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编者按：
回顾温州的私（民）营经济史，多是小人物的奋斗史，洗脚上岸的“泥腿子”，起家于“小商小贩”，作坊式生产，多是单打独斗，如履薄冰，在大浪淘沙中随经济脉搏的跳动、为追逐财富不断改变自己的轨迹。
那个内困外忧的年代，他们为“养家糊口”，偷偷“挖社会主义墙角”，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当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们求富的冲动中又夹杂着唯利是图、法盲无知和无序竞争，派生出无证、假冒、伪劣的“怪胎”现象。
世事难料。也是这些洗脚上岸的“泥腿子”和当初微不足道的“蚂蚁”企业，从成为国民经济的补充，到迅速崛起为推动温州经济发展的生力军。
此轮金融危机下，一些企业通过技术升级、品牌塑造和市场渠道开拓增加产品附加值，将企业做强、做大；另一些“低价格、低品质”的企业则被洗牌出局，再谋出路。
如今，那些在行业竞争中被淘汰或自我淘汰的温州老板，再次实践“敢为天下先”的温州创业精神，或是逐步从传统的制造业撤离，转向风险更大但投机利润更高的矿产、房地产等行业，或是涉足金融、创投等形式的资本运作，更有甚者则卷入高利贷的漩涡。
无论如何，他们都是想延续自己的财富故事。
2009年8月下旬，记者搭了辆人力三轮车，来到瑞安市塘下镇的龙翔公园。一座白色的纪念亭下，浙江省原省委副书记陈法文题写的“纪念刘少奇同志‘五·二七’批示”的石碑赫然入目。
这要追溯到1964年5月27日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刘少奇在浙江省委递交的《关于逐步发展公社（大队）经济和试行公社干部不脱产的意见的报告》上作出批示，批示强调“公社干部不脱离生产是完全能行的”，提出“公社和大队办一些集体企业”的要求，并说“这件事浙江可以试验，其他各省也可以试点”。
当年6月，原瑞安县的塘下区因此成为试验点，在全区17个公社全面推行干部不脱产试验，并兴办了一批社队企业。
在亲历者的印象中，当时社队企业中，规模最大的是塘下农械厂，有300多名工人，主要生产汽摩配件。据不完全统计，1964年至1969年，塘下实验区上规模企业除区联社经营管理的22个企业外，17个公社还创办了砖瓦厂、造船厂、酱油厂、建筑队、农械厂等77个社队企业。
然而，因为“文革”的原因，塘下试验区中途夭折，所有的社队企业都被关停。但试点实验的意义非凡，它让大批农民从土地上最先解放出来，在塘下区种下了民营经济的种子。
温州经济研究所所长李丁富认为，塘下区在刘少奇的“五·二七”批示落实后，已成为“温州模式”的老前辈。这比1987年9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温州为全国第一批（14个）农村改革试验区，整整提早了23年。
不应忘却的社队企业
作为人民公社时代的产物，在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社队企业的历史地位不容忘却。
直到1984年3月2日，国务院正式发出通知，将社队企业改称为“乡镇企业”，作为一个新的、独立的企业形态浮出水面，当年中国的乡镇企业实际已经发展到165万家，拥有劳动力3848万人。
倘若塘下的社队企业没有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的话，温州会不会走上另外一条发展之路呢？但历史没有假设。
一域之隔的乐清柳市镇的一些人却在“顶风作案”，开始生产低压电器。如果说社队企业在塘下区种下了民营经济的种子，柳市的通用电器厂则为“低压电器之都”打下坚实的基石。
1969年，柳市镇的负责人石锦宽为了解决支边青年的就业，以居委会的名义成立了一家街道企业——柳市通用电器厂。由32个门市部（车间）组成，独立经营各种业务，电器厂则负责对外销售和管理账目，每个车间每月向电器厂缴纳30元的管理费。门市部与电器厂之间只是挂靠关系。
“电器厂成立后，一批除了勇气别无所有的农民，开始渗透进商贸领域，做起五金配件、原材料、机电、贸易合同、产品目录等生意。”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
20世纪60年代末，柳市最好的劳动力，一天只能从生产大队挣到0.57元，最差的每天收入还不到4分钱。但是，他们总要顽强地活下去。
很多人年纪不大就跑到外面去从事弹棉花、补鞋、瓦工、木工等生意，听说电器推销员都发了财，而自己在做工时也能得到很多信息，于是纷纷改行加入了推销员的队伍。
于是政府开始“割资本主义尾巴”。师傅们被拘留，厂子关掉。获释的师傅又被更多的村子请去传授技艺。做电器配件的人越来越多。为了逃避制裁，从业者们跑到山里面继续生产，原料用地瓜干等物品遮盖。
“割尾巴”和“投机倒把”
“我从1974年开始做私活赚钱，1977年被单位的工作组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关押在仓库里，铐了一整天，鼻子顶着墙，不让睡觉。关了一个多月，赶上政策变化，被行政记大过和罚款600元后释放。”温州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发静说。
600元在当时是个大数字。他说，那几年做私活的营业额1万元左右，利润也就千把块钱。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西宾馆举行。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总结讲话，“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行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
这个令人亢奋的冬天，留在了冒险者的回忆中。
因为抓住了计划经济的软肋——供求渠道不畅通，电器厂的发展出人意料的快，到了1979年，这个厂的产值已经达到了1个亿。电器厂每年都会评选先进，评出营业额最好的10个门市部表彰，其10位负责人则按照从事的行当冠以“大王”称号。
凭着激进的性格和冒险的精神，先行的冒险者掸去身上的尘土，洗尽满脸的污垢，迅速积累起个人财富。1982年，30岁的“机电大王”郑元忠骑着摩托车，在他贴着马赛克的3层小洋楼与作坊工厂之间“招摇”来回。
他用台湾走私来的白银做拉线开关，国营厂卖10元一个，他只卖3元，还能赚2元。郑元忠据此积累资本，开有几家工厂，年产值百万元，是柳市仅次于“五金大王”胡金林的“二富”。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的初步成果催生了人们的信心和希望。尽管受到遏制，体制外力量还是在上升的通道里。1981年，柳市生产低压电器的家庭企业有300家，而整个温州活跃在全国各地的推销员达数十万之众。到1982年底，全国工商户已达101万家，是1979年底的10倍。
那个物资短缺的时代，新兴的私营经济无孔不入地参与市场竞争，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投机倒把”成为悬在那些冒险者头上的一把利剑。
直到2009年8月24日，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再次审议的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草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四部法律中有关“投机倒把”“投机倒把罪”的规定予以删去并作出了修改。
这意味着“投机倒把”这一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名词将成为历史名词，不再出现在我国现有的法律当中。
1983年9月15日凌晨1点30分，郑元忠潜回家中的第5日，柳市派出所、工商局30多人冲进来，把他从床上拉下来，关进了乐清看守所，和一批重刑嫌疑犯关押在一起。
除“螺丝大王”刘大源逃脱外，其他的“大王”们都被逮了起来。
类似的故事在今天听来甚为荒唐可笑。有人在街边卖虾皮，被工商人员抓住，走投无路竟跳进九山湖里自杀；还有人卖螃蟹，被工商人员的哨声当场吓晕；另有一养鸭专业户，见有干部登门上访，以为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吓得簌簌发抖，赶紧声明“以后不敢养了”。
柳市风云
1984年3月27日曙光乍现。被关押了186天的郑元忠无罪释放。
听亲友们说是中央一号文件救了他，他没立刻回家，先去理发店理了发，刮了胡子，然后跑到柳市镇工商所，细细研读一号文件。
郑元忠仔细研读了中央一号文件，强烈感受到政府对个体民营经济松绑信号，决定继续留在家乡打拼厮杀。填平了院子里的水田，他办起乐清第一家股份制合作企业——乐清精益开关厂。
原柳市镇工商所所长胡万昌说，郑元忠翻案对其他企业主影响很大，“就是说，没事了。就这样，柳市的低压电器又蓬勃地发展起来了。”
从1984年5月6日到8月6日，柳市工商所每天平均批74家低压电器企业。三个月时间，柳市的低压电器厂已经达到五六千家。
这一年，温州开始走上以“小商品、大市场；小规模、大协作；小机器、大动力；小能人，大气魄”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之路。
当全国轰轰烈烈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温州的农民开始洗脚上田。到1985年，全市已有80多万农村劳动力离开耕地，转向经营家庭办和联户办的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和其他服务行业，家庭工业企业达13.3万家，被称为“中国农民经济史上的一个创举”。
数年过去后，与那些在1984年后快速成长起来的新兴企业相比，“大王”们曾经的光环不再重现。当时，最热闹的柳市后街，“八大王”彼此店铺相邻，刚辍学不久的南存辉在“目录大王”叶建华的店门前练摊修鞋。
1984年的某一天，南存辉低头补鞋，听到有人叫自己，抬起头一看，是他小学同班同学胡成中。
胡成中告诉南存辉，自己不再做裁缝，改行推销电器，一趟生意能赚一千元。胡成中的话让后者既羡慕又嫉妒：补多少双鞋才能赚一千？于是，他们走到一起，各自投资1.5万元，创办了“乐清县求精开关厂”，开始在低压电器事业里的艰难跋涉。
求精开关厂横空出世，也即正泰和德力西电气的前身。第一个月，开关厂赚了35元钱。有人沮丧了，而南存辉兴奋异常：很高兴，赚到钱了，没有亏本。
此后十多年，声名鹊起的南存辉将正泰集团的营销网络扩展到欧洲、北美、南美、中东等海外市场。被判刑关押了一年半的叶建华，放出来后开照相馆、开广告公司、开汽车修理厂，“目录大王”终成前尘往事。
“正是有了先行者不自觉的试验，新一代的温州商人的才能得以在更广大的舞台上演绎得精彩。”周德文说。
20世纪80年代末，柳市这片面积仅有49.8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竟有7.8万人卷入低压电器生产、销售的商海中。
在那市场经济混沌初开之始，成千上万的农民拖着泥腿，带着求富的渴望，从乡村农田涌入家庭工业。求富的冲动中夹杂着唯利是图、“法盲”无知、道德缺失、技术低下和无序竞争，派生出一个个无证、假冒、伪劣的“怪胎”。
据胡万昌统计，自1982年至1990年，由政府组织的大的整顿就有11次。1990年6月10日，一份措辞强硬的国务院29号文件传达到乐清市全体干部。随后，由中央八部委局联合派出工作队进驻柳市，抓了二十多人，几个干部被判刑。
1990年6月28日上午，300多名当地工商局、技术监督局人员分成三队，对柳市所有的铺面实行封查，近千家被贴上封条。胡万昌是其中一队的领导。据他回忆，当日下午两点，他独自返回街上默默清点。时值盛夏，日光白灼晃眼，往常喧哗街市一片寂静，满街都是白色的封条。
这次大整顿总共销毁了60多吨柳市的电器，价值5000多万元。还注销29家无证企业，49家企业自动歇业，清理946个低压电器柜台、门市部，取缔255个生产伪劣电器产品的家庭作坊。同时，确定对28家企业进行重点扶持。
1991年，大整顿过后，求精开关厂分为一厂和二厂，南存辉与胡成中各任厂长。次年，二人分手。两年后，南存辉的正泰集团成立，胡成中则成为德力西的创始人。因为拥有许可证，他们将众多希望得到保障的小工厂收到旗下，成为柳市第一批整合者。
胡万昌说，某种意义上，打假打出一个新柳市。
从1992年至2002年，柳市GDP从3.7亿元增加到48亿元，年均增长29%；工业生产总值从3.5亿元增加到119亿元，年均增长42.3%；财政总收入从2618万元增加到5.1亿元，年均增长35%。
2008年，354家规模以上企业实现产值322.48亿元，使得柳市始终稳居温州市第一强镇位置。
制造业转型
除低压电器产业外，温州的其他行业也得到了蓬勃发展。比如，服装、打火机、鞋革等行业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产业链。改革开放30年来，这些当初微不足道的“蚂蚁”企业，从成为国民经济的补充，到迅速崛起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生力军。
经温州市统计局测算，2007年温州市民营经济增加值为1741亿元，占全市GDP的比重为80.7%，比浙江省平均水平高15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高30个百分点。
更明显的变化是，那些洗脚上岸的农民也实现由穷到富的转变。截至2007年底，温州老板购买的宝马车已经超过6000辆，奔驰车也有3000辆。
“周末的时候，我会开车到郊区体验农村生活，遇到生活贫穷的人，悄悄地塞点钱。”黄发静说，这能让他对少年时的贫困生活记忆犹新，“念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家里穷得买不起一个书包，父亲只好做了个木头书包，背到学校很尴尬，我发誓要努力赚钱。”
20世纪90年代末起，温州老板不再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的财富，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物权法》更是给他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十多年来，从制造业积累的利润集结成蠢蠢欲动的温州民间资本，高调地进行一轮接一轮的“炒房、炒矿、炒油”运动。
背后的现实问题是，制造业的利润越来越低，无论是鞋类、服装，还是眼镜或打火机等产业，大多数温州企业在产业价值链条中处于低端，产品附加值和技术含量有限。
“一些中小企业仍停留在低水平、低价格上竞争。”周德文说。
黄发静的日丰打火机公司，是温州大型的打火机企业之一，和其他中小企业一样，近几年也同样备受成本高涨煎熬。尽管经过技术创新、市场拓展后，公司的业务还算比较稳定。但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能做到增加产品附加值，他非常担心为之奋斗了20多年的金属打火机产业，会在他这一代人的手中消失。
20世纪80年代，是温州打火机行业的鼎盛时期，打火机企业多达2000多家，而且家家企业都很红火。随后，由于竞争性淘汰，2006年尚有600家左右，现在只剩下不到百家，不到鼎盛时期的1／20。
“企业正常的优胜劣汰是没有关系，但现在看来，这是不正常的。”黄发静说。
2008年，受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温州共有3123家私营企业注销，其中制造业注销1245家，批发零售业1051家。大量的中小企业停工、关闭，迫使温州市工商局从2008年12月3日启动特殊时期私（民）营企业生存状况快报制，实行民企生存状况信息快报。
当生产难以为继，企业主选择关掉工厂，出租厂房，坐收租金。一些企业尝试搞多元化经营，还有一些企业希望通过短期投资赚钱，再回到实业中来。
“如果资金、技术能够承受的话，可以尝试多元化发展。现在看来，温州企业搞多元化成功的少、失败的多。”黄发静说。
而仍坚守在金属打火机行业的黄发静感慨地说，现在做实业赚钱难，不比以前，只要胆子大、有点门路，就能赚钱。
最近，黄发静在思考一个问题：同样一个款式的ZIPPO打火机，他生产的贴牌产品价格是1美元，而日本生产的贴牌产品价格是10美元。对这个10美元，他是既羡慕又妒忌。
在日丰打火机公司的样品展示间里，记者看到各种样式、精致漂亮的打火机。他说，现在单是把厂房租出去，每年的收入也有几百万元，“但我不甘心这块牌子，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消失，所以一定要想方设法搞下去。” （感谢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对本文采访提供的帮助，部分资料参考其新书《温州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