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真实的交易：提高生活质量的通俗经济学》
第3章 世事如棋人情非纸
——人为什么要同他人做交易靠人情维系的商业交易导致了保险职业道德的严重衰败，它预示着这个行业的重大危机迟早会发生，如图3-1所示。图3-1保险危机◎平民社会历来的经验教训，让他们认识到了人情的极不可靠性特征。
●人与他人的交易关系首先表现在一种特定的归属感上。◎不必要的圈子带来了额外的交易成本。
●黑社会利用的是人们好面子且惧怕的双重心理，掌握了委托代理中的主动权。◎“人情陷阱”交易方式与黑社会交易方式并无多大差别，唯一的差别是“人情陷阱”交易方式是-爱华网-以合法机构为依托的。
●人们之所以痛恨传销，不在于自己是否参与其中并造成了损失，关键在于它是一种非常致命的“杀熟”手段。3.1令人不爽的一串谚语无可否认，平民社会生活的规制和认知逻辑大多是由谚语来支持的。比如，一个没钱没势的人受了强势邻居的欺负，他及家人没法报复，只好以“莫与小人为仇，小人自有对头”的谚语来安慰自己。
恰巧，后来这位强势邻居在生意中被骗，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无形中印证了“小人自有对头”的谚语逻辑。这个“虚拟”但在现实中又大量存在的故事，从侧面说明了中国人情世故的真实性。而“莫与小人为仇，小人自有对头”这句谚语，只是在强调因果报应，还没全面刻画人情世故的本真。在这方面，最令人不爽的谚语是“人情似纸张张薄，世事如棋局局新”。
人在与他人交往中，愿以“友情”、“关系”等字眼掩饰利益动机，而不愿承认背后的交易本质。这就决定了“人情大国”并不是一个真实的概念。所谓人情大国，其概念由当代著名学者韩少功提出。在他发表于2001年第12期《读书》杂志上的《人情超级大国》一文中，他讲道：“亲情治近，理法治远，亲情重于礼法就是他们自然的文化选择。”还有，“实用济近，公理济远，实用重于公理自然成了中国人的另一项文化选择。”以上直接引语中的“他们”，是相对于游牧民族的定居族群，在人情观念方面可以狭义地指“中国人”。而“人情”之于个人的作用则是十分功利化的，即“特别是在社会遇到风险和危机的时候，人情更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安全网。”事实上，在中国古代社会一次又一次解体与重建的时候，人情根本没起到黏合剂或安全网的作用。平民社会历来的经验教训，让他们认识到了人情的极不可靠性特征。除了“人情似纸张张薄，世事如棋局局新”之外，还有不少类似的经验性说法，如：
（1）“人情莫道春光好，只怕秋来有时冷”，是说人情如季节变化一样，有勃发的时候，就有凋谢的时候。如此变化，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红楼梦》中的悲剧性结局——“忽拉拉似大厦倾”。
（2）“人情似水分高下，世事如云任卷舒”，此语虽然有达观的认识，但对人情中的等级之分还是昭然若揭。
（3）“入山不怕虎伤人，只怕人情两面刀”，此语表现出对人情交易性质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的高度恐惧，想想“别人把你卖了，你还帮人家数钱”的残酷玩笑，就足以推断人情交易背后的巨大风险。无论是对人情变化的必然性的认识，还是对其不确定性的恐惧，最后都可以用最典型的交易描写来印证，其语曰：“白马红缨彩色新，不是亲来强来亲；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事实上，每一个人情交易参与者没有不计算成本与收益的，因此，中国人平日里婚丧诸事几乎没有不设立账本的。而如以上所引带“人情”字眼的谚语一样，“请客莫请女客，请五十来一百”之语也不只是单单表现出对妇女的轻蔑，而更是计算当下最直接成本的经验。现在，人们把对人情之事（如同事的女儿出嫁）随“份子钱”称为“买饭票”。然而，几乎又没有一个接到随礼通知的人会拒绝“买饭票”。如此矛盾，正是人情大国的真实面目。
3.2圈子总是有成本的人们在“份子钱”与“买饭票”的矛盾夹缝中生存，就长期观点来看，更注重的不是当前损失，而是考虑一种长期效用。这种长期效用，可称为“获得认可的成本”。一个人只要生活在现实世界中，他（她）就不可避免地与外界产生交易关系，而人与他人的交易关系则首先表现在一种特定的归属感上。比如，一个城市小资，他（她）会定期地收到同学聚会的邀请，或是临时的小范围聚会的邀请。对一个人来说，同学聚会可能又分为好几个层次：小学的、初中的、高中的、大学的。有时在表达上甚至会出现令听者很不愉快的现象，比如他（她）不经意对初中同学叙说“我们几个同学”一起喝酒的场面，而分类标准是大学同学。除同学聚会之外，还有老乡聚会。老乡聚会又分成不同的层次：在一个县，按乡镇（或村庄）标准，给出一个集合信号；在一个市（地级），又给出县分类标准；在一个省，又给出不同市的标准；在一个国家，按省划分人群很自然，同时又存在“南方人”与“北方人”、“内地人”与“沿海人”的诸多概念，即分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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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按各种标准划成的不同规模的群体，无非是向群内人表示：我们之间可以进行交易，而且交易成本较低。当然，有时候交易成本是无形的，而且它体现在一方有明显牟利动机的交易中。比如，皮普斯与英国某个海军造船厂的木匠夫妇之间的所谓朋友关系，即是如此。那个著名的案例发生在英国的“牛顿（1642—1727）时期”。赫赫有名的海军部长兼皇家学会会长皮普斯（1633—1703）与一位木匠的妻子关系暧昧。皮普斯对托他给丈夫办事的木匠之妻常有亲昵动作，如摸摸脸蛋儿。不过，从第一次“摸了”之后，皮普斯就决定为木匠效力，为其谋些好差事。终于，在1664年12月，木匠夫妇把皮普斯请到家里吃饭，饭后皮普斯给木匠一个临时差事，打发他出去。
而后，木匠的妻子与皮普斯半推半就地发生了肉体关系。木匠夫妻设计的性贿赂之计，至此成功。虽然说皮普斯后来不惜以部长之尊，为木匠写推荐信，但是木匠并没得到理想中的好差事。皮普斯为此很过意不去，在日记中对此事表示忏悔。直到他死了120多年后，1825年，他用速记与密码写的日记才被破译出来。性贿赂事件也就露出水面了。好在，当事人全都离开了人世。此事之所以与牛顿扯上“间接关系”，并不是牛顿对当时的情况知悉，而是皮普斯的皇家学会会长身份之厉害，完全决定了牛顿的学术命运。换而言之，皮普斯职务里的会长身份，比部长更能决定别人的命运。皮普斯没能为木匠谋得好差事，却给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的那本书盖了章。如果皮普斯不给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盖章，恐怕全人类的科学进步就得推迟好几步。
因为牛顿在该书中提出的万有引力，被后世科学史家认为：“就思想的创造性和力量或其成就的重要性而言，整个科学史上没有任何著作可以与《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相抗衡。”也许皮普斯给这本书盖章，只是一个例行公事的行为，但在牛顿的传记中没有他贿赂皮普斯的记载。而皮普斯这个“上等人”，对贿赂是来者不拒的。不管是火腿、餐具之类的小玩意儿，还是金币、马驹之类值钱的东西，他都要。当然，他有自己的“道德原则”，第一，绝不为干坏事而受贿，按中国人的话来说，大体是做顺水人情；第二，凭着运气给人解决难题，也希望对方在事成之后给些好处费。
对于日后没给办成事的木匠夫妇，他算是提前要了好处费。这样的好处，不像金币、马驹、火腿、餐具那样具体（能退回去）。即使是吃了人家的火腿，需要退的时候，完全可以买一根（或数根）给人家，或干脆就折成钱给了，算是谁也不欠谁。但是，性贿赂这东西没法退。让自己的太太到木匠-爱华网-那里“顶账”吧，太太肯定不从。给木匠夫妇一些钱吧，好像是有辱自己与木匠夫妇的“友谊”。木匠夫妇呢？虽然没得到经济方面的实惠，毕竟皮普斯以海军部长之尊给他们这样的平民写过推荐信，这在当时也算一份不小的荣耀了。荣耀，面子，也是心理满足。心理满足就是效用往最大化发展的倾向。
一场交易，就这样终结了。如果不是皮普斯自己觉得良心上过不去，把事情写在日记里，后人将永远不会知道他这个污点。木匠呢，仍然埋头在海军造船厂里干活，挣辛苦钱，他没情趣或也没文化来记录这件事。需要注意的是：牛顿时代的军舰是木制的，所以海军需要木匠；木匠的名字（其实是姓）因皮普斯的日记而被历史记住，他叫班格威尔，也有汉译为“白哥”的。现在来推想，当时班格威尔夫妇之所以没敢找皮普斯“算后账”，很可能是怕丢了眼下的饭碗，因为海军部长完全可以凭一个暗示就把班格威尔轰出海军造船厂。再文明点的手段是，关闭班格威尔所在的造船厂，至少也是停造班格威尔所工作的那只军舰。再说了，班格威尔夫妇没有有力的证据告倒部长。那时还没有凭DNA取证的技术。如果非要拿那封推荐信说事，即使人们不讥笑班格威尔夫妇不识抬举，也会发生收信人否认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