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去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省温州、台州等地的众多民营企业从多年前的集体“出走”上海滩，开始转而陆续回到家乡“小城”。
“一个近10亿元的投资项目正在接洽中，如果顺利，我们亚繁将联合在上海的另外两位台商把今年投资目光重点聚焦在台州温岭。”亚繁集团的负责人陈君明告诉记者。
在“上海滩”拼搏20多年后，陈君明在金融危机下思考投资方向和新机遇时，毅然选择回到家乡“小城”：台州温岭。
5年前抱着融入大都市的梦想，顺应国际化的大潮，中欧国际将企业从温州搬迁到上海；5年过去了，今天的中欧早已经今非昔比，中欧集团董事长吴国琳也选择了“回归”，将中欧的总部从上海这个大都市，迁回到远在海滨一隅的温州瑞安。
跟亚繁和中欧一样，去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省温州、台州等地的众多民营企业从多年前的集体“出走”上海，开始转而陆续回到家乡“小城”。
他们或休养生息、或追加投资，金融危机促使越来越多的在外浙商们停下脚步、重新审视企业今后的发展战略。
形势未明先回家看看
实际上，陈君明最后作出这个近10亿元的项目投资决策之前，就已经联合上海温岭商会的近20家会员单位，回到温岭参与温岭“总部经济”的建设。
“主要是在温岭城区建成商会大楼后，我们这批在外的温商会将在里面各自设立一个在温岭的总部，既作为公司产品的展示区，也便于在当地联系投资项目。”陈君明介绍说。
这场罕见的金融危机离结束到底还有多远？是该积极“抄底”、做一些积极的扩展，还是继续保守、为可能到来的更大的冲击做准备？对眼下的形势，陈君明坦言，身边的企业家朋友们观点差异很大，而对形势的判断则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投资举措。
“表面上看，似乎对中国的经济影响不是很大，但是我感觉大家普遍观望情绪比较严重。”陈君明说，从事酒店经营的他，试图从客房的入住率上来察觉金融危机对实业的微妙影响。
“今年1月份，我们酒店客房同比去年1月份的入住率下降非常明显，但是就在我悲观的时候，今年3月份的客房预订率又出现明显的回升，我预计到今年二季度、三季度，形势会变得明朗许多。”陈君明说。
对经济形势的观望态度，让陈君明没有太多的心思对现有的上海业务进行扩张；在经济形势并不明朗的情况下，他仍选择在温岭继续投资，他这样解释：“本身对温岭就特别了解；刚好又碰到了比较中意的项目，就考虑投资了。”
据悉，近百户各地商会会员参建了温岭市的总部经济基地建设，2008年共投入建设资金1.5亿元；计划建设9幢24层以上的办公综合楼，总投资超过15亿元，可容纳300多家企业。
而温岭市对外经济协作办公室主任马华东介绍，2008年，温岭就有河北国夫电器有限公司等近10个回归项目进展顺利，实际到位资金达3.9亿元。
外面的世界不再精彩
今年以来“回归”，似乎成为在外浙商的一个热门话题。
除了台州温岭，另一个因为回归的在外发展企业家比较多的，是温州小城瑞安。
“去年11月份正式迁入新大楼，基本上集团的财务、销售等事务都回迁到温州。”中欧国际集团董事长吴国琳告诉记者。瑞安经济开发区滨江大道上，一座面积达一万多平方米、高12层的建筑正式落成，这里是中欧国际集团的新总部大楼。
1989年，通过借款3000元创业起家，一把钳子、一台电钻起步，吴国琳的创业故事也是被瑞安当地人所熟知。正是在瑞安市汽摩配行业大环境的形成中，靠着从零部件厂商那里赊来一些零件，拿回小作坊装配，然后带着成品外出推销，吴国琳一点一点站稳脚跟。
2003年“中欧”出走上海时，在瑞安汽摩配行业已经排得上号，然而面对中国即将入世所带来的无限商机，吴国琳对“外面的世界”心动了。
此时，“迁都”上海，成了国内实力企业、也是温州企业的时髦。据粗略统计，到2003年底，短短几年间，温州企业直接到上海发展的超过500家。
5年后的中欧，再次回到瑞安，却已经不仅仅是当年的规模：先后在上海松江、江苏常熟建立200多亩和500多亩的生产基地，生产规模大幅扩张，并在美国洛杉矶、德国柏林建立了分公司，成为目前中国唯一一家专门生产奔驰旅居房车的企业，回到瑞安的中欧俨然一副“王者归来”、“衣锦还乡”的气势。
最近，瑞安这座小城，“招安”回归的企业，不仅仅是中欧一家。类似中欧这样回迁的企业还有很多。全国钢结构行业十强企业——中国星宝集团，以及万好万家等知名企业也将总部迁回瑞安。
“家”成浙商避风港
作为一座国际性的金融大都市，毗邻浙江的上海，对浙商有着无法比拟的吸引力；最近几年来，不少浙江企业纷纷选择将企业搬迁到上海，以求融入大都市的同时，也令自身“与时俱进”，实现国际市场的亲密接轨。
如今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浙企“回家”？
显然，回到瑞安，吴国琳不可能是简单地为了“显摆”他的成功；那又为什么要在企业发展如日中天的时候回来？是到处是鳄鱼的上海滩难以容人？还是提早意识到金融危机到来，退守“小城”以“休养生息”？
“金融危机确实对乘用车影响很大，连美国三大巨头都难以幸免，去年11月开始，我们也有明显的感觉，销售下滑显著；但是随着国家4万亿投资计划对商用车市场需求拉动明显，事实上今年2月底开始就已经明显感觉到汽车行业的回暖。”吴国琳说，回迁并非简单的因为企业“缺钱”，或者是“在上海激烈的竞争中被出局”。
在外界看来匪夷所思的举动，吴国琳却觉得再自然不过，“从汽车零部件到整车制造，‘中欧’已经完成了一次漂亮的升级；而‘回归’瑞安，能更灵活高效地利用当地的配套资源，毕竟瑞安汽配块状经济对企业的发展独具优势。”
“且不说优惠政策，从办公成本、产业链优势等多方面考虑，都促使我下定决心回到瑞安。”吴国琳说，金融危机对实业的冲击，又让他最先感觉到企业回乡的“甜头”。
吴国琳透露，至少从办公成本这一点上，在瑞安比在上海要节约许多了；如果再考虑上配套上的便利，税收上享受的实惠，回归倒成为了他受危机影响有限的一大因素之一。
从吴国琳的回归看，更多的是出于“配套方便以节约成本考虑”，台州商人陈君明的回归更多的则是出于“金融危机下投资安全”的考虑。他自己也说：“金融危机的形势还没有明朗的情况下，不敢轻举妄动；这个时候，回到最熟悉的家乡做一些‘抄底式’的投资尝试，无疑是比较好的一种途径。”
金融危机下的“小城”救赎
全球金融危机，一些国外的品牌纷纷将中国作为了他们的“救赎”，这种举动被媒体冠以一个称号：“中国式的救赎”；同样，当不少企业纷纷从大上海回归“小城”，我们也给他们冠了称号：“小城式救赎”。
不过，“中国式救赎”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这些国际品牌摆脱困境，历史尚无先例可借鉴的时候，“小城救赎”却已经有不少成功先例。
浙江的知名企业杉杉集团总部从上海回迁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宁波的两大品牌雅戈尔和杉杉，因为同样起家于服装，同样走多元化路线，总被人们习惯性地拿来比较。
1999年，当时跟雅戈尔不相上下，甚至略胜一筹的杉杉集团突然迁都“大上海”。虽然，郑永刚称这次迁都是一次“战略性升空”，但业内人士却认为这是杉杉品牌影响力“屈就”于雅戈尔之下的一大因素之一。
相反，牢牢以宁波本土为依托的雅戈尔，以实际行动证明了“立足小城”的“经济价值”：就在杉杉“迁都”第二年，杉杉品牌服装便开始失去市场份额第一的名次；同城竞争对手的“雅戈尔”取代了“杉杉”的市场第一位置。
也许是意识到这个问题，杉杉已经“静悄悄”将集团总部搬迁回宁波，甚至记者问起来的时候，杉杉集团相关人士也并不承认他们一度“迁都上海”。“主要是将旗下的投资公司总部设在上海。”他们解释。
再看国外，大企业将总部设在“小城”的也是不少。玻切斯是位于美国纽约州的一个小城，准确地说只能算是个小镇，可就是这个小城，成为联想并购IBM个人电脑事业部之后的美国总部所在地；又如，世界最著名的连锁超市沃尔玛的总部，就在其创始人沃尔顿的家乡本顿维尔。
当然，小城总部的成功案例，并非意味着一定要让小城去取代诸如上海等大都市的地位；更多的时候是在启示企业家们：不应该一窝蜂拥向大城市，各家有各家的产品和发展战略的定位。
但是，金融危机后，当国内经济结构开始发生微妙的转变：由原来的主要依赖出口到如今逐渐转向依靠国内消费市场、新农村经济为主要增长点；接下来，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转战二三线的小城市作为其“据点”。
或许，像美国那样的，若干年后的浙江，像温岭、瑞安这样的小城里也出现“世界500强”不再是一个神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