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赫玛托娃 故土 对阿赫玛托娃良心有愧



      1943年,哈尔滨《大北新报》上刊出了高莽的第一篇译文—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曾是多么美多么鲜的一些玫瑰……》。从此,他开始了翻译生涯。抗战胜利后,高莽在中苏友好协会工作,翻译了根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的剧本《保尔·柯察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戈宝权受派去苏联接收国民党驻苏大使馆,路过哈尔滨,看到报纸上有好多人在翻译和撰写有关俄语文学艺术的文章。戈宝权特别细心,把这些名字抄下来,向当地领导提出要请这些人举行一次座谈会。高莽接到通知,提前赶到会场。时间到了,可是不见第二个人来。高莽就问戈宝权还有哪些人,戈把本子掏出来,把人名读了一遍。高莽说:人都到齐了,那八九个人都是我的笔名。

  两个人的座谈会还是开成了。当时高莽不想做翻译,因为敌伪时代给日本人当翻译官的没什么好人,可高莽又喜欢俄罗斯文学,想翻译俄罗斯文学作品。戈宝权说:关键看翻译的是什么,为谁翻译。高莽茅塞顿开:他以前有个笔名叫“何焉”,意思就是:“为什么”,为什么要做翻译?明确了翻译的目的,他就改成了笔名“乌兰汗”,“乌兰”是蒙文,红色的意思,“汗”本来想用“汉”,意指汉族,后来改用“汗”字,因为做翻译是极艰苦的脑力劳动,需要流血,也要流汗。

  1950年代初,高莽有机会多次随代表团出国,接触到中苏等国文学艺术界的名家,也亲历了时代的风云变幻。1962年,高莽调到《世界文学》杂志编辑部,前后工作了27年,从编辑到主编。

  高莽第一次去苏联是1953年。那时,他们住在豪华大旅馆、外出有车接待,盛情、真挚、友好。他说:“多少年后,苏联解体,档案解密,才知道当时的苏联还有另外一种生活,我们从外表上没有看到的生活。后来,我发现俄罗斯人对我们很不理解,我们对俄罗斯的理解要深得多。我们有些人可能不懂俄文,但看过俄罗斯的小说、苏联电影和戏剧等。他们的年轻人对中国情况,很少知道。”

  高莽长期当翻译,给赫鲁晓夫当过翻译,给刘少奇当过翻译,给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们做过翻译。“文革”爆发后,红卫兵、造反派、军宣队让他交代跟他们的反动关系,说他是“苏修特务”,还拿照片让他把照片上的人逐个地写他们的反动言论。

  在俄罗斯作家里,高莽对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印象深刻,翻译过她的长诗《安魂曲》。高莽说:“她命运多舛,生活坎坷,但从来未停止过创作。1948年,我翻译过一篇批判她的报告,批得一塌糊涂。想象不到那时候苏联党中央会这样直接地去干预一个作家的创作,骂阿赫玛托娃是‘半尼姑半婊子’。她早期有些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少女的心理,对爱的幻想和破灭的感受。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她的第一个丈夫古米廖夫被枪毙了。他是一位很有名的诗人,‘白银时代’的一个首领。多少年后,为她平了反,说她从来没有讲过一句反苏联的话。阿赫玛托娃的第二、第三个丈夫也是或被关押,或被长期监禁,她儿子也被关进监狱。三四十年代她写了《安魂曲》。在苏联表面强大、繁荣、光荣、幸福的情况下,她胆敢写出关于苏联监狱的作品,这是需要有远见有才气的。那时,她写下诗句却不敢留底稿,读给人听后便烧掉。所以,她有些作品是别人的记忆,后来给她整理的。1948年,我是从负面认识了她,觉得她就是一个该批、该骂、该唾弃的堕落颓废的女诗人。1954年苏联召开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时,我们住在同一个旅馆里,那时候没遇到她,我想如果遇到了她,我恐怕还会抱着苏联党中央决议的精神来看待她。‘文革’以后,很多外国图书开放了,我读到了阿赫玛托娃的原作,发现她是那么出色的一位诗人。所以,我老觉得良心上对她有愧。我开始翻译她的诗,越译越多。使我特别感动的是,她译过李清照的词,翻译得很好。她不懂中文,她根据汉学家逐字的翻译来安排文字。她还翻译过《离骚》。《离骚》是汉学家费德林逐字逐句译成俄文的,然后请阿赫玛托娃艺术加工,将译文润色,这是非常难得的。”多少年后,高莽来到阿赫玛托娃的墓前,献上鲜花,倾诉了自己的遗憾。还为她画了一幅大的肖像,题名为《白夜》。

  1943年,哈尔滨《大北新报》上刊出了高莽的第一篇译文—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曾是多么美多么鲜的一些玫瑰……》。从此,他开始了翻译生涯。抗战胜利后,高莽在中苏友好协会工作,翻译了根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的剧本《保尔·柯察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戈宝权受派去苏联接收国民党驻苏大使馆,路过哈尔滨,看到报纸上有好多人在翻译和撰写有关俄语文学艺术的文章。戈宝权特别细心,把这些名字抄下来,向当地领导提出要请这些人举行一次座谈会。高莽接到通知,提前赶到会场。时间到了,可是不见第二个人来。高莽就问戈宝权还有哪些人,戈把本子掏出来,把人名读了一遍。高莽说:人都到齐了,那八九个人都是我的笔名。

  两个人的座谈会还是开成了。当时高莽不想做翻译,因为敌伪时代给日本人当翻译官的没什么好人,可高莽又喜欢俄罗斯文学,想翻译俄罗斯文学作品。戈宝权说:关键看翻译的是什么,为谁翻译。高莽茅塞顿开:他以前有个笔名叫“何焉”,意思就是:“为什么”,为什么要做翻译?明确了翻译的目的,他就改成了笔名“乌兰汗”,“乌兰”是蒙文,红色的意思,“汗”本来想用“汉”,意指汉族,后来改用“汗”字,因为做翻译是极艰苦的脑力劳动,需要流血,也要流汗。

  1950年代初,高莽有机会多次随代表团出国,接触到中苏等国文学艺术界的名家,也亲历了时代的风云变幻。1962年,高莽调到《世界文学》杂志编辑部,前后工作了27年,从编辑到主编。

  高莽第一次去苏联是1953年。那时,他们住在豪华大旅馆、外出有车接待,盛情、真挚、友好。他说:“多少年后,苏联解体,档案解密,才知道当时的苏联还有另外一种生活,我们从外表上没有看到的生活。后来,我发现俄罗斯人对我们很不理解,我们对俄罗斯的理解要深得多。我们有些人可能不懂俄文,但看过俄罗斯的小说、苏联电影和戏剧等。他们的年轻人对中国情况,很少知道。”

  高莽长期当翻译,给赫鲁晓夫当过翻译,给刘少奇当过翻译,给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们做过翻译。“文革”爆发后,红卫兵、造反派、军宣队让他交代跟他们的反动关系,说他是“苏修特务”,还拿照片让他把照片上的人逐个地写他们的反动言论。

  在俄罗斯作家里,高莽对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印象深刻,翻译过她的长诗《安魂曲》。高莽说:“她命运多舛,生活坎坷,但从来未停止过创作。1948年,我翻译过一篇批判她的报告,批得一塌糊涂。想象不到那时候苏联党中央会这样直接地去干预一个作家的创作,骂阿赫玛托娃是‘半尼姑半婊子’。她早期有些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少女的心理,对爱的幻想和破灭的感受。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她的第一个丈夫古米廖夫被枪毙了。他是一位很有名的诗人,‘白银时代’的一个首领。多少年后,为她平了反,说她从来没有讲过一句反苏联的话。阿赫玛托娃的第二、第三个丈夫也是或被关押,或被长期监禁,她儿子也被关进监狱。三四十年代她写了《安魂曲》。在苏联表面强大、繁荣、光荣、幸福的情况下,她胆敢写出关于苏联监狱的作品,这是需要有远见有才气的。那时,她写下诗句却不敢留底稿,读给人听后便烧掉。所以,她有些作品是别人的记忆,后来给她整理的。1948年,我是从负面认识了她,觉得她就是一个该批、该骂、该唾弃的堕落颓废的女诗人。1954年苏联召开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时,我们住在同一个旅馆里,那时候没遇到她,我想如果遇到了她,我恐怕还会抱着苏联党中央决议的精神来看待她。‘文革’以后,很多外国图书开放了,我读到了阿赫玛托娃的原作,发现她是那么出色的一位诗人。所以,我老觉得良心上对她有愧。我开始翻译她的诗,越译越多。使我特别感动的是,她译过李清照的词,翻译得很好。她不懂中文,她根据汉学家逐字的翻译来安排文字。她还翻译过《离骚》。《离骚》是汉学家费德林逐字逐句译成俄文的,然后请阿赫玛托娃艺术加工,将译文润色,这是非常难得的。”多少年后,高莽来到阿赫玛托娃的墓前,献上鲜花,倾诉了自己的遗憾。还为她画了一幅大的肖像,题名为《白夜》。高莽1926年生,从事翻译、编辑、俄苏文学研究和中外文化交流活动。译有:苏联作家班达连柯根据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的剧本《保尔·柯察金》,阿赫玛托娃的叙事诗《安魂曲》等。

  和“专政”人间截然相异的文学天地

  1968年,20岁,我成了下乡知青。贫困,饥饿,绝望,这一代人的青春。我们这些田野里的迷茫者,是从“文革”的前线下来的,不久前才脱下“红卫兵”袖章,此前在校园,批走资派,打派仗,文斗,武斗。被赶回老家前,我在县城军管会大门前刷出一条大标语:“明天是我们的!”惹恼了主任,他在万人大会指这是反标。我回家里偷偷收拾洗漱用具,等候被捕,演一场悲壮的戴镣长街行。遗憾的是上头一直没来人,使得死水似的乡村日子更加难熬。

  幸亏村里来了一位文学人,原先在省城当教师,因父亲解放前当过某县钱粮科长,和母亲被遣送回乡。他的行李箱中,竟有宝物—百多本外国古典名著。其中,最多的是俄罗斯文学译本。

  在那段黯淡的光阴,读过哪些?且凭记忆罗列:《普希金抒情诗选》,普希金长诗《奥根·奥涅金》,屠格涅夫《猎人日记》,《罗亭》,托尔斯泰《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契诃夫《套中人》,果戈里《钦差大臣》,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罪与罚》,马雅可夫斯基长诗《列宁》,《好》,高尔基《母亲》,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别林斯基文学评论,在一本被撕掉封面的大学文科教材,读了涅克拉索夫长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节选。还凭上学时学的俄语,读了克雷洛夫的寓言集。

  如今苦苦追索,被挑粪桶的扁担压肿肩膀的岁月,如何钻过一波波政治运动的缝隙,忍受饥肠的辘辘呼叫,夏日在蚊子的围攻中点着冒黑烟的松明烛,不知天之既白地耽读的经典,可曾留下痕迹?回答这个简单的问题并不容易,一如被细无声息的春雨滋润的草木庄稼,难以确切地开列从前者获得什么养分。巨匠们所营造的文学天地,无论多悲惨,都和“专政”的人间截然相异。万籁俱寂的夜间,书成了我灵魂的医院,我靠它们来清理阶级斗争的毒素,端正路向。明白美和善,在普天下无处不在、缺乏平等,正义,充满人性罪恶的土壤中,依然倔强生长。它在不知不觉中,帮助我构建另外的价值体系。

  下乡后的第一个春耕,一天下来,满身泥浆,身体散架,唯一的快乐是读《奥根·奥涅金》,查良铮先生出神入化的译笔,身为“零余者”的主人公,他虚无的心境,和我一拍即合。他和村姑达吉亚娜的爱的纠葛,山重水复,姑娘在他离开之后,暗暗造访他的居处,抒发蕴藏已久的情愫,余韵仍然在耳畔,这才叫爱和美的极致!读《罗亭》,在身无分文的冬天,本来要上山打柴,挑进墟卖给瓦窑,好买一斤番薯酒,和伙伴一起浇灌愁肠,不料昨天进山,篱竹尖穿过“上山下水鞋”底部,伤了脚板。读这本书,一气呵成,翻到末页时抬头,四周死寂,不知人间何世,跳起来,一拐一拐地出门看,原来已到傍晚,村人都到别村看电影《杜鹃山》去了。罗亭,这个没落贵族,最拿手的是演讲,浩瀚的辩才征服所有听众,此外一事无成。微吟“一心愁谢如枯兰”的善感后生,偏偏爱上他颓废、多情的个性。而况,岂能不羡慕罗亭的运气?同是“空言”,于我,是不久前在校园上台和对立派辩论,在小报纵横议论,然而此刻,我的嘴和笔俱遭禁锢。我手拿《罗亭》呆呆地坐着,直到被黑夜完全消融。

  刘荒田

  1948年生,旅美作家

  在痛苦中浪漫至死

  一个作家和他的国家民族的关系,就好像花草树木和所处环境的晦明晴雨一样微妙。在一百多年前的文学界,造诣最引人瞩目的恐怕是俄罗斯文学了—在普希金打响了第一枪后,果戈里、托尔斯泰、肖洛霍夫、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等大师纷纷涌现,在各个文学领域展现了自己的才华和独特的俄罗斯风情。俄罗斯文学的特别和其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有着两种文明彼此撕咬尝试融合的痕迹,在它的字里行间,既能看到浓郁的理性,又有深植于灵魂深处的浪漫。因此,俄罗斯的文豪们是矛盾的,而这种矛盾也贯彻到了他们的作品中。

  身边对俄罗斯文化了解较深的怕是多少上了点年纪吧?在他们成长的年代里烧着来自苏联的红色火焰,他们用俄语唱着歌,读着高尔基和奥斯特洛夫斯基,为保尔柯察金感动。但即使是在我成长的21世纪初期,学校里也依然翻来覆去地让我们学习海燕或者写一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读后感,于是俄罗斯的作家们渐渐成了一个小学生脑海中的狂热分子,每天在政治口号中写着味同嚼蜡的小说。这种印象到我接触《白夜》后才得到改观,原来深得俄罗斯文学精髓的人本质上都是在痛苦中浪漫到死的诗人。

  福克纳曾经说:“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达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达到的高度。”在俄罗斯的小说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绝对是最与众不同的一个。福克纳所提到的,是陀氏在直面人性的描写中显露出的极端和残酷,和契诃夫戏谑的笔调相比,陀氏像是操着一把手术刀快速而精准地深入到皮下组织,愤怒地剖析包括自己在内的这个世界。《白夜》的特征在于,作为陀氏早期的作品,其中缀满浪漫的文字如同极北之地的星空一样璀璨,而这种诗意在其之后的作品鲜能一见。同时作为陀氏的小说,《白夜》与其他作品保持一致的是它绝望得很彻底,在整个梦境即将照进现实的时候被一下子刺破,尽管化为了“足够受用一生的喜悦”,却依然从反面衬出巨大的悲伤。俄罗斯是一个从来不缺苦难的民族,作为最高峰的作者,陀氏代表了直面痛苦并就此承担的勇气,他不需要美酒和美人用来遗忘。

  在诗歌领域,俄罗斯所谓的“战斗民族”的属性体现在马雅可夫斯基坚毅的眼神和激烈的诗句中的同时,其忧郁和漂泊的情绪又在曼德尔施塔姆和帕斯捷尔那克这两位伟大的诗人身上得到印证。俄罗斯真的是诗人的国度啊,他们时而蛮横无理如同连虚无都能埋葬的大雪,时而又温柔如同大草原上掠过的一阵风,诗性是俄罗斯文明这座巨大堡垒的根基和砖石。

  我所阅读的俄罗斯文学,就像契诃夫的戏剧《海鸥》中作为象征的海鸥一样,是符合契诃夫创作的双重结构的,表面上是巨大生活中一幕幕的构成,而里层则是诗意的浮动。同时,它又是一只振翅高飞的海鸥,每一根羽毛都在风中呐喊出自由和浪漫的词汇。

  杨伦

  1994年出生,上海戏剧学院学生

  今天的俄罗斯人看什么书
 阿赫玛托娃 故土 对阿赫玛托娃良心有愧

  1.《格雷的五十道阴影I》

  由英国女性作家EL·詹姆丝(E. L. James)所写的情色小说三部曲系列之一(第二部和第三部分列排行榜的第三、第四名)。小说描述女大学生安娜斯塔西亚·史迪尔因为校报的一篇报道,而前去采访27岁英俊的成功企业家克里斯钦·格雷,两人一见钟情后展开恋情,可是不久安娜却逐渐发现格雷的特殊癖好,得知这一点的安娜在爱与痛的边缘之间不断挣扎,且不断发现男主角不为人知的阴暗面。《格雷的五十道阴影》在世界各地的销售量出色,全球销售量超过7000万本,但同时受到多数评论质疑其作品本身的文学品质。

  2.《黑城》

  作者鲍里斯·阿库宁,俄罗斯当代最有名的侦探和历史小说作家。他的历史侦探小说—“方多林系列”不仅深受读者欢迎,还入围过重要的“俄罗斯布克奖”、“反布克奖”、“别雷文学奖”等。《黑城》是“方多林系列”的最后一本小说。方多林是贯穿该系列作品的主人公。阿库宁曾说,他笔下的方多林糅合了俄罗斯经典文学中三个典型人物的特征: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乔林、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中的梅斯金公爵以及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鲍尔康斯基,另外加上其他通俗小说和作家自身的想象。这个系列其实是讲述一个人的历史,一个经历了各种人生状态的男人的历史。

  3.《格雷的五十道阴影II》

  4. 《格雷的五十道阴影III》

  5.《欺诈编年史2》

  作者帕维尔·萨纳耶夫是俄罗斯演员、导演和编剧。1996年,他曾发表了小说《把我埋在墙角下》,2003年该小说出版后成为畅销书,长销至今逾50万册,还被改编成电影。《欺诈编年史2》则是他2013年的新作。

  6.《项塔兰》

  格里高利·大卫·罗伯兹的自传式小说,他从一个大学里最年轻的哲学与文学讲师沦落为黑狱重刑犯,两年半后,罗伯兹越狱,短暂停留新西兰,流亡印度。1991年他在德国被捕,决心坦然面对过去,入狱服刑。1997年获释出狱后写下《项塔兰》这部厚达千页的自传式小说。

  7.《最后曙光》

  作者仍是亚历山德拉·玛丽尼娜。《最后曙光》是其新作。

  (郭露璐。榜单数据来自俄罗斯本土书评类网站probooks的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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