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天南地北，13亿中国人中惟独宁波人最会赚钱。
就在4月中旬，居住在青岛老城区龙山路9号周围的人们发现，这栋平日里宁静的小洋楼，进出者多了许多，院内墙上多了块醒目的标志牌——青岛(宁波)商会筹委会。
一块小小的牌匾，勾起了一段城市往事。
青岛与宁波人之间有着很深的情结。上个世纪初到解放以前，一批宁波商帮在这座城市创业发展，创造了许多商业辉煌。早在1922年就在青岛创立了宁波商会(同乡会)。至今，他们的创业精神和商业品质，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磨灭，很多“老青岛”依然从心底敬重他们。
这不仅仅因为曾经的“红帮裁缝”，给青岛服装业带来多少繁荣和殊荣，也不仅仅因为仍有许多人依然记得“金鸡饼干”、“梳打饼干”等万康食品的老品牌，更不因为由他们创办的“亨得利”“天真”等老字号依然延续……
在渐渐远去的背影中，他们的敬业、诚信和不张扬，尤其常常从人们容易忽略的细微之处去赚钱的本领，最让人们看重和津津乐道。
曾经创造青岛工商业数项“第一”
宁波帮对中国早期经济做出过突出贡献。翻开中国城市史书，各区域、各大中城市，几乎应了“无宁不成市”之说。在上海、北京、天津、香港、台湾等许多重点城市和地区，宁波帮成就了许多商业巨子。
在解放前的青岛，宁波帮虽然没有像在上海、湖北、北京、天津等地一样，开创发展了几乎所有的近代工业，没有涌现出诸如包玉刚、邵逸夫等享誉海内外的商界精英，但他们对城市的贡献，同样功不可没。
“从小听着宁波帮故事长大的”的吴振亭，可算是宁波商文化的代言人。称得上是最上心的人。多年来，他四处寻访，发掘和总结了一批当年由宁波帮在青岛创造的工商业“第一”。它们大都集中在中山路及其周围一带。
这些“第一”包括：青岛华人最早的建筑设计院新慎记营造厂；最早的西装业、女装业。如王顺昌、震泰等三十几家洋服店；最早的食品业，如万康食品厂、泰康食品；最早的眼镜、钟表、手表店，如亨得利、亨达利；最早的照相馆，如天真照相馆；最早设立的银楼，如万宝、天宝金楼；最早的药房，如宏仁堂；最早的文化用品商店，如先安打字机商店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23年由郑源兴创办的青岛茂昌蛋业冷藏股份有限公司，堪称是当时中国第一家冰蛋厂，每年生产冰蛋2万吨。其中每年1万吨的出口量，占当时全国出口量的1/3。
而在经营创新和产品创新上，同样有许多“第一”值得称道。如亨得利、先安打字机，最早创建了售后服务和包月服务；万康食品厂最早引进美国先进生产线，生产铁桶饼干、四喜烤麸罐头、油焖笋罐头；万康最早采用玻璃柜台和霓虹灯广告等。
“这些‘第一’在今天看来似乎不算什么，但在当时很是了不得。有些第一如‘金鸡牌’铁桶饼干等，是在青岛创新出来后行销全国和海外。这些都体现了宁波人天生的经营头脑和才华。即使是同样在做服装、食品、钟表生意，宁波人总是能比其他商帮做得好。”吴振亭说。
处处流淌着的商业精神
对于很多由宁波人创造的商业和产业奇迹，人们往往不解，为什么他们就能在市场中看到和找到商机？为什么他们就能成功？
“无论做大做小，无论有名或无名，宁波帮所具有的商业精神是相同的。这其中并没有很特殊的秘密，有的只是最熟知和最平常不过的做人和做事原则，比如敬业、厚道、诚信、服务、助人等等。只是他们一代一代在认认真真遵循而已。”青岛宁波帮服装业的后人董尚华说。
在依然延续的亨得利、天真，在宁波帮后人身上，记者果然寻找到了这些精神。
位于青岛中山路繁华商业街上144号的亨得利钟表店，是宁波帮在青岛创业和商业历史的一个象征。在历经近百年风雨后，很多当年宁波老师傅刻苦学艺、诚实守信等优良作风保持依然。
记者采访亨得利公司时，正赶上这里进行业务考试。作为解放以后这里第二代的罗伶娣副总经理告诉记者，这样的考试1年不知要进行多少次。不仅如此，几乎每周都要进行传统教育。在这位也是技术出身的经理看来，亨得利的信誉和招牌，不是自封的，而是一代一代人靠敬业、细节、服务、技术锤炼出来的。
今年78岁的郑承传老人，14岁就来青岛学徒，是第二代宁波帮的代表。他告诉说，4年学徒主要是站柜台。但这里大有学问，包括掌握各种中高档手表的性能，熟练修理等。那时没有什么仪器，新表检测、出售、修理等全凭听力，这需要千锤百炼，包括在被窝里练。老人说，那时表的震荡频率低，一块手表应在24小时嘀哒86400次。他就练就了这样的听力硬功，能够准确无误找出问题。
记者问他为什么这么下苦功学艺，老人说，当时买表和卖表都不易，很多时候要从顾客角度考虑，只有客人满意了，才会有亨得利长久的生意，而只有诚信，才会有品牌。
虽说到退休也只是个修表匠，但郑承传精湛的技术和优秀的做人做事品德，却让他在青岛、山东享有很高声誉，以至于今天还有很多当地的温州老板或省内其他地市的人们上门求教。他说，他不抱怨什么，一辈子能专注一种事业，并能脚踏实地做好每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
罗伶娣告诉记者，在如今的亨得利，仍然有一些宁波帮的后代在继续着前辈的事业。
说到精神，78岁的老天真照相馆的徐天星告诉记者，天真之所以延续，很大程度在于传承下来的学习精神。包括他自己曾利用业余时间学习英语、日语、俄语，跟踪和掌握最先进的摄影技术。对此，天真的副总经理崔焕忠也表示达了同样的看法。“如果没有老一辈人的学习和敬业精神，就不会产生张倩这样的技术拔尖人才。”
不仅亨得利、天真，包括记者采访的万康食品第二代老人谢建寿，宁波帮后人的马元清(建筑设计业后人)、吴振亭(食品业的后人)、朱利朝、董尚华、任海福(服装业后人)、江祖龙(银行业后人)、包方陆(文化用品业后人)等，甚至新一代的宁波企业家如沈林杰、丘朋达等，总能听到和感受到这些精神的存在。
后人们的仰慕与评说
朱利朝：在我的记忆中，家父常说的一句话是，靠本事吃饭，不义之财不可取。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记得抗战胜利后，隔壁的日本洋服店老板，在临走时拿出2万元钱，以感谢我父亲曾经在生意上的帮助。但我父亲拒绝了，并把钱扔在了地上。他说，这些钱应当上缴，我拿了就等于偷窃。这是父亲留给我的最大财富。我干了一辈子医生，对病人也是如此。
马元清：爷爷和父亲，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们的执著、谦和、乐于助人的品性，尤其后来做了领导工作的爸爸，对我的影响很大。在我的记忆中，他很俭朴，也总是在帮助别人。我下乡十几年回来被分在了一家校办工厂当工人，很多人劝我找爸爸帮助调换工作，但他告诫我说，凡事要严要求，一定要靠自己努力，不要依靠别人。
任海福：父亲当年在震泰干了一辈子。技术没得说，如靠目测就能裁剪衣服，甚至为国家领导人制做出国服装。核心就是责任心和做事认真。
江祖龙：我父亲是解放前在当时的中国银行学徒和做事。常常因为对账，整夜都不睡觉，哪怕是1分钱的出入，也要查个水落石出。由于种种原因，尽管大多数宁波帮的后代没有子承父业，但不管在什么岗位，父辈们的品德和精神，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
沈林杰：对于我们这些来青岛不久的创业者来说，也算得上是宁波帮的继承者。当年商会资助他人的行为，对我们教育很深，这是做事的基本法则。因此，从前年开始，我已先后资助了4名大学生和50个春蕾女童。
……
在泥土中都能找到金子
说起宁波帮，就像说起整个浙商群体一样，人们会情不自禁地谈及他们的经营之道。而谈论最多的，就是他们的市场意识和灵活的经营方式。
在采访宁波帮以及后人的过程中，就有许多这样的事例。
“善于发现和好揣摩好像是宁波帮们的一种天生本能。我父亲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任海福说。在他的记忆中，他父亲70多岁时，曾回了一次宁波。原本探家，但干了一辈子服装的他，却变着法子地看市场，当发现有新的服装工艺，他马上返回了青岛，迅速在厂子里展开研究和攻关。
曾在万康食品干过的老人谢建寿，说起经营也是多有感慨。他说，最早专卖南货的万康，凭借着对市场的洞察力和胆识，大胆引进了当时青岛第一个美国食品生产线，并在产品上不断进行创新，当初研制和开发的凤尾鱼罐头、四喜烤麸罐头、金鸡铁桶饼干等产品，至今在“老青岛”和东南亚一些人的心中，仍留有很深印象。
万康老板的后人吴振亭说，那时万康在经营上就有了细分市场的做法，比如根据不同人群需求，制作什锦饼干、拼音饼干等。而在销售方面，更是有许多的窍门。如先吃后买、先舍后得。如通过礼券赚钱。那时的经营很是强调人性化服务，对过寿这样的事情，往往要事先设计，给人家合理搭配，然后由员工扛着送上门。
“如今人们吃泡发的海参，不是什么稀奇事。但这里也有故事和创意。当时青岛既无干海参，人们更不懂得该怎样泡发和食用。当宁波人最早开发了这一产品后，万康迅速发现了这个有价值的市场，不仅将产品引入，而且针对当时的有钱人和饭店，他们让员工上门，手把手地教顾客发海参。靠细致入微的服务，万康将青岛这一市场培育起来。”吴振亭说。
朱新泰洋服店老板的后人朱利朝，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那时服装行业竞争很激烈，但各自都有其核心的技术和经营渠道。他父亲所创办的“朱新泰”，尽管与当时的“王顺昌”、“震泰”从规模上不可比，但其中有位师傅在衬里制做上却有独到之处，在业内很有名气。有一次，京剧演员程砚秋来青岛，并希望在这里做一套礼服，而王顺昌自然是他的首选。但王顺昌并未将这桩生意留下，而是转让给更适合做这个生意的朱新泰。“这并不是个发扬风格问题，而是错位竞争和经营的需要。”朱利朝说。
而郑承传老人认为，宁波帮突出的商道是“诚信”。这既是一种精神，更是经营的基础和根本。离开这个“道”，一切无从谈起。这也是亨得利在当时敢于率先实行售后服务和服务连锁的底气所在。这恰恰应了宁波人的一贯思想和常挂在嘴上的老话：只要诚信，咸鱼也能翻身。
在这次采访中，类似万康、朱新泰、亨得利这样的经营之道，记者听了不少。包括最不起眼的擦柜台、擦玻璃，他们也会当成生意经对待。
其实这也并不深奥，这是他们骨子里所固有的东西。只是别人不敢想、不愿想，甚至不愿做的，他们先想、敢想和敢做而已；只是别人看不上眼和不注意观察的东西，被他们发现并专注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