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躁动不安的中国民间资本在2009年流年不利，跌跌撞撞地寻找出口，这是一场涉及国内外、跨行业的资本转移战。下一个安全出口在哪儿？
冬雨绵绵的2月，周德文将带着老婆孩子回老家过春节。不过，他给自己安排的春节假期很短，因为天南海北的浙商都要回家过年，一些老朋友早早打电话预约见面，“电话那头声音都比较沉重”。
现为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的他坚持天天看新闻联播、研究党报党刊，同时又不亦乐乎地组织企业家交流学习、挖掘商机。
但过去的一年，他直言有些“看不明白”。他把温商、以温商为代表的浙商，以及整个中国民间资本的情况总结为四个字：“流年不利”。他对《中国周刊》记者说，这是近些年来中国民间资本最难的一年。对于浙商资来而言，也是一个转折点。
这一年来，从周德文掌握的资料看来，改变正慢慢显现。温商民间资本7500亿元中已经有大约3500亿元进入了金融创投领域，“和浙商以往的投资习惯不同”。此外，“以往认为最大的风险来自生产经营方面，而现在则是政策风险。”
炒高房价是“抬举温州人”
《中国周刊》：据你所知，温商资本占浙商资本多少？浙商资本占中国民间资本的多少比例？
周德文：没有准确的统计，很难讲占多少，但是温商资本是浙商资本里面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我认为超过50%。因为浙江的宁波、金华、台州对外扩张比较少。只有温商从本世纪初以来不断扩张，从2000年的2000亿元民间资本到2009年末的7500亿元民间资本。温商资本从区域来讲是最大的，也是最活跃的。投资从煤矿到房地产、棉花到油田，紧跟外部环境变化，确实也代表了中国民间资本的投资潮流。
《中国周刊》：2009年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多投资受损，你了解的民间资本总体情况如何？
周德文：以温商为例，在迪拜损失10亿元左右，在山西煤改中损失250亿元左右，在俄罗斯灰色清关损失70亿元左右，在罗马尼亚损失10亿欧元。所以说2009年是近些年民间资本遭受损失最严重的一年，可以说流年不利。
《中国周刊》：有专家担心，如果不能给民间资本找到一个适合的出口，在政策面上只说鼓励民间投资，实际却难以进入一些领域，那就会导致大量资本流入楼市股市，2009年楼市价格飞涨，你认为和浙商资本大量流入有无关系？
周德文：去年楼市的疯长，应该说民间资本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民间资本分散，容易引起社会关注。但是跟强大的国企比起来，比重太小。可以看到，去年房地产的标王，绝大多数都是国有企业和与国有企业相关的混合资本。民间资本对推高楼市行情不起决定作用。
当然，房地产如果没有民间资本也就不会有那么繁荣，各地政府不会笑得那么开心。我一直认为房价飞涨的主要原因在地方政府，地方财政实行的都是土地财政政策，卖掉的钱是地方财政的最主要收入。土地价格越高，地方财政越高，GDP增长越快。这个问题不解决，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温商炒房团客观上造成房价上涨，这也不是作恶，是投资行为。资本都是逐利的，这是资本的天性。
《中国周刊》：但这种投资行为确实让很多普通百姓买不起房子，引发了一些负面影响，这在浙商中是主流的投资方式吗？
周德文：实际上这是一部分商人的行为。温州民间7500亿的民间资本，投资在房地产领域最高峰时整体不超过2000亿元，还是好几年前。这在全国楼市这么大的盘子里，不起绝对作用，说房价高涨是温州炒房团的因素，这是抬举了温州人，也是对温商认识的不客观。
温州炒房高峰是2001年到2003年，那时炒楼刚兴起，见楼就收见房就买，达到疯狂程度。当时国家在鼓励房地产发展，各地都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这时候温州资本投入是响应政府的号召。你能说是错了吗？
2006年到2007年也是一个炒房热潮，温州人走遍天下，包括海外。第三个高潮是2008年下半年以来，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实业经营不景气，一些游离资本就进入了房地产领域。另外，投资渠道不畅通，也让一些资本进入了房地产领域。
资本还卡在山西
《中国周刊》：去年大家都在关注山西煤改，不知道你这边是否有统计，此次整治行动中温州商人被关闭的煤矿有多少？他们现状如何？
周德文：在山西投资最高峰是2005年到2007年，涌入资金1000亿元到1200亿元，收购了当地60%的中小煤矿。2007年山西已经开始整顿煤矿，只是没有去年力度那么大。一批有远见的温州商人赚了钱就退出了。大概退出了500亿元。连同当时留下的和2007年以后进入温州资本大概有500亿元，投资了450个矿山。
现在浙商投资的煤矿90%被强制兼并，签字了。部分小煤矿投资人选择净身退出，但还没有拿到退出的资金。
《中国周刊》：据报道，内蒙古、河南也要对小煤窑进行整合，在那里投资的浙商有什么反馈信息吗？
周德文：浙商在内蒙、河南也有投资煤矿，目前还没有明显的煤改迹象，但有这个消息。据说，政策要比山西温和点，对煤老板的冲击力少。与此同时，包括新疆、内蒙古有政府部门和我们主动联系，说山西不要你们了，请来我们这里投资吧，我们和山西不一样。
现在山西的煤炭商人还没有转入内蒙古或者河南，很多煤老板还守在山西等着要钱。500亿元投资煤矿的民间资本大部分还卡在山西。
期待政策引导
《中国周刊》：2009年以来听到的浙商反映最多的苦恼是什么？
周德文：政策风险。以前民营企业遇到的风险大多来自投资和经营方面。2009年给他们的教训是政策风险远远大于投资和经营的风险。前几年大家都觉得政策不会大变，但是现在有时琢磨不透。这是我们最苦恼的。
除了山西煤改事件，其他区域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各省公路投资，以前民间资本可参与投资，相应地给他们十年或者二十年公路收费权。但现在很多地方把民营企业挤出去，把已经投资的钱退还给他们。
说实话，温州人比较关注政策，但是仍然受到重创，比较无奈。
为了防范政策的风险，现在我们尽可能走政府鼓励的产业发展道路。中央政府也在制定鼓励民间投资的产业导向，据我所知，最近可能会出台，这对引导民间资本投资有重要意义。
《中国周刊》：由于金融危机和宏观调控的影响，温商资本“集体返乡”情况特别明显。2009年1月，温州市新增存款近350亿元，是上年同期的近3倍，为1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定期存款则以每个月10亿元的数目减少。这说明什么？
周德文：因为2009年投资受到挫折，还没有新的出路，一些资金回流到温州，出现海量存款。这些资本是随时准备对外投资，所以是活期。我们去年组织商人参与了国内外市场的20多次考察，寻找商机。包括年前去过美国考察房地产市场，年后我们要组团去迪拜。温商不希望把钱放在银行，放银行是不划算的，一旦他们找到投资渠道，银行就出现存款大量减少。
《中国周刊》：你认为这样趴在银行的海量的活期存款会是暂时现象吗？温商民间借贷非常发达，这也是温商能够活跃发展的原因之一，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趴在银行的情况？顾虑和苦恼在哪儿？
周德文：是暂时现象。民间借贷风险很大，不是一般老百姓可以做的。顾虑主要在于民间借贷不受法律保护。现在温州7500亿民间资本中，恰好有750亿元在民间借贷领域。温州民间借贷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财务体系。我们长期呼吁民间借贷合法化，尽快出台借贷人条例，这样才能更安全发展。
出路在于转型
《中国周刊》：2009年国家也出台了鼓励民间资本投资的若干意见，不过，仍不时传来“国进民退”的感叹，中国民间资本的处境到底如何？
周德文：虽然，国家最近几年下发了一些文件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对民间资本开放的领域越来越多，但是落实得不很理想。尤其是去年，所以我说是流年不利。改革要使国有资本从竞争性领域退出，但是种种迹象表明，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博弈中，民营企业经常受到伤害。
从政策上讲，国家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政府希望民间资本积极投资，促进经济的发展。但在这个阶段又处处体现“国进民退”的信号，特别是山西煤改后，许多手续齐全的小煤矿被强行清退但又得不到赔款，这对地方政府的公信力产生负面影响。
现在商人们对资源性的项目心存顾虑，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传统行业受金融危机影响或者产业本身发展进入瓶颈，这样就造成浙商资本出路的难题。
《中国周刊》：你认为今后浙商投资的出路在哪儿？会有什么变化？
周德文：出路就是转型。要走产品经营和资本经营相结合的道路。资本经营在短期内能够获利反哺实业，相辅相成。
2009年是个转折点，值得我们反思，之后对外投资会越来越理智，更符合外部环境的变化。具体来说，新的特点就是很多民间资本愿意投资具有稳定收益的金融领域。包括全国的商业银行改制、小额贷款公司、农村合作社的改制，这里面都有浙商资本的痕迹。金融领域是我们资本转型的一个重要出路，另外也包括创投领域的投资。
我认为实业家迟早要走向投资家。民间资本这几年对投资领域的创投公司、基金项目，兴趣都很浓厚。当前，仅温州资本就有1500亿元资本进入创投领域，涉及300家创投机构。在金融领域投入至少有1000亿元，也就是差不多3500亿元投资在金融和创投领域。
但民间资本也没有放弃实业，今后除了传统产业，我们还要积极培育新型产业，比如石化、IT、生物工程、新能源。据我所知，从煤矿退回来的资金不少进入了新能源，比如太阳能领域。
《中国周刊》：你提到的石油化工领域一直是国有资本集中地，特别是上游，民营资本不掌握上游资源如何发展？
周德文：我们主要看好其下游的化工产业，没有石油进口权可以和有相关资格的企业合作，生产高附加值的化工产品。这两年来民间资本在这个行业发展起来。温州是一个沿海城市，有很好的港口，正兴[0.42 5.00%]建大港，便于原料进口，也便于石化资源的储存运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