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商大会上,和宗庆后匆匆打了几次照面。他的年龄和我的父亲差不多,说话风风火火,中气十足。在宗庆后发言期间,他不停地提及“国家”、“民族”、“人民”这些词。在他的精神上,“国家”印下了深及灵魂的烙痕。
这种烙痕,让人时刻都有着一种对国家、对民生的强烈使命感和义不容辞的义务。
这种烙痕,在“铁人”王进喜身上同样有之。听闻新上映的《铁人》票房不算好。这是可预料的,毕竟那个年代和我们当下的生活隔膜得太远了,这是一个更为提倡个人权益的社会。但是,在经历过那一代的人们身上,如宗庆后、如沈文荣、如我的父亲,烙痕延续了下来。沈文荣是沙钢集团董事长,今年在《新财富》富豪榜排名第一。《南都人物周刊》采访他时,惊讶于他“一再强调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和无私奉献的价值观”。而我的父亲一个平凡的退休老人,一再叮嘱他的儿女好好工作,为人民服务。在这个光怪陆离的社会里,“为人民服务”变得与时代格格不入。
我们可以不理解他们,但不可不尊敬他们。
在他们那里,“国家”、“人民”不是一个抽象的词,是与自己血肉相连、共呼吸的。例如,在宗庆后那里,这些已经具化成娃哈哈的每一名员工、为娃哈哈提供原材料的农民、西部落后地区的企业。
在浙商大会上,宗庆后将发言的重心放到了面对经济危机,如何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他强调民富国强,坦言道:“第一是通过合理分配来拉动内需,第二是要减轻税负,第三要让老百姓有钱花,还要解决好医疗保险、社会保障、教育问题,让老百姓敢花钱。”
这是他一贯的呼声。在今年“两会”上,已担任七年全国人大代表的宗庆后再三强调:“少收一点,就是多发一点”、“要让老百姓手里有钱”。话很朴实,道理深远。
娃哈哈的员工基本是“全民持股”,每年娃哈哈都进行分红。员工获得的分红超过年薪的50%。娃哈哈的员工为房价烦恼,宗庆后立即拍板发放补助:“公司买下的房子约3000多元/平方米,当分配的时候,公司补贴1200元/平方米/人,如果夫妻都是娃哈哈员工,合计补贴就是2400元/平方米。这样的价格,员工是能承受的。”
去过娃哈哈的厂区,看到整整齐齐地停满了员工的私家车,我们都感叹:让员工买得起房,买得起车,在金融危机时不裁员,不减薪,让员工丰衣足食地过上无忧的生活,这不就是一个企业家对社会的最大责任,对国家的最大贡献!
宗庆后对员工的善,颇让人触动。推而广之,则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博大情怀。非典、哈尔滨水污染、雪灾、地震等公共危机中,都见到了娃哈哈活跃的身影。仅在捐助教育事业这一单项上,娃哈哈已捐助了1.5亿元。
捐钱捐物是解决一时之急,更为深远的救穷则需要让人具备“造血功能”,实现自我的救助。难得的是,宗庆后将“老吾老、幼吾幼”的情怀配以了巨大的气魄和长远的眼光,将企业社会责任融入到企业主营任务中,将慈善变成细水长流、变成了“造血机”。
浙商大会,见了不少更为年轻更为活跃的精英。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与我父亲同辈的老人。我们的父辈,身上有着他们那个年代鲜明的色彩。虽然也许与当下格格不入,但是,他们那种对国家、对人民的强烈使命感和身体力行,贡献或大或小,都不得不让我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