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去战略 浙江 走出去 危机下的浙江“远征军”



  种种迹象显示,一股浙江企业“走出去”的热潮正在兴起。

  3月11日,美国纽约和洛杉矶两家无缝内衣企业20多名股东全部更换,取而代之的是来自浙江的老板—浙江美邦纺织有限公司。而浙商出手之前,这两家公司500多名职员一度面临公司破产、下岗失业的危险;

  11天后,青田籍侨领、威尼斯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常务副会长郭迪飞参与收购意大利一家银行的消息,震撼了整个意大利金融系统;

  16天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大厦。吉利汽车收购澳大利亚自动变速器公司的签字仪式在这里举行。此前,这间曾是全球第二大自动变速器专业公司的企业受金融危机影响,陷入现金流困境而不得不进入破产程序。作为中国汽车十强企业之一,吉利汽车看到了其中的商机。于是,在澳大利亚和中国政府大力支持下,收购谈判仅仅用了一个月时间就全部顺利完成……

  与此同时,来自浙江省外经贸厅的一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浙江核准在境外投资机构已达2980家,约占中国对外投资的20%,其中民企占比95%。精明能干的浙商活跃于世界经济的每个角落,金融危机之下,他们也担当起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的中坚力量。

  “百年机遇”?

  “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鹜,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正如明万历《歙志》描写当年的徽商一样,众多草根出生的浙商从来都不乏闯世界的勇气。

  每年的8月12日,对美国伊利诺伊州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为了感谢万向集团当年收购UAI公司后给该州经济带来的发展,这一天被伊利诺伊州命名为“万向日”。

  从2000年4月正式收购拥有世界上最多万向节专利的美国舍勒公司起,浙江万向集团又先后收购了UAI、洛克福特等海外企业。万向把它们的技术和生产转移到国内,通过继续使用原来的品牌和渠道,获取了高达100%以上的年平均投资回报率。

  “在洋人的土地上,用洋人的资源,做洋人的老板,赚洋人的钞票。”这句对“走出去”的生动而豪迈的诠释出自万向集团董事长鲁冠球之口。

  而万向的经历无疑就是浙江企业“走出去”的缩影

  15年来,通过“股权换市场”、“设备换市场”、“让利换市场”等资本经营与发展实业相结合的运作技巧,万向先后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8个国家,兼并、收购或建立了19家公司。

  浙江省外经贸厅的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至2008年是浙江企业“走出去”的加速发展阶段,民企境外投资项目1959个,总投资15.13亿美元。而这背后,快速发展的经济和不断深化的对外开放,是最根本的推动力。

  而今,又有大批浙江企业掀起征战海外的热潮,这一次的直接推手,则是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

  去年下半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爆发,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浙江企业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由于市场需求萎缩,造成企业产成品大量积压,应收账款增加,资金周转困难。同时,受产品价格下跌和消化高价库存原材料的双重压力影响,企业利润普遍下降。

  然而,当金融危机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的巨大灾难,最要紧的任务是赶紧“止血”。而金融海啸对于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的浙江装备制造业来说,无疑形成了一种“倒逼机制”,迫使企业必须转型升级。

  而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产业转移也正呈现出新的特征: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抢占产业链技术高端和高附加值环节,知识经济日益成为内在驱动力。

  这种形势下,企业“走出去”,引导成熟产业与过剩产能到境外寻求发展空间,不失为一条从整体上带动浙江产业升级换代的新路子。同时,对于人均资源少、环境容量小的浙江而言,解除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大步伐“走出去”也更具有突出的现实紧迫性。

  并且,在一些学者看来,金融危机下的国际市场俨然为浙江企业“走出去”提供了一个“百年难得”的机遇。

  在他们看来,改革开放到现在,尽管浙江企业的发展已取得长足进步,但与国外相比,核心技术、管理水平的差距仍在十年到二十年。要缩小落差,必须“走出去”,但实际运作中,参股欧美实体公司的征途困难重重。

  金融危机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局面。欧美众多企业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陷入资金困境,股价一泻千里。为缓解这些企业的资金压力,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不得不降低对外国企业的投资门槛要求,浙江企业对外并购的阻力陡然减轻。

  而事实上,也正有许多的浙江企业抓住了这个机遇。

  早在今年2月,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天外天伞业有限公司等企业组成了中国采购团,在商务部部长陈德铭的带领下前赴欧洲。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在那次采购团队中,浙江大部分企业是带着并购或者拓展国际市场意向去的,其中还包括湖州一家生产帐篷的企业。

  除了并购破产企业,浙企还纷纷到海外建立生产基地。

  与几位近期并购的企业相比,台州钱江摩托董事长林华中下手更早一些。2005年他以693万欧元购买意大利贝纳利公司的99%股权,现已累计投入3亿元人民币。

  到去年底,贝纳利在全球设立15个分支机构,管理销售网点近3000家。而通过消化贝纳利的专利,钱江集团开发一个新车型的平均费用可节省1200万元,所用时间仅为意大利的五分之二。

  而台州吉利汽车、兄弟鞋业等也在海外创立了生产园区,目前,台州企业在海外有277个项目,在55个国家设立了加工中心。

  浙商在海外的频频出手也引起了各国政府的关注。如今,还没等浙企“走出去”,一些外国政府已经纷纷把“绣球” 撒向浙江,积极送上物美价廉的蛋糕了。

  4月1日,意大利政府在杭州招商,吸引浙资进入该国信息通信、精密机械、物流等行业。这是意大利外交部专门针对浙江民资推出的一台并购盛宴。

  紧接着,4月21日至22日,杭州还将举办“中阿合作论坛第三届企业家大会暨投资研讨会”,以期给想在阿拉伯世界掘金的浙江企业提供一个难得的机会。

  渐变

  实际上,浙江企业投资境外提速,既是长期以来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到渠成的结果,也是当前激烈竞争下的必然选择。内有汇率、退税率、税率、原材料价格、劳动力等因素倒逼,外有反倾销、反补贴、特别保障措施、337调查、技术壁垒等层出不穷的国际贸易壁垒,倒逼企业实行“走出去”的蓝海战略。

  而今,走向国际化,浙江企业也开始从量的增长转向质的提高转变。

  早期,刚迈开步伐的浙江企业多采取设立贸易代表处、专业市场的传统形式。随着力量的积聚,这种一般性贸易形式正在逐渐蜕变,发展到在境外建立生产基地、设立研发中心、海外并购、海外上市等多种新形式。

  目前,在海外投资建分厂,是浙江企业“走出去”的主要方式。

  2008年6月,浙江鑫磊机电股份公司和意大利同行在米兰合作建立了分装工厂,由中方提供零件,意方装配上市。另一家温州著名皮鞋生产企业康奈集团也已在海外成立了200多家专卖店和专卖柜台。

  新建投资给浙江企业带来了利益是显而易见的,最具代表性的两点就是:规避贸易壁垒和提升品牌价值。

  鑫磊公司在意大利建厂的初衷就是为了规避欧盟对中国空气压缩机企业征收77.6%的反倾销税,而中国皮鞋的平均出口价格只有6美元左右,康奈皮鞋在海外专卖店或专柜的零售价却卖到了60到70美元。

  这期间,也有不少中小企业选择了“抱团出海”的方式。

  由于中小企业在境外办厂风险过大,成本过高,于是由一家或数家有实力的企业牵头在境外设立开发区、工业园,从而吸引企业集群入驻。

  诸暨越美集团在尼日利亚设立了纺织开发区,计划引进15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入园,形成从纺纱、织造、绣花、针织到整套服装一个完整的产业链,目前已吸引了6家来自绍兴的纺织企业。去年7月,达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博茨瓦纳设立的“达亨博茨瓦纳纺织工业园”正式在浙江省外经贸厅备批。

  如今,浙江已经拥有4个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包括康奈集团俄罗斯乌苏里斯克(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华立集团泰中罗勇工业园、前江投资公司越南中国龙江经济贸易合作区、吉利公司墨西哥中国(宁波)吉利工业经济贸易合作区,数量位居全国第一位。

  金融危机导致的国际企业格局变化,也使海外并购成为一些浙江企业的首选。

  过去的一年,宁波雅戈尔集团完成了与美国KELLWOOD公司关于香港新马集团资产清单的交割手续,这笔1. 2亿美元的并购交易是迄今为止我国纺织服装行业最大的一起海外并购案。

  此前,国内最大的摩托车生产企业之一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了意大利百年摩托车企业Benelli公司,通过并购,钱江摩托不但拥有了Benelli这一在欧洲知名度很高的品牌,而且填补了中国企业在大排量高档摩托车、街车、越野车、跑车等摩托车车种上的空白,改变了国内只能生产250CC排量的现状。

  而著名日化企业纳爱斯集团在全资收购了英属中狮公司下属的3家香港日化公司后,也从英属中狮公司处获得了多个知名品牌。

  相对新建投资、抱团出海,海外并购明显体现出“拿来主义”的优势。

  比如,雅戈尔集团不但得到了分布在斯里兰卡、菲律宾等地的14家生产基地,年生产加工能力可达8000万件,可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服装生产企业,更重要的是它还得到了20多个知名品牌的ODM(原始设计制造商)加工业务,Nau tica、PerryEllis等五个授权许可品牌,一个具有数十年经验的国际品牌管理和设计经验的顶尖团队;通达美国数百家百货公司的销售渠道及物流系统,这无疑大大完善了雅戈尔的产业链条和在全球市场的布局。

  磕绊

  然而,尽管步伐开始加快,但浙江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似乎也充满了磕绊。比如,当前特殊环境下的海外并购。

  不可否认,相对于缓慢的产品出口模式,海外并购见效快、影响大。而且,并购可以利用股权的杠杆效应,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但跨国并购与国内资产重组不同,其背后是瞬息万变的国际经济形势和资产所在国复杂的政策、法律、文化环境,如果事先不做好充分准备、准确判断,不仅无法从海外并购中获得利益,相反还有可能让自己陷入陷阱中。

  “对于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我经历过成功的案例,也分析过一些不太成功的案例。总的感觉,一个企业在海外并购要成功,决不能抱着一种抄底的心态,只要便宜,不管什么都去买,这样风险是非常大的。”摩根大通中国首席执行官方方说。

  事实上,在国际金融危机的环境下,全球很多经济体资本市场的银根趋紧,而中国的银行资本充足率比较好,加上中国外汇很多,人民币汇率坚挺,资本成本低,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中具有相对优势,相应地,也容易造成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中的“冲动”。

  然而冲动从来都不是理性的投资态度。回顾近几年国内几起大规模的海外并购,大多经历了最初的声势浩大,中间的几经坎坷后,最终黯然收场。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稻葵认为,一些企业在进行海外并购时过多考虑的是价格因素,缺乏对自身管理能力的评估和对企业长远战略的规划。

  “自己的事都还没管好,怎么去管别人的事?”

  以上汽集团的海外并购为例,2004年上汽集团收购双龙汽车,结果这家企业在金融危机下濒临倒闭,不仅给上汽带来亏损,而且在当地引发了许多劳务上的纠纷。

  而海外投资的成本,是企业必须考虑的。

  一个不容忽视的情况是,浙江企业大都属于制造类企业,由于贸易摩擦仍然频繁,国内劳动力、土地等经营成本上涨,不少劳动密集型敏感产品(纺织品、鞋类)厂商都倾向于向海外转移生产能力以规避贸易壁垒和降低生产成本。

  但实际上,国内也有着完备的产业体系,基础设施良好,无论是熟练劳动力还是原料、辅料、设备等都容易获取,广大的国内市场也有利于企业取得规模效益,而其它国家很少能够同时具备上述条件,因此有时候赴海外投资的总成本反而会高于在国内经营时。

  “就制造业企业,核心部门还是应该立足于国内,考察清楚海外究竟有什么国内不可替代的优势,然后才有可能做出正确决策。”商务部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梅新育说。

  方方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他看来,缺乏清晰的战略思考,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即便占有相对优势,中国企业也很难在海外投资中获得成功。

  另外,由文化和法律等差异导致的不确定性成本也不能忽视。由于国家法律体系不一,并购后企业资产评估、财务费用、税务等隐形成本将浮出水面,企业文化的差异也会对管理带来一定困难。

  “我有一个朋友,买了一家厂,结果差不多被这家厂拖垮了。每个月的现金流要比别人多出六七百万,企业发展不顺的时候这些负担就通通来了。”亚洲风险与危机管理协会常务理事颜至宏认为,现在机会很多,但还是要很小心,并购的时候要考虑到综合效应。

  有学者认为,海外投资机遇和风险同时并存,企业家们在“走出去”的时候,一定要借助当地律师事务所、私募等了解当地的市场游戏规则,尽快入乡随俗。

  前路

  那么,在金融风暴面前,下一步海外投资究竟该怎么走?

  商务部合作司有关人士表示,水有多深还有待观察。

  “金融危机引发的大调整会形成全球新格局,洗牌过程也会使一些国家的产业出现空当,国内企业不妨适时而动,但切勿盲动。要把准机会,更要未雨绸缪,严防风险,风险控制直接关乎海外投资的成败。”该人士表示。

  对于国内企业普遍关注的“海外抄底”时机问题,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则认为:“从外面来讲,应该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该走出去的时候了,但是我觉得不用着急,因为经济还在往下走,可以边看边走,具体分析,但是这个时机稍纵即逝,所以我们觉得国内有条件的企业应该走出去。”

  但从宏观层面上看,企业“走出去”仍然是大势所趋。

  今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强调扩大内需,绝不能放松出口。面对外部需求急剧萎缩、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严峻形势,要加大对进出口工作的支持力度,要支持各类有条件的企业对外投资和开展跨国并购,充分发挥大型企业在“走出去”中的主力军作用。

  并且,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境外投资机会,商务部还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了《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办法将于今年5月1日起施行。

  与现行规定相比,《境外投资管理办法》仅保留了商务部对少数重大境外投资的核准权限,包括1亿美元以上的境外投资、特定国别的对外投资等。

  同时,将进一步简化核准程序。绝大部分境外投资企业只需递交一张申请表,即可在3个工作日内获得《企业境外投资证书》。而按以前的层层申报制度,手续审批大约需要1个多月时间。

  而针对本土企业,浙江省也出台了相应的措施意见。

 走出去战略 浙江 走出去 危机下的浙江“远征军”

  2008年6月底,浙江省发布了关于促进全省外贸稳定健康发展的意见。其中第五条明文规定:鼓励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深入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企业开展各类国际标准认证和境外商标注册,支持企业参加境外展(博)览会和境内重点区域性国际展(博)览会,推动企业开展境外经贸合作园区建设、境外设立营销网点或生产加工企业、境外工程承包、资源开发和劳务合作,着力打造自主国际会展平台。

  同时,浙江省外贸厅为协助企业寻求国际合资合作机会,还确定23个出国展览补贴项目。其中,西班牙五金博览会、科隆ANUGA食品展、印度中国贸易展为重点支持类项目,参展企业可获得展位费70%的补贴;其余20项为支持类项目,可获得展位费50%的补贴。

  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温州,也新出台了相应的《温州市2009年度鼓励开放型经济发展若干扶持措施》,该市将安排 1.5亿元财政资金扶持民企“走出去”,并将争取试行境外放款改革及个人境外投资试点,拓宽企业“走出去”遇到的资金瓶颈。

  事实上,目前像美邦纺织这样步步逼近“跨国梦”的浙江乃至国内企业还有不少。据了解,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并未因全球经济下滑而放缓,目前,资源性和制造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尤其活跃。

  商务部最近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521.5亿美元,同比增长96.7%。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566亿美元,同比增长39.4%。而2009年的1月、2月份,中国企业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79.6亿美元,同比增长24.8%。

  然而,面对这些躁动的企业家,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却泼了一盆“凉水”:“你对自己的管理能力有把握吗?分析过双方的文化差异吗?了解当地的工会劳资关系吗?如果对方的工程师辞职了,难道你还要从本土派人到国外去?让整个企业都讲本土话?如果不能知己知彼,这种信心会让我害怕。”

  虽寥寥数语,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问题却揭示得非常深刻,这些问题确实是中国企业在谋求“走出去”时首先要充分考虑的,否则很有可能有去无回。

  业内人士建议,在管理办法明确的背景下,企业在“走出去”时也一定要谋定而后动,提防陷阱和系统性风险。

  曾经,在描述浙江民营企业的语言中,人们听多了“草根”、“农民企业家”这类词汇,但恰恰就是这些“野生”的种子凭着顽强生命力和强大竞争力,从昔日偏于一隅、小打小闹的散兵游勇中蜕变出来。现在,练好内功的浙江企业如果能够化“危”为“机”,这支远征军同样能够展现出一幅百舸争流、逐鹿海外的壮阔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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