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夏志清先生于12月29日在美国纽约市辞世，生年九十有二。先生名满中外，著作等身，要纪念他，就他的著作议论固然适宜，但夏先生一生的趣闻逸事可多。若要侧写他多彩多姿的生活片段，绝不会有不知从何说起的困扰。
上世纪60年代初我负责筹划夏先生《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的中译工作，自此因公因私一直跟他书信往还，也多次拿过夏先生的著作和日常生活中的“花边”新闻做过文章。如今先生“大去”，应就我个人所知对他的文学见解作一补充。
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于196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如果不是通过中译本先后接触到“两岸三地”的华人学界，张爱玲今天哪有如此风光？说起来沈从文和钱锺书的“下半生”能再热闹起来，也因得先生的赏识，在《小说史》中用了史笔推许一番。
张爱玲三四十年代在上海出道，作品总背上“鸳鸯蝴蝶”之名，只合消闲遣兴。那年头唯一有眼光赏识到张爱玲才华的是傅雷。他用迅雨笔名发表了《论张爱玲的小说》，斩钉截铁地肯定《金锁记》为“我们文坛最美收获之一”。他说得对：《金锁记》的人物“每句说话都是动作，每个动作都是说话，即在没有动作没有言语的场合，情绪的波动也不曾减弱分毫”。
傅雷文评，全以作品的艺术成就定论，没有夹杂“意识形态”的考虑。夏先生是上海人，张爱玲在“敌伪”时期的上海当上了胡兰成夫人这回事，他理应知道。张小姐是否因此附了“逆”？他在《小说史》中只字不提，只集中讨论这位Eileen Chang作品的非凡成就，一开头就用F. R. Leavis在《伟大的传统》一书所用的无可置疑的语气宣称：“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
夏先生这种近乎“武断”的看法，当然“备受争议”，而且这种争议，可能会无休无止地延续下去。反正夏先生的说法，也不过是“一家之言”，我们自己各有取舍。《小说史》中译本初版于1979年，夏先生特为此写了一个长序，特别点出自己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与文学史家的工作信念。那就是对“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the discovery and appraisal of excellence）。这个宗旨我至今还抱定不放”。
夏先生大半生的“职业”是中国文学教授；但他“前半生”所受的教育和训练却是西洋文学。他在上海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在北京大学英文系当过助教，后来得到留美奖学金到耶鲁大学念研究院，用三年半的时间取得博士学位。那年头的美国研究院，念文科的总得通过两三种外语考试。记得夏先生所选的外语，其中有拉丁文和德文。如果夏先生不是资质过人，在大学时勤奋自学，一早打好了语言和文学史的根底，不可能在三年半内取得耶鲁的博士学位。
不难想象，像夏先生这样一个有高深西洋文学修养的人，为了职业上的需要再回头看自己国家的“文学遗产”时，一定会处处感觉“若有所失”。1952年他开始重读中国现代小说，发觉：
“五四时期的小说，实在觉得它们大半写得太浅露了。那些小说家技巧幼稚且不说，他们看人看事也不够深入，没有对人心作深一层的发掘。……现代中国文学之肤浅，归根究底说来，实由于对其‘原罪’之说，或者阐释罪恶的其它宗教论说，不感兴趣，无意认识。”
夏先生读唐诗宋词，不时亦感到“若有所失”。他认为中国文学传统里并没有一个正视人生的宗教观。中国人的宗教不是迷信，就是逃避，或者是王维式怡然自得的个人享受。他读中国诗赋词曲古文，认为“其最吸引人的地方还是辞藻之优美，对人生问题倒并没有作多深入的探索。即以盛唐三大诗人而言，李白真想吃了药草成仙，谈不上有什么关怀人类的宗教感。王维那几首禅诗，主要也是自得其乐式的个人享受，看不出什么伟大的胸襟和抱负来。只有杜甫一人深得吾心，他诗篇里所表扬的不仅是忠君爱国的思想，也是真正儒家人道主义的精神”。
夏先生“明里”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文学教授，“暗地”却私恋西洋文学。这本是私人嗜好，旁人没有置喙余地─只要他不要在学报上把中国文学种种的“不足”公布出来。但这正是他在“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 Its Reception Today as a Product of Traditional Culture”（1990）一文所干的别人认为是他“吃里爬外”的“勾当”。身为哥大Professor of Chinese，若有学生前来请益，夏老师理应给他诸多勉励才是，但我们的夏老师却歪想到古希腊文明辉煌的传统，居然说would not hesitate to advise any college youth to major in Greek，他是说会毫不犹豫地劝告任何大学生主修希腊文。19世纪俄国小说，名家辈出，力度震聋发聩。为此原因，夏老师也会毫不犹疑劝告来看他的学生主修俄国文学。难怪“国粹派”的学者把他的言论目为“异端”。
夏先生第二本专著《中国古典小说》（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 A Critical Introduction）1968年在哥大出版社出版。书分六章，各别讨论《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和《红楼梦》。这六本说部，一点也不奇怪，夏先生评价最高的是《红楼梦》。但随后的十多二十年，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的了解逐渐加深，对《红楼梦》的看法也相应作了修改。这里只能简单地说，夏先生对故事收尾宝玉遁入空门，作为看破红尘的指标极感失望。当然，夏先生的看法多少是受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扛鼎名著《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影响。
夏先生用docile imagination一词来概括中国文人创作想象力之“柔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老调，唱多了，别无新意。宝玉出家，不是什么知性的抉择，步前人后尘而已。在夏先生的眼中，若拿《卡拉马佐夫兄弟》跟《红楼梦》相比，自然是前者比后者更能“深入灵魂深处”。这么说来，夏先生为了坚持the discovery and appraisal of excellence的宗旨，恐怕要背上“不爱国”的罪名。
夏先生的言论，激奋起来时，有时比鲁迅还鲁迅。我们记得1925年《京报副刊》曾向鲁迅请教，提供一些“青年必读书”给读者参考。鲁迅一本正经地回答说：“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夏先生在《中国文学只有中国人自己讲》说的话，世间若还有“卫道之士”，看了一定会痛心疾首：“洋人看中国书看得少的时候，兴趣很大；看得多了，反而没有兴趣了。Arthur Waley、Ezra Pound翻译的中国古诗，看的人很多，人家说：就是好！翻译得多了，就没什么好了。小说也一样，《西游记》翻译一点点，人家觉得很好，后来多了以后，就觉得很烦，中国人不觉得什么，洋人就觉得长，而且人名又都差不多，看不下去。所以，中国文学弄不大，弄了很多年弄不起来，要起来早就起来了。法国的《包法利夫人》大家都在看，中国的《红楼梦》你不看也没有关系，中国没有一本书大家必须看。”
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本是志清先生好友，看了夏教授这种言谈，精读《红楼梦》的唐先生受不了，认为老友“以夷变夏”，写了《红楼遗祸─对夏志清‘大字报’的答复》一文，发表于台湾的《中国时报》，内有十八个小标题，其中有“疯气要改改”、“以‘崇洋过当’观点贬抑中国作家”和“崇洋自卑的心态”这三条。
这场唐、夏二公就《红楼梦》价值之争议，其实开始前就有结论，那就是二者不可能分胜负。唐先生在美国受教育，以英文写作，他最熟悉的西方经典，自然是史学范围。他闲时或会涉猎西方文学作品，但对他来说这只是“余兴”，这跟志清先生在这门功课上作业之勤、用情之深根本不可同日而语。看德刚先生的年纪，谅是抱着《红楼梦》吃喝做梦那一代的书痴。既是平生至爱，那能让夏某人“贬”其所爱？
本文以“一介布衣”为名，因为我实在想不出一个跟内容贴切的题目。60年代初我到纽约拜望夏先生时，他带我到他的家去坐。他的家就是哥伦比亚大学教职员的房子。随后几次拜访，他也是在“家”接见我的，只是“家”的面积比初见时略为宽敞，想是因年资增长而得到的礼遇。夏先生除了做老师讨生活和替报章杂志写写文章赚点零用钱外，想来再没有什么发财能力。说他是“一介布衣”，应该没有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