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澜:我前不久采访李敖,他骂人算骂得很凶,他很神秘地说,你知道为什么我骂人骂了那么多年骂得那么狠但是没有人来害我吗,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没有断过别人的财路,可你是断了别人的财路的。
胡舒立:对,《财经》杂志从这个意义上讲,但我们在保护另一些人的财路,更多的人的财路,所以我觉得有好多人提过这种危险的问题,我也不能绝对排除,因为我自己还无所谓,主要还要包括底下记者,我当然觉得还要非常替他们着想。但另一方面,我仔细想,这白领犯罪到目前为止,还没见过有这么严重的事。
杨 澜:你觉得是什么让《财经》有了自己的锋芒,为什么一些很大的事情它能写出一些有分量的东西来,按理说它也只有才三年多时间。
胡舒立:那我觉得我们就可能和我们的方针一开始确定的就是所谓“独立、独家、独到”,我们一开始就觉得要独立报道,然后完全通过深入采访、独立的判断。
杨 澜:有没有人试图给你红包吗?
胡舒立:其实红包的问题是一直有的,我们一般方法就是都不去的,因为有一些新闻发布会人肯定也发,我们就不去,或者去的比较晚,就不拿,《财经》有一个政策就是说如果你要退红包的话,你得当着别人的面退,因为你得起码让别人知道说谢谢,我不要什么,你别到时偷偷给人家,结果被外边人拿了,你在里头弄不清楚,我们内部大概说过这么一个政策,以后对我,其实我到《财经》杂志以后已经没有这个问题。因此我98年开始做《财经》杂志的时候,我就问在你们这儿要记者去采访,出租汽车票能报销吗,他们说那当然可以,我说如果需要采访,比如说我需要一个采访,能不能我付钱吃饭能报销,他们说那当然可以啊。我说记者出差能坐飞机吗?他们说那当然,我说出差能住酒店吗,他说我们有个统一标准呀,好像是普通记者四百元钱以下,比较高级的像我这样就能住到四百到五百,我就觉得这足以保证自尊心,我一听,我就觉得他们没有沾染新闻界的恶习,你采访商业社会,你与商业社会的中等水平是相近的。
杨 澜:你相信要用贵的人贵的方法去做,做出一个贵的新闻,卖给能够买贵的人看?
胡舒立:对,我相信钱要付到使他足以保持职业自尊心,就是说人当然从那种角度讲,人的贪欲是无限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人只要有维护职业自尊心,他热爱自己的职业,他就不会轻易动摇,所以我这个钱要给到能够维护他的职业自尊心,钱要充裕到使他可以自己付钱去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