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银行两最 “浙商”其实是两帮人



三十年间,上海为什么没有出——哪怕一名全国闻名的企业家?这是一个很让上海人尴尬的话题。所谓企业家精神是由两个元素构成的,一是自由的精神,二是创新的精神。在中国,哪块土地容易长企业家,只要看这两条就可以了

传统:从地缘系谱上找基因 

王石跟我说过两次家谱的事儿。

一是关于取舍。1988年,万科股份制改造,王石放弃自己该得的40%股份。他说,“我查了家谱30多代,我祖籍是安徽,追溯到湖北、江西,全是农民出身。农民要突然有钱了干什么?三件事:修椅子坟、娶小老婆、赌博……”

二是关于传承。2004年深秋,我和王石在杭州对坐闲谈。王石问了我一个问题:“我的父亲是行政官员,我的母亲是锡伯族妇女,我也没有受过商业训练,那么,我以及我们这代人的企业家基因是从哪里继承的?”这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促成了我写《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的宏大企业史计划。

所谓传统,传是“传承”,统是“道统”。

说到中国企业家阶层的传统,就要从传承和道统分开来说:这个阶层是从哪里来的,因何具备了现在的特征,他们又有着怎样的价值观。系谱云云,关乎的是传承。

说到传承,又有两个梳理的方向,一是家族系谱,一是地缘系谱。

以我的观察,现在的企业家绝大多数没有家族传承。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企业家阶层曾经彻底断脉。1955年10月,毛泽东在《农业合作社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一文中明确提出要让资本主义马上“绝种”。他说,“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两个多月后,全国的私营工商企业全部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用当时的说法是,“跑步进入社会主义”。从那时到1978年,中国没有一家民营企业。状况的改变始于改革开放,从事私营工商活动的人,先是被称为个体户、万元户,到1987年才重新出现了“企业家”这个名词。

在1980年代,从事创业的人,绝大多数是社会边缘人士,如农民(鲁冠球)、城市失业人员(年广久)、大学落榜青年(刘永行兄弟)、复员军人(王石)、国营企业精简下岗工人,甚至刑满释放人员(牟其中)等等。他们无法进入稳定的国营企业、政府机关或军队,因而被“逼”上了发财的道路。1992年之后,开始有中底层的官员和不得志的知识分子下海(如自称为“92派”的陈东升、冯仑等人)。在互联网经济兴起后,则又有一大群知识青年创业。这些人全数是白手起家,而且在家族历史上,没有商业世家的传承。极少数的例外,如荣毅仁家族是一个仅见的偶然现象。

正因为这样的缘故,很多企业家在成就事业后,会问一个问题:我们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问题很大,很复杂,但是又必须回答。

也许我们从地缘系谱上,可以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上海为什么出不了“著名企业家”?  

作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三十年间,上海为什么没有出——哪怕一名全国闻名的企业家?这是一个很让上海人尴尬的话题。去年,上任不久的市委书记俞正声甚至出了一个题目是,上海为什么出不了马云?

自洋务运动以来,上海就成了中国最重要的商业重镇。当年李鸿章办的四大洋务企业,有三家放在这里——江南造船厂、轮船招商局和江南织造局。名号震天响的上海商人更是如过江之鲫,如办实业的荣宗敬兄弟、穆藕初,办金融的陈光甫、张公权,办航运的虞洽卿,办文化的张元济、史量才,办百货的郭乐、马应彪,当然还有从事黑色暴力产业的杜月笙、张啸林等人。可是,最近这三十年里,上海企业家似乎集体“沉默”。

“沉默”的原因与地缘经济有关。

其一,作为国营企业——特别是轻纺和轻工产业的重镇,在1990年代之前,上海一直被计划体制压得喘不过气来,人才、技术和市场被周边数以十万计的江浙小企业分割蚕食。自上海证券交易所恢复及浦东开发以来,上海迅速复兴,不过,它的特征却是政府强力主导,民营企业家仍然无大作为。

其二,上海自开埠以来,就成为航运、金融和制造业的中心,由于体量惊人,因而形成了以我为中心的“坐商模式”,百商汇流,坐地兴市,成为一种惯性思维。所以,上海企业家吸力足够,呼力不足,很少看到他们满头大汗地跑到穷乡僻壤去打市场的。在消费品领域,上海产品只能够在一级市场昙花一现,缺乏渗透力和亲和力,是上海企业的通病。

其三,以上海的区位优势,百年以来,最容易做大做强的产业分别是航运码头、金融、地产、文化和重化工业,而上述产业绝大多数仍是国有资本密集之地,所以,上海容易出大企业,却出不了大企业家。

上述的三个特征不改观,上海还是出不了荣宗敬或马云。

苏南:中国实业摇篮 

改革开放以后,民营经济最活跃、声势闹得最大的地区是江苏南部的苏(苏州)锡(无锡)常(常州),费孝通先生将之总结为“苏南模式”。

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民营企业在两大民生产业拥有绝对的优势,一是棉纺业,一是面粉业,而苏南企业家则是这两大产业的绝对领先者。无锡的荣宗敬尝言,“中国人,有一半是吃我的,穿我的。”其言豪迈,百年后听来仍很向往。

苏南的兴盛有历史的渊源。自隋唐开通大运河之后,苏南一带就成为鱼米之乡,水稻种植非常高产,面粉业也因而繁荣。此外,这里的桑蚕产业一直十分发达,号称“衣被天下”。晚清洋务运动之后,英国和日本的缫丝织造技术引进中国,很快在这里生根。最早的民营织布厂就是由苏州人创办的,晚清状元、南通人张謇下海经商,办的就是丝织工厂,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创业,从事的也是这个产业。

苏南地区地杰人灵,民众性情温和,土地平坦,水网交织,便于交通运输,并且,与上海接邻,商流与人流均无比便捷,所以,是最理想的工商之地。这个地方的人脚踏实地,好办实业,百年以来,成为中国实业的摇篮。在民国时期的上海滩,最活跃的商人主要有两批,一是来自苏南的实业家,二是来自宁波的金融家,他们合在一起称为“江浙财团”,是国内势力最大的金钱力量。

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苏南一带的社队企业也没有完全消失。这些企业独立于国家计划体制之外,成为了一股很奇特的经济力量。在资产关系上,它们属于公社或生产大队集体所有,不过,它们的经营活动却操控在某些“能人”手中,这些人甚至还是公社或大队的领导。在1978年之后,随着消费市场被激活,城里的国营企业受体制约束始终无法展开手脚,这些天生地养的社队企业竟“意外”地成为了活跃市场和冲击计划体制的主流力量。这就是中国崛起的“草根秘密”。

“浙商”其实是两帮人  

自明清以来,便有“商帮”的说法,晚清最显赫的是晋商和徽商,他们以从事金融流通和货物流通为主业。1978年至今,金融业一直没有开放,金融商业的智慧全无用武之地,所以,晋商“转型”成了煤老板,徽商则无迹可觅。

近三十年间,最出名的新晋商帮是浙商。在全国,浙江的民营企业成分最高,知名的企业家也最多。

事实上,如果从地缘来研究的话,浙商其实是由两帮人组成的,他们的禀性大有不同。

一帮人属于长三角流域,也就是浙江北部的杭(杭州)嘉(嘉兴)湖(湖州)和宁(宁波)绍(绍兴)地区,这些地区属于传统的鱼米之乡,近百年间,以上海为中心,与苏南的苏锡常为上海经济圈的两翼,其成长模式基本属于“苏南模式”的范畴。在早年的上海滩,企业家组织——上海总商会的会长长期由浙北人士担当。

另一帮人属于武夷山系流域,也就是浙江南部的温州和台州地区,这两个地方在历史上与闽北合为一个文化圈,是渔民文化。自古以来,因天远地偏、土地稀少,民众有下南洋和外出做小生意的传统,是四海为家的贸易一族。这些人对商机有天生的嗅觉,对任何产业和地域均无依恋,从未有扎根的念头,信仰“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倒”。近三十年来,温台商人先是以走私起家,形成了最早的小商品产销市场,成了最早出名的私人企业主集群,费孝通先生将之与“苏南模式”对比,称为“温州模式”。到1999年之后,完成原始积累的温台商人开始转战在各个领域中当炒家,从炒房到炒棉花、炒煤炭、炒小水库、炒小油田等等。

与其他地域的企业家相比,浙商有一显一隐两大特征:显性的一个是,他们的勤劳与守信,隐性的一个是他们的凶猛与好赌。近年以来,在国内股市的二级市场上,充当“涨停敢死队”的大概有一半是浙江人,而在更为凶险的期货市场上大赢大输的,也是他们。

在某种意义上,浙北帮在地缘上与苏南更亲密,而因为早年的“金融记忆”,他们除了善于实业经营之外,在资本市场上更为激进。浙南帮“好投机而轻实业”,与地理条件非常接近的广东潮汕商人有气质上的惊人类似。

粤商为什么动不动就“北伐”? 

1990年代初,我常常去珠三角采访。无论在顺德或是中山,无论企业的大小,在几乎所有的总经理办公室里,都会看到一张中国地图。那些操着一口别扭普通话的年轻人动辄就站在地图前面挥斥方遒。

那时正是广东粮、珠江水北伐全中国的“龙兴时刻”。一直到今天,那里的企业家还是改不了动不动就北伐的喜好。

这样的气质当然又与地域系谱有关。

广东自1750年代之后,被乾隆帝定为“一口通商”之地,中国沿海只有在这里对外开放。朝廷设立“十三行”,也就是十三个国有贸易公司,粤海关抽税所得不入户部而属于内务府,为皇家的“小钱袋”。正因如此,广东形成了贸易全国的传统与格局,陶瓷、茶叶、丝绸及白银在这里源源流出,西洋奇巧之物及后来的鸦片也从这里源源流入,由市成城,因贸而工,珠三角一带的外向型工商传统因此而成。此外,广东还是买办阶层——现在我们称为“跨国公司的高级经理人”的萌芽地。据法国学者白吉尔计算,到1910年前后,全国有10万个买办,广东占了一半,这群人是第一批具备了全球化观念和现代公司理念的中国人。自晚清孙中山起事以来,广东一带就成了革命的发源地,“北伐”成了常态,这种精神竟也渗透到商业中来。

1978年之后,一向被视为台海前线的珠三角突然成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主要原因有三:一是香港商人的进入,当时香港是全世界最大的成衣、玩具和塑料花制造基地,港商率先提出“三来一补”,内地的成本优势顿时被激发出来;二是大量逃港人员回来,成了第一批拥有原始资本的创业家;三是粤商的“北伐”传统仍然健在。于是,大量新潮的服装、食品开始倾销全国,最后在中国改革史上留下了一个响亮的记忆——“80年代,看广东”。

1999年后,在新兴起的地产热中,广东企业家不但成了第一批淘金者,更是率先走向全国进行开发的集群。

粤商喜欢外出征伐,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原本就来自五湖四海,说着南腔北调,天下原本就是他们的家。

青岛:孔孟后人的商业精神  

在北方地缘中,最让人感兴趣的是山东青岛的企业家集群。海尔、海信、青岛啤酒、澳柯玛、青岛双星(董事长汪海是全国第一届优秀企业家),都是闻名全国的大企业。2000年,中央电视台评选第一届CCTV年度经济人物,十个人中,青岛企业家就占了三席,分别是张瑞敏、周厚健和彭作义,这样的荣耀日后很少看见。

青岛企业家的身上积了历史的三层“地缘记忆”。

一是北方的豪迈之气。山东自古出大汉,吃大蒜,拉大车,唱大歌,长大个,一切都讲个大字,所以,山东容易出大企业家。

二是山东的好儒之风。邹鲁是儒家的发源地,这种气质很自然地渗透到商业的每一个方面,在内部管理上,特别容易形成“君君臣臣”的企业文化,对制造型企业尤为有利,在营销方面,山东人最善于制作打动人心的广告,能够把一切都说得天方地圆。

三是青岛的外向传统。此地为沿海城市,早年受德国、日本的半殖民统治,有独特的杂交文化,而且与日韩接近,成为产业梯级转移的最佳入让市场。与很多封闭、内敛的北方城市不同,青岛有开放的气质。

青岛企业家仿佛一群内外兼修、文武皆备的武士,在中国企业界独树一帜。

 浙商银行两最 “浙商”其实是两帮人

东北:黑土地为什么长不出大企业家? 

在梳理中国百年企业史的时候,我会被这个问题所困扰:东三省,那么肥沃的黑土地,为什么没有长出几个大企业家?

说东北肥沃,不但是说土壤,而更是说经济。早在1920年代,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治理东北的时候,就已经打下了一定的工业基础,沈阳的兵工厂是唯一能够自主制造飞机和卡车的大型军工企业,哈尔滨则是东北亚最大的国际大都市。据曲晓范在《近代东北城市的历史变迁》一书中的计算,1945年抗战结束时,全中国的工业总产值中,东北占85%,台湾占10%,连年内战的其他地区只占5%。东北工业规模不仅大于上海地区,甚至还超过日本本土,位居亚洲第一。

新中国建立后,东北仍是最主要的重工业基地。1959年,大庆油田被发现后,东北的重要性进一步凸现,因而有了“共和国长子”的称号。

但是,东北从来没有出过大企业家。

道理似乎在于:从1920年代开始,东北经济就是以国有化为特征的,国有投资、国有经营、国有垄断,需要自由空气的企业家精神当然就被窒息掉了。所以,东北有最具纪律性的产业工人,能够出王进喜这样的铁人典型,可是却出不了企业家。

这样的“土质”已经形成将近百年,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东北国有企业生锈衰落,民间商业缺乏基因,昔日的优势陡然变成了“包袱”,因而造成经济长期徘徊不前。

用熊彼特和德鲁克的说法,所谓企业家精神是由两个元素构成的,一是自由的精神,二是创新的精神。在中国,哪块土地容易长企业家,只要看这两条就可以了。

  

爱华网本文地址 » http://www.413yy.cn/a/9101032201/200381.html

更多阅读

是戒烟最好最快的方法是什么? 中药戒烟最好的方法

是戒烟最好最快的方法是什么?——简介常吸烟的人突然戒烟就会出现烦躁不安、头昏头痛、失眠忧虑、咳嗽多汗、心率下降、食欲或体重增加等一系列的不适感。所以为了减少吸烟对自己和家人的危害,请尽量少抽烟或者去戒烟。是戒烟最好最

交通银行信用卡最红星期五超市怎么注册 最红星期五超市

交通银行信用卡最红星期五超市怎么注册——简介交通银行信用卡最红星期五活动如何注册,交通银行信用卡最红星期五超市活动注册流程。交通银行信用卡最红星期五超市怎么注册——工具/原料交通银行信用卡最红星期五最红星期五交通银行

最萌身高差是多少? 最萌身高差多少

最萌身高差是多少?——简介在这段时间的新闻中,一对情侣被我们所关注,一个最萌身高差的名词被我们所得知,许多朋友开始直到和认识这对最萌身高差的情侣。许多图片中,这对情侣的身高差很幸福,很友好。那么实际上最萌身高差是多少呢?什么样的

余光中的乡愁 余光中最大的乡愁是

出身外文捍卫华文由于忧心台湾学生的华文能力每下愈况,余光中两年前连同张晓风等人在台湾临时发起组织“抢救国文教育联盟行动”,过后正式成立民间组织“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去年余光中以协会理事长的名誉向社会发声说,“中文是中

声明:《浙商银行两最 “浙商”其实是两帮人》为网友败男神分享!如侵犯到您的合法权益请联系我们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