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温州人凭什么发财？义乌人大字不识一个为什么建立了那么有影响力的小商品市场？这些人就像当年的革命者一样。它的模范性在于，改革是民间的力量，自下而上的特点非常明显。
早报：去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所以出版了一大批和改革开放有关的图书，也包括浙江改革的书，那你这本书和其他相似题材作品相比，其突出的地方在哪里？
胡宏伟：从1980年代开始从事新闻工作，深入农村做调查研究，我像老农一样嗅着这片土地。我想其中原因主要是，首先我有职业优势。从新华社到《东方早报》，我从事新闻工作24年，大体上和中国的改革基本同步，只有改革起步阶段没有赶上，所以我基本上全程关注中国特别是浙江的经济改革。其次，我亲历了浙江改革的这些年，这也是我的优势。
在改革的这些年中，浙江人付出生命的代价，曾经我很想用一个标题“自由引领人民”，后来选择了“中国模范生”。想表达的是，中国改革特别是浙江改革的典范是从农民、乡镇基层开始推动的，我用“模范”来形容浙江人民一点都不过分。温州人凭什么发财？义乌人大字不识一个为什么建立了那么有影响力的小商品市场？这些人就像当年的革命者一样，所以说浙江的改革非常像当年的革命，是真正的全民翻身做主人，改革也必须从千万人民开始。
我写这本书并不是去歌功颂德，只是真实地记录那段历史，记录、反思30年是为了未来的30年，这就决定了在写作的时候如何去看过去30年。
早报：《中国模范生》这本书中，在你看来争议的地方在哪里？
胡宏伟：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中国模范生》第一章第一节写到了“迟到的20年”，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包产到户开始，包产到户从小岗村开始。事实上，浙江的包产到户更早，它从1956年就开始了，代表就是浙江永嘉。所以，民间包产到户浙江最早，官方不是最早，官方从1983年才开始。
另一个争议的地方是我书里写到的一个人，他在1961年就写了篇文章《半社会主义论》，他是兽医冯志来。这是浙江民间的改革智慧，所以我一直强调浙江的改革是自下而上的脱贫致富。
我想提的另外一个例子是，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建立有一个官方的“四个允许文件”，但事实上它从1982年就开始萌生，当年市场的成立其实没有政府站台。所以，我写作是秉笔直书，是为历史负责，也是为党和人民负责。
早报：你这本书名用了“模范生”，与这个名字联系起来，作为模范生的“浙江”，它的模范意义在哪里？
胡宏伟： 我在序言一开始提到了一件事，2004年3月5日，7位以私营企业主身份成为全国人大代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有记者问：“如果卡尔·马克思来到今天的浙江，他将会有什么感想？”其中的一位企业家楼忠福回答说：“我想马克思如果来到浙江，看到浙江经济发展得这么成功，首先肯定会很高兴；第二点，我想他老人家也会很惊讶，因为我们的实践已经超越了他的理论。”这一回答让在场的记者很惊讶。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世界有疑问，这位浙商回应了这个疑问。
其次，在中国改革的“大考”中，浙江应该是成绩比较优异的省份，这是肯定的。但模范生不仅要成绩好，更重要的是在数字的成绩背后，浙江的改革是思维的突破，有这种思维突破才会有继续的辉煌。
所以，我想要提的是，浙江作为中国改革的模范生，它的模范性在于，改革是民间的力量，自下而上的特点非常明显。为什么是浙江最穷、最偏僻的温州成功了？因为浙江的成功第一推动力是人民，改革启动了人民的力量，这点极具启发性，对整个中国的改革都有启示性。另外，它的模范意义在于人的解放才有了改革的冲天动力。人的解放和国家的解放不是一个概念，人的解放往往带来了财富的解放。
浙江改革开放30年，首先是“走出中世纪”，然后是对技术革新的模仿，而整个改革开放是“温和派改革的胜利”，浙江人的改革求的是改革实利，而不是嘴皮子实惠。其实我知道，浙江人身上有很多问题，他们站起来了，那能摸到天吗？所以我说：“如果仅仅从狭隘的经济学范畴眺望浙江，其结论注定是偏颇而肤浅的。”
早报：浙江是过去3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优等生，但这个优等生在接下去的几十年还有优势继续领跑吗？
胡宏伟：在浙江，自以为是的导师必然会失败，对未来也是如此。浙江前30年的成功根本原因就是自身富有实践精神。在建立了初步市场经济体制之后，还会遇到一系列困难，但有这种勇于实践的精神照样辉煌。现在因为金融危机遇到了一些困难，有些人也为浙江担忧，其实大可不必，它在改革历程中建立起的韧性，能使浙江继续向前。
相信浙江人的创造性，相信市场经济的力量，懂得妥协调和，就不用对浙江的未来太过于担心。
早报：你对浙江的未来是乐观的，但你在书中还是对浙江有一些忧虑和反思。
胡宏伟：我在书的最后写了“浙江三问”，就是对浙江人和浙江进行了反思，我也知道这些疑问有一些争议性。其实我知道，浙江人身上有很多问题，他们站起来了，那能摸到天吗？所以我说：“如果仅仅从狭隘的经济学范畴眺望浙江，其结论注定是偏颇而肤浅的。”
我的第一问是：“四千精神”的红旗还能扛多久？所谓“四千精神”就是——走遍千山万水，讲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历尽千辛万苦。离开了“四千精神”，浙江奇迹几乎是不可想像的。但30年过去了，变化开始悄悄地发生。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浙江民营企业主群体的“四千精神”一定程度的退潮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在创业者二代换季中尤其如此。此外，“浙江制造”的未来仅有“四千精神”是不行的；然而，没有“四千精神”是万万不行的。
我的第二问是：现代经济的文化竞争力从哪里来？浙江有文化吗？有声音认为，浙江的文化竞争力早已存在，并贯穿于改革发展全过程。具体依据与浙江人绵延千年的商业传统密切关联，这也早已被许多媒体反复描述。但假如我们把目光从历史拉回当下，就会发现有关文化的另一层面。我在书中引用了2003年的一份官方调查显示，浙江公众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总体达标率为7.5%，即每千人中仅75人具备了基本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该指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我认为，文化不是我们所说的以特定人群共同或类似的商业行为方式及商业价值观等为主体的“文化遗传基因”。此“文化”与彼“文化”的理解差异，必然造成我们对浙江改革30年开放间所谓“文化竞争力阶段”出现时间点早晚的争议。
第三问是：“黄灯意识”带来了什么？“黄灯”是一个模糊时间差，浙江人在改革开放30年间最成功的地方就是抓住了这个“黄灯时间”，浙江商人肯定是“黄灯意识”最优秀的群体。胆子大且有着水一样性格的浙江人毫不迟疑地见缝就钻、遇阻便绕，市场经济起步最早，所谓的先发优势由此而来。但在日渐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下，“黄灯意识”必然会显现出其固有的两面性，稍一失控就意味着对制度的不尊重和对商业游戏规则的漠视。现在的浙商应该要习惯规章制度下的商业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