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财富的传承是容易的，但是，在任何国家，企业家都是一种稀缺的资源”
这是一个令这个社会的多数人羡慕、妒忌却所知甚少的特殊群体。
他们在物质上的极度富足，精神上又背负着不能承受之重。他们活在父辈的阴影之下，渴望被父辈和这个社会所认可。他们渴望自由，又常常妥协和对家族的责任和义务之间。
他们是民营企业“富二代”，一个改革开放30年的必然产物。在未来的10年里，随着父辈老去，他们将陆续接班，成为这个主流商业社会的“玩家”。，
他们的“奋斗”，是一个混杂着青春和热度、挫败与成长的故事。
夭折的革命
26岁的缪新颖长白头发了。
虽然常常勉做老成，这个1982年生的青年却长着一张纯净的娃娃脸，热情率真，有着上世纪风靡一时的配音演员童自荣一般的嗓音。
他是温州新丰鞋业老板缪存良的儿子。2003年从加拿大留学回来，按父亲的培养计划，他先被安排实习半年，然后到家族的一间公司负责人事。虽然只能算是“人力资源总监”，公司里的员工都毕恭毕敬地称他为“缪总”，“他们叫我爸爸为缪董”。
一到下面公司，年轻的缪总对很多现状“看不惯”，“懒懒散散，松松垮垮。”他决定整肃公司纪律。“我要带给这个企业一种我们必须改革的决心，给他们紧迫感和这样的危机意识——如果企业再这么继续下去，我们不到5年的时间就会被淘汰。”期间因为精力和时间实在顾不上来，他停了自己在外创办的一家小IT公司，“把精力投入在最重要的事上。”
他不久就发现，制订的新政策制度根本推行不下去。老员工们当面从不和他冲撞，“唯唯诺诺，一转身就阳奉阴违”。公司内部还有很多裙带关系。“譬如老公是这个工厂的总监，他老婆可能是管财务。他老婆上班迟到了，我在场的话，他可能会当面批评她几句，我不在的时候，这些政策根本就不可能得到执行。”
新官上任的“三把火”没烧成功，缪新颖很不甘心。他以为，“历史上的每次改朝换代，都必须杀掉一批人”。“老猴耍不了新把戏”，他决定培养自己的嫡系团队“来做自己的事”。他招聘一批应届大学生，还亲自给他们做培训。
然而，他的这些年轻人一样和老员工们格格不入，“他们激进，想做成些什么，也就很难融入这个集体”。一年之后，他们纷纷离开。选择跳槽还有一个现实的原因，无论是从薪酬还是从发展平台而言，新丰这样的民营企业远没有外企大公司这么有吸引力。
白费心血的缪新颖再一次成为光杆司令。然而，看着这个一脸稚气的80后男生忿忿地批评着那些“没有责任感、没有忠诚度的年轻人”，很有一种黑色幽默的味道。
“这群小老板们懂什么呀？一来就指手画脚，搞新花样。他们以为把书本上的东西直接就可以搬来用么？幼稚！”温州另一家私企的一位采购经理私下谈起他们的小老板，不以为然地评价。“小孩子家嘛，不用和他认真。我们只听大老板的。”
总结这场改革的挫败，缪新颖的结论是“我们的心不够狠”。而正是掌握着生杀大权的父亲拒绝了他撤换改革不力人员的这一要求。
缪父：“他没有经验，太理想化，做事没有底。我们走过了30年，心里还是有底的。企业发展到今天这种程度，我自己感觉是不错了。可是，他受到外国文化的影响，或者是看到电影电视里外资企业里的工作态度，他就感觉到我们这些企业人员不行。但是，你想达到电视电影里那种忙忙碌碌工作状态，你说这可能么？”
“我的要求是，只要你把本职工作做好，就可以了。你要他们天天去创新，像张瑞敏说的那样，我们目前还达不到。如果非要改，只有把人全换掉。我和他这个事情上有一些争论。我们认为，这个只有等他这一代接班了，该换人、该淘汰人就由他决定。在目前我还掌权的时候，他还过不了这一关！”
“我要明确一点——新颖以后接班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不一定就是总经理，当然一定是董事长。我现在手下也有3个总经理。”
僵局
两年过去了，他觉得自己在荒废时日，总想使上全身的劲，却总也使不上。
“压力很大。别人总认为你们是含着金钥匙长大的。如果你们做得好，是应该的，是靠你们的爸爸。做得不好，就是败家子。”缪新颖带着一点不平说：“所以，我必须证明自己的才干。”
回国后在温州的几年，一直包围着缪新颖的，还有孤独感。以往的朋友、同学现在大多公司和单位的职员，或者是公务员，很少有像他这样家庭背景的。“大家在一起就是喝啤酒、看球赛、商量着去哪里玩。每次我只有听他们说这些，没办法插话。”
“人生的道路截然不同，关心的事不一样了，没什么共同话题了。”
奋斗
父子经过长谈之后，做出一个共同决定：缪新颖暂时离开公司，独自到上海创业。“确切地说，这不叫创业，是让我来探索公司未来的新业务。”
这几年里，缪父的鞋业公司也面临着越来越沉重的生存压力。2007年到2008年间，在政府有目的地推动“产业升级”下，出口退税减少，新劳动法颁布，劳动力成本上升，加之外汇持续走高，像新丰这样的传统制造型企业利润空间日益稀薄。
缪新颖设想的是和家族生意完全不同的新领域——期货。到上海后，他收罗人才，结交这方面的朋友。“如果纯粹做期货，不管是套期保值还是套利保值，能赚钱的人微乎其微。国际炒家动不动就是几百个亿的资金，哪怕你能动用上亿的资金也不算什么。最安全的，还是做平台——证券期货经纪公司。”目前，政策上对期货经纪公司的资格有着诸多限制，缪新颖在等待机会，“花两年时间在布这个局。已经准备得差不多。”
“产业转型这样的问题，公司里没有其他人会考虑，只有我来考虑了。”他为自己找到了奋斗的新方向，浑身是劲。
家族企业全球网络曾在罗马尼亚、新加坡等地做调查，得出一个对比性结论：中国的家族企业传承是最困难的。中国的企业从改革开放开始，发展时间比较短，现在面临着从出口加工到发展自主品牌、从本地化到国际化、从银行信贷到资本市场等等多重转型的需要。
“从这一点说，中国的家族企业接班人压力是最大的。本身企业的业务模式转型已经很不容易了，还包括管理转型，新团队的重新建设、新的管理流程的建立、新的企业文化，这些都是非常复杂的过程，不是今天想了、明天就可以实现的。这是客观存在的情况，他们没有选择。”该研究机构的总监于保平说。
硬币总有两面。在记者接触的“富二代”群体中，除了像周小虎这样部分在家族企业里接受接班培训外，选择独自创业进入不同领域和做投资的各占三分之一强。对缪新颖们而言，在父辈们所熟悉的老产业里，他们几乎没有什么话语权，也很难摆脱弱势地位。然而，在父辈们知识和经验之外的新领域，他们可能会拥有自己新的机会。
温州市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跟踪研究了温州民营企业二三十年。回忆起早年南存辉、周成建打地铺、睡地板的往事，他认为：“富二代从小成长环境优越，父辈生存意义上的压力当然不复存在，不需要再去打地铺。但是，他们面对的是“自我价值实现”的压力、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
富二代们基本都受过高等教育，很多都有海外留学的经历。而他们的父辈出身贫寒，大多只有小学和中学文化程度，很多人连普通话都说不好。管理学认为，家族企业传承存在着一种“代际锁定效应”，即代与代之间通常会锁定在同一个产业上。然而，无论是从教育背景、知识储备还是从大时代背景来看，富二代与父辈已截然不同，其中有些可能会做出新的选择，打破这种“锁定”，实现产业优化升级。
“财富的传承是容易的，但是，在任何国家，企业家都是一种稀缺的资源。”
30万元和一个影视公司
当季伟特向父亲提出借30万块钱做事时，父亲一口就拒绝了，根本不想听下面他对这笔钱的用途和意义再作任何解释。
这30万元，季伟特打算用来自己创业。他父亲是上海市上上不锈钢管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这家最初来自温州的企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如今已经是民营不锈钢管行业的龙头企业。
毕业之后，季伟特就在父亲的公司做事。“很压抑，透不过气来。” 在公司里，大小事务都要向父亲请示，他做不了主。在他眼里，父亲和“经营之神”王永庆很像，专制，独裁，如果自己哪一天胆敢起来反抗，结局也会像王永庆的长子——被放逐在外。
因为是家中长子，父亲从小对他期望值很高，管教得尤为严格。记忆中，从小到大，季伟特从来没有得到过父亲的嘉许，得到的总是呵斥与不满。“他很少耐心听我说什么，要么教训我，要不就是朝我大发脾气。两个人根本交流不下去。”
因为父亲的关系，他结识了一位导演，决定创办一家影视公司。是想挖个洞给自己透一口气，更想证明自己。而且，“我认为企业经营是学不来的，一定是自己创出来。”
最后，他还是借到了30万创业启动资金。但他也很清楚，这些人所以愿意把钱借给他，完全是看在父亲的信用和面子上。虽然想独立创业来证明自己，他所仰仗的依然是父亲的资源。
之所以选择和家族事业八竿子打不着的影视业，季伟特有自己的打算。父亲经营企业的方式很保守，也很低调，一直很排斥记者和媒体，“外界对很多情况都不了解，对他有很多误解。我觉得，如果我们有一块影视公司的业务，就能廓清一些事端，这对我们企业的公众形象有帮助。”
影视公司目前主要业务是为一些公司拍企业对外宣传片，还没有进入真正影视片投资阶段。但是，季伟特觉得，民营资本进入影视产业是有前途的，2007年宁浩的低成本电影《疯狂的石头》就创造了一种很好的赢利模式。
之前的30万借贷，现在已还掉了10万，今年可以把剩下的20万全部还掉。“其实，真不还，也不打紧。”看上去有些拘谨和压抑的他开起了玩笑。不知道是否因为受父亲的影响，他面对媒体总流露一些警惕和不信任。
创办影视公司的事，一开始完全瞒着父亲。“后来媒体报道得多了，父亲多少也知道了一些。”一次父亲正好在他公司附近的一家酒店吃饭。他小心翼翼向父亲提议，要不要到他的公司去看一下。“不去！”老头子斩钉截铁地一口回绝。回想起这个场景，季伟特非常非常伤心。“我当时就发了一个誓，一定要做出点名堂来。”
季伟特的苦闷，让很多在场的“富二代”们找到了共鸣。浙江省中科企业研究院的调研表明，在众多浙江民营企业中，父辈与子女之间普遍存在激烈的思想文化冲突：父辈觉得孩子不懂事，子女觉得父辈太霸道；父辈觉得子女太激进，子女觉得父辈太老套；父辈对子女不放心，子女则觉得自己得不到肯定……
“一代对二代的期望值很高，总是不放心，不肯放权。只有第二代超越他们时，他们才会认可你。问题是如果你不放权，他们怎么能超越你呢？”马津龙反问。吊诡的是，出于某种奇特的心理，创业第一代甚至也不允许“二代”有超越他们的念头。
媒体人士朱跃多年来和温州企业家群体有着广泛接触，对企业家们这种矛盾的心态有着深切体会。在情感上，第一代对外界“何时让子女接班”的老问题有着本能的反感，他们不愿服老，也不愿看到打下的江山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下。然而，另一方面，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一天天地老去，企业总有一天是要交给下一代，又不得不面对接班的问题。
这个群体普遍具有“强势权力人格”，白手起家，在政策风险和商海沉浮中赤手空拳打下江山。而作为企业的主导者、决策者、管理者，他们对自己的判断有着超出常人的自信，以及强烈的控制欲。他们很难容忍有人挑战他们，即使是他们的孩子。
叶凡的父亲和叔伯的企业——长城电器是温州低压电器的前三甲。他现在的身份是总裁助理。如今，他已经学会把自己的想法“放在心里”，不管是和为父辈打江山的旧部有分歧的时候，还是面对自己的父亲。“我们之前会有个意见交流。他先不说话，听我说，然后我看他的神情就知道他的意见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如果他否定呢，“那我就放在心里。”
“大概我是很不孝的。我和父亲都是属羊的，碰在一起就容易犯冲。”季伟特忽然流露出对父亲的一丝愧疚。但是，他固执地认为自己很难妥协，因为“我对企业家的理解——他们就是探索新的未知领域，而且，这是不以意志为转移的，而且，这就是以成败论英雄的！”
“一代和一代之间的这种博弈是根本无法避免的，所以，才会有接力中国。”看似文弱的季伟特忽然间激动了起来，像要宣泄些什么，又像是宣告什么。
兄弟会的野心
低下身，计算好角度，缪新颖轻轻地一击球杆，球打了出去。和他一起玩斯诺克的三四个年轻人立刻发出欢快的叫嚷。
当置身于苏州河畔这家会所，他感觉不复是一个孤独的粒子。会所的功能区很完备，图书室、会客间、会议间，摆着各种休闲凳椅的休息间，会议厅里有3个人商谈着什么。理事会办公室里，一个面貌清秀的男生在不断地接听电话，显得忙碌异常。
他叫陈豪，是这个全称为“接力中国青年精英协会”(简称“接力中国”)的组织的发起人和现任理事长。他1982年生，老成中透着股灵气，擅长与人打交道。在这里，记者无论问起任何一个是如何“找到组织”，回答都是：先认识陈豪，接着认识某某，接着成了会员。
陈豪喜欢交朋友，也喜欢介绍不同的朋友互相认识，常常组织一帮“二代”吃饭聊天谈生意。到2007年，他有了把这种松散的人际交往圈做成一个正规组织的想法。“刚开始只是想做一个平台，后来越来越正规化。”酝酿一年半后，“接力中国”在香港注册，内地则挂靠在上海市杨浦区工商联青年工作委员会下。
他承认，“接力中国”的出现，是因为“富二代”在父辈圈子中的弱势地位，代与代之间的隔阂。“在这个商业主流社会，年轻人还是少数、是弱势。我们的商业思维在沟通过程中不会这么坦然，很多不敢于去表达。”“最大的挑战是孤独感。现在，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就感觉很温暖，有种很安稳的感觉。这是接力中国最基本的需要。”
对刚加入“接力中国”的赵鑫来说，吸引他来这里的目的有两个：交朋友，沟通信息。2007年回国后，他揣着父亲给的一笔资金来上海学投资。他笑着不肯透露手头的资金量，“主要跟投新媒体，譬如大风投投一个亿，那我就投一千万。”他手头运营的两个项目——财经和娱乐节目制作，都是和其他会员合作投资，“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可以整合资源一起来做事。”
“我们都是很努力、很向上、很有责任心的一群人，不是大家凑在一起吃吃喝喝玩玩。我们的跑车是自己赚钱买的。” 每一个会员都会向你强调这一点。他们很敏感人们用“纨绔弟子”的眼光看他们。
“接力中国”相当活跃，维持着媒体的曝光率。目前已经吸收了50多名会员，主要集中在民营企业密集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在两地举办过关于“接班”和民营经济话题的论坛。3月底，会员密集的温州成立了分会。在那里，记者碰到了一位跟着朋友慕名而来的香港女孩。
学生党员出身的陈豪有一个懂政治的头脑。当其他“富二代”流连于抱团的温暖和直接的实际功用时，他有一个很大的野心——把“接力中国”做成一个长久存在、具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组织，“像耶鲁大学的骷髅会那样”。
这个听上去令人毛骨悚然的组织，是美国历史上最神秘也最有权势的共济会式互助组织。曾走出过3位美国总统、2位最高法院大法官，还有无数美国议员以及内阁高官。从美国白宫、国会、内阁各部、最高法院以至于中央情报局，骷髅会的成员几乎无所不在。布什父子就是骷髅会的成员。骷髅会只招收精英，成员基本都是美国的名门望族。一旦有幸成为正式会员，也就等于获得了进入美国上层社会的敲门砖和通行证，新会员不仅会被传授如何跨进国家权力机构的知识，毕业时还能得到各种通往权力和财富之路的登天梯——人际纽带。
“骷髅会的成员可以得到很多机会，譬如到白宫去实习等等。我们将来希望也能为会员提供一些机会，譬如能推荐到市委党校学习什么的。这些机会靠我们单个人是不可能得到的，但是这么多人在一起就有这个可能了。我希望，我们这个组织五到十年能走出马云、郭广昌这样标志性人物。”
2009年，在上海市工商联推荐下，俨然是“富二代”代言人和明星的陈豪列席了上海两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这一年，他和其他两位接力中国会员当选新一届的“上海市青年联合会委员”。
陈豪自己还是一家天使投资公司——蓝海创投的合伙人。他的父亲是浙江嘉兴地区的著名企业家，20多年来每天早上七点就赶到工厂，风雨无阻。陈豪坦承，这种吃苦和勤奋是他这辈人无法做到的。但是，“在不同时代，我相信通往成功有不同路径。”
这都是长远的抱负。
眼下，这个拥有巨大财富继承权的群体，也成为一些人追逐和“整合”的对象。在会所的候客厅里，每次总能见到几个穿西装打领带、揣着皮包的中年人正襟危坐，刻意冷静中掩藏不住不安的神色。他们几乎都是揣着一份项目书，拜访这些比他们小十几、二十岁的孩子们，争取可能的合作者。
千金挂帅
2007年，随着碧桂园在香港主板挂牌上市，杨国强的二女儿杨惠妍进入了人们的视线。她获得父亲70%的股权转让之后，身价逼近700亿港元，取代张茵成为内地新的女首富。而与此同时，作为典型的家族企业，碧桂园集团董事长杨国强借转股欲培养女儿作为事业接班人的计划也随之浮出水面。
年方25岁，身家近千亿，她的容貌、性格和婚姻，再度掀起人们对于“女继承人”话题的关注。
在接力中国的会员中，女性和男性的比例为1：4。调查显示，对多数企业家来说，优先考虑的是儿子接班，然后才是女儿。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女性被期许的社会角色依然是“相夫教子”，此外，女儿终究是外人。而多数中小企业主仍存在“小富即安”的心态，如果接班人是儿子，父母对其接班的愿望可能会支持，但如果只有女儿，期望值就放低了。
然而，近些年来，民营企业家族的第二代继承人中出现了不少女性的名字：宗馥莉、潘巍、左颖、刘畅、郑莱莉、许涛芳、张静静……“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她们或是唯一的孩子，或是家中长女。从历史角度说，是1978年中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赋予了这些年轻女性继承家业的责任。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尽管比例不高，她们普遍表现得更为稳重和成熟，和父辈关系更和谐，很少出现常见于父子间的刚性冲突。而儿子们总想尽快地自己掌权，摆脱父亲的控制，往往通过对抗父权来寻求自我认可。
在总裁办公室里，许涛芳像一个陀螺般高速旋转着。一身黑衣，素面，五官长得很精致，性格出奇的沉静。2002年从新加坡留学回来，她从帮朋友带回国外的几件防辐射服中得到启发，在父亲的支持下，为做成衣的家族企业开拓了防辐射服装新业务。
五六年间，“添香”几乎垄断了中国防辐射服装的市场。防辐射服也成为集团公司旗下盈利最丰厚的板块，占到全部利润的60%以上。
小时候，我特别羡慕那些小康家庭的孩子，放学的时候，还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来接送。父母常常在外忙事业，我和弟弟都是阿姨照顾大的。人家吃水果都是父母削好，我只有自己去买。从小学到初中，我爸我妈从没完整地参加过我和我弟弟的家长会，常常是和老师打个照面就走了。
在我爸工厂当了几个月的业务员后，我说服父亲做这块新业务。最初，我们是替日本公司做代加工。我没有婚育经验，也没结过婚，什么都不懂，就一家一家跑替我们代销防辐射服的小店，把自己放低，向他们讨教，我才慢慢了解孕妇究竟有什么特别的需要。
我爸刚开始也没抱太大的希望，划拨给这一块的行销费用也不多。我们的积累是像滚雪球一样，衣服做出来卖掉，资金回笼，再有钱投入到广告和代言。我们后来就像合作伙伴，后面的投资，是我爸拿出一部分，我自己拿出部分。
我爸从来没有和我谈过接班。他让我从业务员做起。他也是要考察我：一有没有这个能力，二有没有这个意愿。他对我还是比较宽容。刚回来的时候，我也没有太多想法。慢慢做了，才有感情，我付出了努力，收到了回报。有一天，我忽然醒悟过来，原来我承担的责任是这么大：我们家现在的钱，三代也吃用不完，但是，我们还有这么多员工。我唯一的选择——就是全面地承担起这个责任。
让我当甩手掌柜，找个职业经理人来替代我现在的位子，自己去爬山、旅行，我是做不到的。首先，能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职业经理人；其次，他会不会像我这样对我们的家族事业有这么强的责任心和忠诚度？别人总说家族企业有多么不好，事实上，有些东西是血浓于水的。
企业家和一般人的不同之处，就是能很快地调整好自己的心理。我的EQ是很高的，我能很快平复自己的情绪。在同龄人里，我算是沉得住气的。
我这几年真正学到的东西，不是运营企业什么，而是客观地看待一个事物。不管做什么，做事、做人也好，如果在这个槛上跨不过去，他会很难的。特别是做企业，如果你不能放下架子，客观地来看待一件事的话，你就会绕很多很多远路。
我爸从来不当面夸奖我，不管我做得多努力多好，所以我憋着一股劲要努力做好。但是，有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说他感到很骄傲。(笑)
我没有任何个人兴趣爱好，工作就是我唯一的爱好，满脑子工作时感觉特别幸福，晚上加班到10点多，感觉特别充实。
“那你留给自己个人生活的时间呢？你这个年纪的女孩子都在忙着谈恋爱呢。”记者问。
“记者怎么都爱问这个问题，我通常不喜欢回答这个问题。”她开始笑，“现在是干事业为主。至于家庭、爱情什么的，等我35岁以后再考虑。”
婚姻 婿养子
2006年年底，一条“宗庆后为女儿选女婿”的新闻被媒体们炒得沸沸扬扬。据当时来自娃哈哈的消息说：宗庆后如今关心宗馥莉的个人大事甚于接班问题，要“解决其个人问题后才考虑其接班事宜”。杭州街头，一个20岁出头的眼镜男扛着“我愿娶宗庆后女儿”的求爱信公开示爱。后来还上了当地电视台的地方新闻。
故事最后被演绎成了一场闹剧。然而，在民营企业发达的杭州地区，老板们通过为女儿挑选青年才俊以确保家业得到传承，早是公开的秘密。据说，有一阵子，浙江大学里年轻有为的博士颇得民营老板们的青睐，以至于博士间流传着“干得好，不如娶得好。人生少奋斗20年”的玩笑。
“富不过三代”。这是一道让中国企业家和富二代们内心纠结的魔咒。在西方，当家族企业的继承人有其他的人生抉择，或者其才干不足以成功管理企业时，聘请职业经理人是常规做法。然而，在中国，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家对家族之外的人缺乏信任。这和中国目前信用体制不完善相关，也和东方独特的家族文化有关。
然而，同样是家族观念浓厚的日本采取了一种独特的优选传承制度——养子制。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众多家族企业历经20年不衰，不乏养子之功。住友集团仅1900年到1945年，总管家等29位家长中，出现6位养子。其他著名财阀，如丰田汽车第一任社长、松下电器创始人松下幸之助传位的对象，都是养子。
在继位的养子中，女婿占了很大比例。通常，掌门人会在公司年轻人中物色一个能力最强的年轻人，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再通过仪式将之正式收养为自己的儿子。再后，这个“女婿养子”成为家族的掌门人，并正式掌管企业。这种捆绑了家族联姻和养子身份的广义家族传承方式，就是日本特有的“婿养子”制度。
三井家族一位掌门人甚至说：“我宁可要女儿而不要儿子，因为有了女儿我可以选择我的儿子！”因为现任掌门人的可以到血缘之外找“婿养子”做接班人，这给他们的子女带来竞争压力。在这种竞争中，即使家族企业最终由儿子接管，“富不过三代”的概率也会比在中国低一些。”
据学者研究发现，在日本，“婿养子”掌控的家族企业平均业绩高于亲生儿子接掌的企业，而不管是“婿养子”还是亲生儿子接掌，家族企业业绩又平均优于代理人管理的非家族企业！其中，唯一被牺牲的，是一个年轻女性的情感和人生选择自由。
这种介于“女婿”和“职业经理人”的模式，成了中国部分企业家的备选方案。如果是女儿接班，可以是女儿直接接手，另外，也可以通过选择女婿竞争“上岗”——由女儿控制着股份，再对女婿的婚姻和权力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
从碧桂园的故事中，我们已经嗅到了“婿养子”的气息。2006年杨惠妍大婚。这位“乘龙快婿”的公开资料显示：清华毕业、留学英国，其父为东北官员，之前一直效力于碧桂园。婚后，碧桂园新业务大动作的背后不时出现他的身影。迄今为止，杨家二女儿从未在公开场合露过面，也从未接受过媒体采访，在外流传的是几张模糊的婚礼截图——新娘端着酒杯，一身喜庆色彩的中装。
她的内心对爱情有着怎样的憧憬？对婚姻有着怎样的梦想？看客们无从得知，似乎也从不关心。
缪新颖干过最叛逆的事，就是不顾父母反对谈了一场恋爱。我和他聊起了《乔家大院》中乔致庸为家族复兴，舍弃青梅竹马的表妹，另娶当地首富女儿的情节。“父亲他们肯定也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们家是天主教徒，还算民主，不会一定强求我这个。他们要我找一个优秀的女孩子，对形象、气质、学历上的要求都很高。很多还需要磨合。”
父辈的财富是祝福，也是个体的枷锁。相比较而言，女性接班人们承受着更大的压力、更少的自由选择。在沉重的家族责任之下，这些正值年华的女孩，或无暇考虑感情问题，或因为特殊的身份和家族财富，和幸福有距离，有的甚至从未真正谈过一次恋爱。
陈天红是“富二代”中的活跃分子。这个弹古筝、爱看书的女孩有着一股浓浓的文艺味。用“闺蜜”许涛芳的话来评价，“天红是很梦幻的”。和所有年轻女孩一样，她喜欢谈人生，谈爱情，谈星座。她有个弟弟，羞涩腼腆，“个性和我完全不同”。因为是长女，“从小觉得有责任为父亲分担些什么”。
“门当户对”是父亲对未来女婿的基本要求之一。天红在这方面和父亲并无冲突，“如果家庭背景差太大，在很多方面没法理解，对方也会有很大的心理压力。”可是，她雾蒙蒙的眼睛朝我投来一瞥，有些迷茫。
一个在现实中已经穿上水晶鞋的公主，没有生活在童话里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