说不说满口话。我们也见到不少知名人物，他也经常发表讲话，但从来没有豪言壮语，再大的业绩也是轻描淡写，讲话低调谦逊就不会惹来同行和公众的反感。
老板是一棵树的根，最好不要钻出地面。浙商群体深谙“大名之下，难以久居”的道理。这样做既避免分心劳神，也比较安全。而且，淡化法人与法人代表的等号关系，也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接班换代。
所以我们有一个经验，如果某位老板突然暴得大名，往往是不祥之兆。这个时候他如果不懂得夹紧尾巴，麻烦很可能接踵而至。这样的个案，不仅历年来的福布斯富豪榜有很多，浙商中亦有多起这样的实例。
2、只做一个行业不等于专业化
做一个行业不等于专业化，专业化不等于只做一个行业。行业多寡与专业化并无绝对联系，关键在于专心和专注。
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的各个行业之间的成熟度包括商机和投资回报差异极大。比如，在经过充分竞争的成熟市场体，房地产和服装行业的投资回报率差异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做衬衫的公司犯不着为了只是多几个百分点的利润率而去跨界投资。而在中国的特定时期，比如前几年的疯狂阶段，可能一个房地产项目的利润比做衬衫十年还要多。在这种情形下，没有道理不让其他产业不去涉足——以理财的角度做阶段性投资。从存在决定论来说亦是如此，历年来的浙江民营百强企业中，多元化的比重占了大多数。
但从长期来说，专业化一定是大势所趋。在现阶段，两者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一个企业集团能够横跨多少个行业，取决于决策者对这些行业的本质是否有着深刻的理解。而能否深刻理解行业本质取决于是否投入足够的专心和专注，然而，能够一心多用的“坏学生”毕竟只是少数。
3、“快鱼吃慢鱼”不是真理
“快鱼吃慢鱼”是思科CEO钱伯斯的名言，被奉为新经济铁律之一。事实上，中国人对“快”字情有独钟，美好的东西往往跟“快”联系在一起：快活，快感，快意，快人快语，乘龙快婿，快刀、快马，眼疾手快，快刀斩乱麻，大干快上，快马加鞭，多快好省……甚至“痛”碰上“快”就不痛了。
谁比谁快似乎成为了市场竞争的基本准则。但对创业全过程来说，“快鱼吃慢鱼”，未必就是四海皆准的真理。在获得领先优势之前，速度的确是抗击规模赢得对手的不二法门。但在完成原始积累之后，如果继续追求速度第一，企业就可能积累更多的问题。
这个道理，就好比国家现在不提倡GDP挂帅一样。因为只强调GDP指标，环境污染、社会公平乃至公民道德等“副产品”很难祛除，而且会消解GDP成果。企业若一味地求快，矛盾和问题容易被掩盖和积累，心态也容易浮躁。从而对内外形势的判断失真，往往过于乐观而盲目盲动。基础没有打实，外部形势一旦变化，或者某一突发事件局部危机，就会带来灭顶之灾。自然界的道理告诉我们，几个月就能成材的是竹子，而竹子是空心的；楠木很名贵，可是要几百年才能长成。所以做大规模要比快，做长寿命要比慢，对我们很多浙商来说，已经开始到了比慢的阶段——谁比谁活得长。
4、没有保守，创新和冒险都可能失败
我们这里说的“保守”一词的主要成分不是墨守成规，而是“匹配和务实”。不盲目追求时尚的管理模式、新潮的产业领域，而是根据自己的实际选择最合适（而非最佳或最优）的行业和管理方式，这是浙商的最大特点之一。为创新而创新，为形式而形式，为领先而领先，是许多创新工作最后劳而无功的主因。任何创新，必须与我们的文化传统、国情和发展阶段相适应，才能产生最大效率，所以有时候“保守”比“创新”更有生命力和竞争力。
企业发展的规律是：规模越大，存在的年头越长，企业的决策越保守。因为那些老是爱赌的同行们已经不见了。考察企业倒闭的原因可以发现，亏损并不是导致企业倒闭的最直接因素，资金链的断裂才是企业倒闭主要而直接的原因。在景气周期时，财务杠杆效应放大资产负债表，资金链的风险也相应放大。要保持现金流的安全，就不能按照水位最高时满打满算“核定载重吨位”，而是“长木匠、短铁匠”留有余地。
5、职业经理人的“短期行为”
无论领导者有多么清晰的思路，超前的战略，高明的部署，如果离开了人，一切都是空中楼阁。人是企业的第一资本，“要让客户满意，先要让员工满意。” 而在民营企业劳资关系中，如何激发职业经理人的潜力和主观能动性，抑制其“短期行为”，是浙商破解人力资源瓶颈的主要着力点。
随着企业家管理能力无法与规模相匹配或管理负荷过高，同时缺少足够子女的筛选供应，聘任职业经理人成为必然选择，而吸纳新的管理资源的过程实质就是企业家授让部分控制权。在现阶段民营企业，职业经理人与企业家双方的定位与职能形态具有不确定性，经理人与企业家在日常工作中难以清晰明确的分工，而且缺乏法律制度保障和习俗力量约束（法律不可能规定一切,只能董事会和经理人员“相机抉择”），这一特点导致双方都缺乏安全感。更重要的是，因为华人社会特定的差序状信任网络，导致企业家和经理人员双方信任资源供给不足，对于失控的敏感和管理权的维护，导致双方博弈而不是合作关系。双方对短期利益的关注过于强烈，在信任资源不足前提下缺乏长期的事业目标和价值认同是导致合作问题的主要根源。
从理论上说，民营企业职业经理人的问题与当年的国营企业厂长们一模一样，就是四个字“短期行为”。老板与职业经理人应该建立合作关系而不是博弈关系，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这其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老板的作为，因为老板处于强势一方，掌握主动权。“只有不合格的老板，没有不称职的下属”。因为不合格的下属已经被淘汰或解雇，只有老板自己没有人可以解雇他，除非最后被市场淘汰出局。所以，我们确定的相信，民营企业（法人）就是老板（自然人）的放大，老板的眼界有多远，决定了企业能够走多远；胸怀有多大，决定了企业能够做多大。只有老板的准确定位，经理人才可能称职到位。因为只有合格的老板，才有合格的经理人；只有优秀的老板，才可能有优秀的职业经理人。界定老板与经理人的行为边界，老板跟下属重新分工。“老板只做选择题，不做问答题”，“老板做好人，干部做恶人”应该成为双方共识。
6、一个企业最大的短板往往就是老板自己
在浙商群体中，尤其是第一代创业者，企业家与企业基本上属于等号关系。“没有×××（老板姓名），就没有××（公司）”的说法随处可见，整个企业的安危系于老板一人。要解决这个问题，从长远来说是加强企业的基础建设，尽快使企业从“企业家的企业进化为企业的企业”。但完成这一步绝非朝夕之功，现阶段可行的思路是“把老板这块板拔高”。
老板（股东/董事）不是一个身份，也不是一个地位，而是一个职业，老板（股东/董事）也要职业化。德鲁克写了几十本书，其中核心的观点就是“一个优秀的管理者首先是管理好自己”，中国古代的箴言如“修己安人”、“正己化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等等，都是把反思自己提升自我作为管理的逻辑源头。中国管理思想讲的是“不求臣忠，但求君仁”，如果出了问题，老板只看到属下的过错，一定不是一个好领导。
7、从“非理性决策”向有限理性过渡
企业家决策属于“概率性事件”，也就是说决策过程就是对不确定性的把握能力和风险的承受能力。草根出身的浙商创业是在资源匮乏前提下的机会识别和实现过程。在创业初期,除了企业家资源禀赋,企业家往往一无所有。浙商对风险的偏好与厌恶程度与常人不同，与中国其他省市的企业经营者相比，浙商的商机捕获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均更为突出。
浙商的决策具有典型的“非理性决策”的特点，但人类直觉毕竟有着根深蒂固的局限性。同时因为发展历史的局限和发展阶段的制约，浙商决策很大程度上是“老板的拍板”， 在不确定条件下，判断和决策依据往往来自于有限的经验和启发。决策质量建立在老板的经验认识甚至主观偏好上，缺乏战略规划和辅助决策系统作为支撑，因而带有很大的随机性和偶然性，决策的稳定性不高。因此以“低学历高效率”为特征的浙商模式在短缺经济和市场经济早期特别有效，在市场竞争进入到体系化规范化的新阶段，浙商开始遭遇困难和挑战，其先发优势和先天优势开始削弱。浙商的这种决策行为需要进行“有限理性”的修正和机制化的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