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风声鹤唳之中，诸暨经济的抗跌性在浙江表现抢眼，当地的企业应急互助基金是一个重要的“减震器”。这个救急不救穷的基金吸引了许多地方前来取经，但真正的精髓并不在于基金的设计管理如何精巧严密，而是基金所附着的当地传统与信用文化——老板之间极为熟稔，借钱不还，无异自绝于诸暨最有影响力的企业家群体
浙江诸暨的次坞开发区内，一座多少有些引人注目的蓝色小楼里，俞国胜经营着中国最赚钱的纺织公司之一。他的名为“国申”的公司每年向非洲出口数亿元的面料，净利润率达到令人吃惊的25%。在整个行业普遍不景气之际，他正在新建全新的厂区，计划增加1000台织机。
但由于金融危机，非洲的货币贬值了30%以上，国申的利润率降到10%左右。更让俞国胜苦恼的是，非洲的货款回收比过去更不规律，而国内的原料采购基本上回到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原始状态，要同时应付正常生产和新厂区的投资，他的资金链陡然有些吃紧。
好在俞国胜是当地企业家协会的会员，他可以向协会的“企业应急互助基金”申请不高于2000万元的紧急贷款，贷款使用时间在15天内。虽然贷款利率是基准利率上浮70%，而且俞国胜需要用他和妻子、子女的资产做无限连带保证，但俞国胜依然觉得基金是一个很好的安排，“我不必去借高利贷了，那样面子上会很难看。”
在当地，这个基金被形象地比喻为“速效救心丸”，俞国胜自己也是基金的发起人之一。
救急不救穷的基金
基金在2006年初成立。
与浙江其他地方一样，诸暨的企业绝大部分为中小企业，负债率在40%-60%左右，离最易发生资金链断裂的70％负债率并不遥远，且企业间相互担保普遍，如果一家企业资金链断裂，极易引发连锁反应。
2005年，在诸暨周围的县市，发生了多起企业无法按期归还银行贷款，导致资金链断裂，并波及担保企业的案例，诸暨政府开始考虑如何防止类似事情出现。
这一年，诸暨的一家企业遇到了资金麻烦，企业家协会的负责人出面协调，最后多家企业提供担保，帮助其借款，总算解决了问题。
或许，企业家协会和政府可以共同做点什么？2005年年底，在协会的一次理事会上，市长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可以怎样做？协会调研了两三个月，形成了基本思路：政府和企业共同出资，成立应急互助基金，以帮助质地不错的企业弥补短期资金缺口，“调头寸”——企业在银行贷款到期后，需要还旧贷新，如果归还贷款的资金不足，可以向应急基金求助。
2006年3月，协会与政府达成共识，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民间性质的非营利的应急互助基金，规模定为5000万元，政府财政出资1000万元，其余由企业家协会的成员按100万和50万的额度认缴。当时的原则是，谁参加资金筹措，谁就有资格享受救助。
十多天内，协会七十多家会员有52家会员响应，认缴了3350万元。许多企业出资，并非是为了将来有机会求助，而是“50万、100万并不多，这事对大家有好处，这钱不拿出来没面子”。
大家同意，基金不可能大包大揽地解决所有资金难题，只能是“救急不救穷”。为了防止基金被滥用，设定了单笔借款不超过2000万元、使用不超过15天、利率为基准利率上浮70%、要求借款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与其直系亲属用个人财产做无限责任保证等一系列苛刻条件。
同时，对基金的发放，成立了7人的评审委员会。这7个人，有3位官员、4位企业家，包括诸暨市财政局局长、人民银行诸暨支行行长、企业家协会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等。每一笔贷款，都需要5人以上同意才可发放。
从2006年到今年4月15日，应急互助基金已贷款42笔，累计贷款3.8亿元。
2008年10月，金融危机之后，各方同意，将基金规模扩大到1亿元，并考虑允许非协会会员使用基金。
学不走的精髓
金融危机暴发以来，在浙江，诸暨经济的抗跌性颇为抢眼，没有出现一例大中型企业资金链断裂的事故，而且，到2008年底，当地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仅为0.27%，比上一年下降0.24%。
诸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企业工委书记骆强认为，除了产业结构、出口目的地较多元化等因素分散了风险之外，应急互助基金惠及了众多企业，很大程度上充当了减震器。
在许多地方，7-10天资金没法续上，就可能让一家质地不错的企业资金链断裂，濒于倒闭。金融危机冲击下，银行风声鹤唳，企业资金普遍趋紧。诸暨的应急互助基金，让企业可以在银行之外寻求短期的资金过渡安排，又不至于陷于高利贷的泥潭中，这吸引了许多其他地方前来取经。
“在别的地方，即使设立一模一样的基金，也只是得其形，很难得其神。”诸暨企业家协会副秘书长、菲达集团董事局主席舒英钢说，他是7个评审委员之一。
在他看来，诸暨模式，其精髓并不在于互助基金的管理、运行设计得如何精巧严密，而在于其附着的基础——诸暨企业家协会的氛围和文化。
1991年已成立的诸暨企业家协会，在1998年被市委组织部接管之前，与其他地方的类似协会并无区别，是一个让企业家们喝喝茶、聊聊天的机构。组织部进入后，投入了更多政府资源，会员们可以通过这个平台与政府直接对话，这让协会的作用有了根本变化。
舒英钢说，经过近10年的努力，目前，协会的氛围“绝对健康”，企业家们关系融洽，“再牛的企业在这里也平等，这里有大家庭的归属感”。当地企业家以成为会员为荣，协会不得不严格审查成员的资格，到目前，会员们贡献了当地税收的2/3。
每次协会开理事会，市长或市委书记一定会有一人参加，几乎没有会员企业家会缺席——只要人在国内，“即使在东北出差也会赶回来”。
成员们的归属感，群体之间信任、互助的氛围，构成了互助基金极为难得的信用基础：借款人的经营状况、品行个性和财产状况，平时已大部分在协会的了解中，当他们提出借款请求时，基本不需要再耽搁时间做专门调查，即可决定是否贷款，这使得基金真正可以救急。更重要的是，大家都明白，欠基金的钱不还，意味着得罪诸暨最有影响力的企业家群体，几乎等于自绝于诸暨的营商环境，一定意义上，这对借款人的约束甚至比法律还要有效。
“即使再困难，也不会有人拖欠互助基金的钱不还。”骆强说，事实是，基金没有发生过一笔逾期，借款人基本都选择提前还款。
舒英钢的公司是国有上市公司，他承认，出资参加互助基金，担任评审委员，更多地并非出于功利考虑，“人总要做一些值得做的事”。
他说，到目前为止，他没有否决过一笔借款申请，也没有一位借款人给他拜过年、送过礼，能够实实在在地帮助有需要的人，他感到内心愉悦。
而银行也因为民间的这种互助安排而对当地的企业有了更多信赖。
舒英钢表示，如果有需要，将基金规模再扩大到2个亿，难度也不大。而直接受惠的俞国胜说，自己已经尝到了甜头，如果基金需要增资，他毫无疑问会继续认缴。
【记者观察】
浙江式拯救
如果说，广东的经济方程式可以简化为“西方品牌+香港的供应链管理和贸易融资+本地生产能力”，浙江的情形则大为不同，这里的方程式为“浙商的营销能力+本地金融支持+本地生产能力”。
一物长，则一物短。由于更本土化，全球危机肆虐时，浙江所受正面冲击弱于广东，更少企业倒闭，但正是由于其本土化，浙江企业的倒闭，对当地经济肌体的损害，远较广东为甚。
在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危机中可以看到截然不同的场景：在广东东莞，地方政府不得不为“走厂”（负责人消失、企业关门）奔波善后，安置工人、垫付欠薪、拍卖设备；而在浙江，许多地方的官员们则扮演着拯救者的角色，努力不让企业停产关门。
在浙江，这是一场为了保卫资金链的总动员。
浙江省经贸委和银监局在2008年8月25日联合发文，要求各县市政府做好龙头企业资金链安全保障工作，其中明确指出要“政府主导”。
浙江省工商局则提出，“不做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不仅行政执法时软性执法，更少使用吊销执照和罚款等措施，还提出了允许企业股权出资、股权质押的政策，并帮助民营企业协会与银行合作，争取授信。
一旦巨头企业陷入危机濒于破产，政府之手强力介入的案例在浙江并不鲜见。上期刊发的绍兴案例《26天，绍兴拆除金融炸弹》中，可以看到政府如何使华联三鑫免于破产，从而避免一家企业的倒闭通过错综复杂的资金链网络层层传导造成区域性的整体经济危机。
而诸暨的故事，则提供了一个浙江深厚的民间传统与信用文化在危机之中如何成为减震器的典型案例。
当强势的政府之手与独有的民间传统相遇，独特的浙江式拯救由此而看起来卓有成效。不过，当地政府清醒地意识到，这场拯救的成功，取决于喘过气来的浙江经济能否以更健康的方式持续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