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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这个春节，对于官员们来说，据说是一个廉洁简朴的春节，不敢送礼，不敢收礼。有官员抱怨说连苹果都是自己买的。笔者听到的一则趣闻更是对此有形象注解：有些官员车载礼品到省城送礼，听说纪委工作人员在高速公路路口拦车检查，吓得送礼的官员将礼品扔到高速公路路边驾车而逃。
官员逢年过节不送礼，不收礼，这些年有关方面没有少发红头文件，但似乎效果不大。年节收到的礼品红包到底是什么性质，似乎也总是处于灰色地带。有官员为礼品辩护说，收受红包和礼品属于风俗习惯。而有些官员因贪腐而落马后，为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辩护时，也往往说那是逢年过节别人送的礼品红包。在中国，官员逢年过节送礼收礼，看起来真的有些像是风俗习惯。
官员年节收受钱物礼品，其传统可谓源远流长。
历史上，至少在明清时期，官员收受的礼品钱物，是一种被叫做“陋规”的一部分。“陋规”既然是“规”，那当然是一种规则，规范，至少是一种规矩了。既然是规矩，那官场中人是一定要遵守的了。谁不遵守，就是不懂规矩，就是犯规，就混不下去。吴思从“陋规”受到启发，总结出来的“潜规则”一词，可谓说到了点子上：它是规则，但不是明明白白的规则，而是人人知道，人人遵守，大家心照不宣却未必写在条款上，能够拿到桌面上的东西。
一般说，礼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送，但中国古代送礼以节日居多。以祝贺节日为由头，以温情脉脉的人情往来，遮盖了行贿受贿的尴尬面目。明清时官场流行的年节礼，主要是“三节两寿”之礼。所谓三节，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三个节日：春节、端午和中秋节；两寿，是官员及其夫人的生日。这样加起来就是五节，当然，有的也只送四节，三节。一个官员一年能够受到多少节礼，取决于官位高低和官缺肥瘦。比如清朝的广西，巡抚衙门每年有来自布政使四节礼银1600两，按察司四节礼银600两，苍梧道600两，左江道200两，右江道200两。桂林府、平乐府等五处的节礼银共1600两，柳州府、太平府等四处的节礼银共800两。来自州县的节礼数量也相当大，一年大致有6400两。大致算来，广西巡抚一年的节礼银就是12400两白银，其购买力相当于今天数百万元人民币。清朝的广西是一个很穷的边远地区，巡抚尚且有如此多的礼银收入，富裕的就更多。在山东，巡抚的节礼高达6万两银子，河南是4万两，江西是5万两，广东也是5万两（还有10万两的说法）。
明清时期，只要是官员，除了像海瑞这样极端清廉的，都会拿节礼银。清廉如林则徐，也照拿不误。道光二十六年，陕西灾荒，停征了军粮，陕西督粮道张集馨深感困难，“而督抚将军陋规如常支送”，其中的“抚”就是陕西巡抚林则徐。由于林是张的顶头上司，每年要向皇上密报张集馨的情况，可以直接影响张的仕途前程，因此所得“陋规”最多，计“每季白银1300两”，另有“三节两寿”的“表礼、水礼、门包”和杂费，“年逾万”。（见《道咸宦海见闻录》）明清官员年节礼的来龙去脉，颇似今日之传销，是一个严格的上线吃下线的过程。最基层的州县官吏一方面向农民征收国家正供钱粮（法定赋税），另一方面通过征收各种附加税即陋规（非法定征收）刮地皮。按照当代学者洪振快的说法，陋规的征收属于国家的“亚财政”，与“正财政”平行，不进入国库，而是用于种种法外开销，其中之一就是各级各类官员的节礼。州县官吏将征来的陋规送给各类上级官员。这些上级官员拿到下级送的节礼后，又送给更上级或者需要打点的官员。一级一级地送上去，越到上面的高官，得到礼金的数额越多。
从历史的广角来看，近些年中国官场的节日送礼风，是历史的延续，除了今天不送银子外，与史上“三节两寿”的节礼并无什么不同。虽然今日中国已经与明清时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某些深层次的东西仍然具有内在的延续性和联系性，如官员权力来自上级任命因而只对上级负责，权力含金量太大等等。明清时期，官员对社会经济事务的干预较少，权力还算有限，而今举凡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人事法律人民日常生活等等事务无不在官员的掌控管制之中。有一项管控，就意味着有一项可以谋财的机会。但是能不能谋到这样的机会，完全取决于上司的决定。上司往往不会把能够带来丰厚利益的肥缺，白白地交给一个不懂规矩的人。属下逢年过节给上司送礼并不是爱戴上司，只是不如此表示的话以后就没有机会捞好处了。
明清时期，官场送礼风气是如此普遍，乌烟瘴气，有些官员也曾建议彻底取消或改革，但这些建议连皇帝都不赞成。官场陋规是如此普遍，绝大多数官员都靠这个过日子，谋富贵。这些利益是整个官僚阶层根本的切身利益，连皇帝也只好对此予以默认。今天，禁止官员年节送礼的禁令可谓雷厉风行，这个春节确实体现出了威力。不过，能否取得长期的效果，现在还难以断言。只要官员巨大的权力来自上级，不受社会监督，只为上级负责，那么，下级官员为上级官员送礼而谋好处的陋习，就难言根除，今年过节不收礼，明年或后年就难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