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春彦:中国书画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谢春彦先生是一位妙人。在上海,书画、评论、文学界都有他风趣的声音。饭局上如有他在场,会增添几分快意。他在《明报月刊》上写了十年的专栏“吾师吾友”,是当代艺坛的世说新语。

  谢春彦的父亲生于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大王镇,17岁时逃婚到广东,进黄埔军校,参加广州起义,后又到上海参加十九路军抗日。谢春彦9岁时,父亲要求转业回老家。家乡的田野、青纱帐、清贫朴野的民风,让谢春彦流连,家里则几乎到了常常断炊的地步。肃反扩大化时,父亲被抓,外祖母托人把谢春彦带到上海。谢春彦在上海有寄人篱下之感,课余常去逛旧书铺:“上海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旧刊物很便宜,老的《万象》是柯灵他们主编的。这些东西对我还是蛮有影响的,因为这里不但有诗文,也有很多画,而三四十年代的一些画是蛮有活力的。我后来认识的老师辈,像叶浅予老师的画对我有深刻的影响。学者、黄宾虹研究专家王中秀先生是我初中班上最要好的哥们,我们曾在旧书铺里以少年之身于故纸堆中,最初惊艳于他老人家无处可卖的‘黑’。”

  1957年,谢春彦在徐汇中学读完初中,考入上海行知艺术师范学校(后归入上海第一师范学校)。学校师资相当雄厚,谢春彦回忆:“当时上海美术界最大的右派俞云阶先生,我的好朋友陈逸飞是他的学生。他的夫人朱怀新也是非常优秀的油画家,在那里教我,还有其他老师,是徐悲鸿、潘天寿、林风眠、刘海粟早期的学生。在那三年当中,我也热爱文学,但主要爱好倾向于美术。”谢春彦开始向报社投稿,发表漫画。他记得最高的稿费是在《解放日报》发表的一张漫画,拿到14元,当时看来是大数目。“吴湖帆等老国画家生活很艰难,美术家协会为了救济他们,让他们画扇面,画一把扇面的价钱是两毛五分,交上去,审查的人说画得不好,还要赔扇面的钱。这些扇面现在如果拍卖的话,像吴湖帆的作品,最少几十万元一把。我们小孩子拿到十几块钱的稿费就不得了啦。而且,那些老画家几乎没有资格没有机会在报上发表作品。”

  1960年,谢春彦毕业后到闸北教书,还想考美术院校,但出身不好,只好读了两年“红专学院”。由于生性热情,谢春彦认识了很多老一辈画家。上海中国画院的黄幻吾是高剑父、高奇峰的学生,谢春彦跟他学了一段时间岭南派,不能受用,终于弃逃。当年报社、出版社是美术创作的重要舞台。谢春彦是几家报社的通讯员,认识了画家刘旦宅、戴敦邦、陈逸飞,一起被组织到《解放日报》、《文汇报》搞专栏、创作。

  1980年,上海组建《文学报》,谢春彦受调去当美术编辑,认识了很多文学界的朋友,像上海的陈村、白桦、王小鹰、王安忆、陆星儿、程乃珊,北京的王蒙、刘绍棠、苏叔阳。谢春彦画了很多文学作品的插图。他说:“文学作品的插图近二十年来不被重视,大概有两个原因,第一,出版社印小说或诗歌,画插图会增加成本。第二,画文学作品的插图要比画商品画难一点,报酬却相当可怜。我画得非常多,也比较有兴趣。刘绍棠、王蒙、钱文忠、易中天、陈村、卡夫卡等我都画过。我不在乎稿费,因为文学作品无论从构思还是技巧上都有很大的挑战性,不容易画好。”

  在《文学报》待了十年后,谢春彦到了上海中国画院。回顾工作经历,谢春彦自嘲基本上是不务正业。“我也徒增老大,没有什么成就,做的事倒是比较多,除了画画,还写文章。上海美术评论比较薄弱,因此我就写得比较多,有时候也写诗。但是我没有严格的传统文化训练,我们应该学知识的时候就碰到了‘文化大革命’,知识系统是比较混乱的,所受的文化营养比较杂,所以就成了一个杂乱家。”

  谢春彦是文化界的热心人,一向兴致很高,但近来有点失望。他和何满子是忘年交,何满子去世前几年,谢春彦总爱去看他,“他到了后来也不大有兴致,因为写得比较尖锐,有的文章也发不出来。我写那些狗屁诗、那些评论,画那些画,但最近有点悲观,有什么用呢?现在的书画界非常热闹,弄名弄利,好像不是我的追求。我现在对书画没什么好谈,大部分的人已经堕落为势利小人。倒过来想,也不能太感失望,人活着还是要做一点事情,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社会还是要有一点责任感。我有我的圈子。”

 谢春彦:中国书画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949年前的海上画坛:自由,自由!

  时代周报:你和那些老先生的交往很多,如何评论1949年以前热闹的海上画坛?

  谢春彦: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是非常热闹的。我关系非常密切的老一辈,比如说刘海粟、叶浅予、张乐平、丰子恺、华君武、丁聪、黄永玉,都是那时候成长的,当年所谓的海派文化非常发达。我也觉得很奇怪,30年代的时候,像张正宇、张光宇、叶浅予,很年轻,都没有正规的美术训练,也没有直接到西方留过学,所达到的艺术水准,既当代又非常具有中国民族的特点,几乎一下子就成熟了。比如叶浅予先生的速写,完全可以拿到国际上跟外国人打擂台的,不输给任何外国人的,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文化艺术现象。有一个时期我还是非常热心,大概是有点狂妄,我曾经想做一套书:百年以来海派艺术,找100个人,把美术的眼光扩大一点。现在提到海派,上海有很多人眼光短小,只是看到自己鼻子底下,吴昌硕、任伯年开始,下面就是“三吴一冯”(即吴湖帆、吴待秋、吴华源、冯超然四位画家),再下面就是他们这些哥们。其实海派美术是非常宽泛的,我想过做这么一套书,就像大都会博物馆那样10块美金一本,做得很精致,很严谨,也很通俗。但是我仔细想想,现在书画界弄得非常浮躁,我已经算是很浮躁了,没有弄成。大道难问,小道难芳,个人的力量是弄不过时流的呀!

  时代周报:为什么三四十年代海派艺术会那么繁荣,出了那么多人才?

  谢春彦:我跟叶浅予先生讨论过,海派最核心的特点是什么?叶浅予先生认为是自由。自生自灭,没有人管你。从漫画这一块来讲,中国漫画史上的大漫画家基本上就是从20年代开始到三四十年代在上海发祥的,他们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因为漫画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受到专业的训练。但是从清末,中国现当代的漫画的概念形成了,应该说在三四十年代一下子就成熟了,而且像灵光闪现一样,后来就走下坡路。艺术也很奇怪,跟学问有关系,但是有时候不是书读得多,有那种基础就能创作出好东西。30年代,漫画这个圈子,张光宇、张正宇、叶浅予,稍后一点的张乐平、华君武,每个人的风格都不一样。

  时代周报:有人问西南联大的校友为什么能培养那么多人才?校友也说:自由。

  谢春彦:首先是没有限制。当然那个时候也有一个特点,那些海派人物年轻,自己没有负担,而且有一种激情。这种激情和他们本身对艺术的天赋撞击起来就形成了非常灿烂、不可重复的海派文化。一个文艺的门类,在开始的时候,本身有很多难以替代的东西,促使它能够达到一种境界。我受叶浅予先生、丰子恺先生、林风眠先生和齐白石的影响最大。

  叶浅予先生的成就有三个板块,一个是漫画,他的《王先生》是中国漫画的经典,但是他创作《王先生》的时候只是一个20多岁的小青年,也没有范本可以去照本宣科,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就是他当时生活周围的事情。后来,他就画速写,一直到他去世前,几十年没有断过速写,最后两年不大画了。我每年都到他的老家桐庐,陪他一个时期。我看到就问:叶老师,好像最近一两年你不大画速写了。他一辈子,除了“文革”期间被关起来,几乎没有断过速写。他后来跟我讲:速写直接跟生活有关系,把生活很迅速地表达在纸上,使绘画总是有一种新鲜感。但是他说,速写反过来也限制了创作,后来我慢慢体会到了。速写在认识生活、表现生活、记录生活的同时,可能也会反过来成为一种束缚。写生和速写对于中国画似乎是必需的,但以山水而论,最高级的阶段恐怕就不一定了。

  以拍卖行价钱量化书画好坏

  时代周报:丰子恺先生是文章也好,画也好。

  谢春彦:人品也好。那个时候我大概20岁出头,去拜访他,他跟我说了一句话:画,总要有点画外的意思。我一直记住,对我的创作影响很大。如果一张画只是涂抹的画,没有创作的意义,对于创作的人或者欣赏的人来讲,我觉得没有意思。画画的人心里储存的东西多而深的话,他的画对别人的感染力可能会大一点。

  嘉德拍卖行刚刚成立,有一次在上海展览拍卖作品,王雁南请我去看。正好有三个人的画放在一起,都是小的。第一张是老画家程十发的一张扇面,画一个钟馗蹲在地上,画得好极了,非常工致,非常古雅,颜色也非常好,我看了以后非常佩服。再看下面一张,是齐白石的,一张小品,非常简单,寥寥几笔,一看这张齐白石的,胜过那一张。那一张非常工致的画,在齐白石的寥寥几笔的小品前面有一点沉不住。第三张是丰子恺的,丰子恺画得比齐白石的还要简单。因为从小就喜欢丰子恺,我就未免爱其艺也爱其人,我就替丰先生的作品有点担心,这样跟齐白石比是不是会被比下去,我看了一会,没有比下去。我想起了几十年前,丰子恺先生跟我讲过的那一句话。

  这一点,我长期以来努力地这样去做,做不做得到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对我来讲是一种重要的艺术营养。我宁可画一张有缺点,但是必须有特点的画,而不要画那种好像面面俱到、没有特点、没有意思的画。现在书画界,尤其是画家,大部分都有迎合市场的需要,不断地重复自己。我总觉得,我们现在看很多画,画面上给人的感觉是势利、张狂。从前,画家要具备各种修养,现在好像不是这样。我自己当然也有很多这样的缺点,但是现在书画界,这个毛病实在是非常大,只是在努力迎合和满足大小土豪低级层面的感官需要,内底骨子里俗和堕落。可惜这些人没有自知之明,非几十年的自省觉悟是改不了的。这可能跟社会、人们的追求都有关系。现在有一个词:量化。这张画的好坏,画家要通过量化来确定价值,这个量化就是拍卖行的价钱,所以就有很多人不断地炒作自己。坏风气如糖如蜜,处在其中有名有利,肆行其道,成为司空见惯的习惯,习惯成自然,也就很容易堕入其中不大出得来。

  时代周报:你这一代所经历的政治运动,有没有中断文化艺术上的传承?

  谢春彦:在更高的意义来讲,中国的文化是受了很多灾难,包括“文化大革命”。类似于“文化大革命”的这种东西,在中国长期的封建历史上也有不少,只是规模没有这么大,没有普及到最底层。“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最大的摧残,但是要全部打断恐怕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但是,现在的书画市场弄得太乱了,远的来讲,根子跟人性当中不好的东西有关,近的来讲,我想是“文革”的余毒,在这种经济比较狂躁的状况下,就更加肆无忌惮。但是,中国的道要断掉,也是不可能的,总还是有题中之义的“曲折”要走。

  文人画中的道与术

  时代周报:中国传统有“文人画”一说,现在又有人提出“新文人画”。你认为文人画的传统有没有断?

  谢春彦: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有一个特点,学而优则仕,文人一定要经过科举,为皇家所用,才能够实现政治抱负。中国从前是开科取士,这些文人首先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字要写得好。从前有王羲之,苏黄米蔡,那个时候没有书法家协会,现在有书法家协会,也弄成一个官样的组织,大家都争着去做主席、副主席,书法被闹腾到这样一个程度。也许说明我年龄慢慢大起来,可能真的落伍了,但是,我还是不愿意加入这个圈子里去。

  很久以前,王蒙也喜欢写旧体诗。在一家学术刊物,我们开辟了一个专栏,叫“王诗谢画”,王蒙的诗,我的画。宗璞就写了一篇关于“王诗谢画”的文章,她讲到蛮喜欢“王诗谢画”里我的插图。宗璞讲:谢春彦先生,文化传统常常是因为爱好而流传下来。我想想也有点道理,你不喜欢一种东西,不可能下功夫,也不可能被传播开来,一定是有爱好才流传得下来,爱好是非常重要的延续的桥梁。

  时代周报:爱好很重要,但很多人现在把艺术品变成商品了。

  谢春彦:当然,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书法也好,绘画作品也好,要跟商品没有关系也是不现实的。首先,你要吃饭,养家糊口。我也是靠这个在吃饭,不过稍微干净一点而已。绘画有经济价值和文化艺术价值,甚而有教化道德价值。据说,这些年来成立了很多美术院校,北京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估计每年美术院校毕业的学生有一二十万,办学商业化。中国要不要这么多的画家、书法家?如果要的话,要什么样层面上的书画家?

  时代周报:绘画是一种形象艺术,你认为思想重不重要?

  谢春彦:实际上这是从前讲的道和术的问题。文人画可能是道的成分多一点,但是长期下来,也形成了自己的术。虽然它和所谓以术为主的画家的画不同,但是,它的道和术结合得是比较完善的。比如说,书法里面有书法家的字和学问家的字。像王元化先生也写毛笔字,他不是为了写字而写字,所以,在他的字里面,道的影响就会比较多一点。比如说何满子先生,他从来不把自己当作诗人,也不把自己当作书法家。我给他编的集子,他不让称书法,只叫“自写”。满子先生很有意思,他在书法以外的道的层面的东西更多一点,也会更感动人一点。他每次写字—他没有桌子,写大的字,要把吃饭的桌子撑开来—我很尊敬他。我曾经给他办过一次书法展,写他自己的诗。现在大部分的书法家变成了抄书匠,抄书匠缺少一种道,也削弱了术,这些抄书匠还不如从前敦煌抄经的那些匠人,诚恳虔诚敬业。

  中国书画不要轻易搞“国际接轨”

  时代周报:西方绘画传入中国以后,对中国的传统绘画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也影响了中国画的风格。近三十年来,当代艺术对中国艺术界有无冲击,有无改变艺术界面貌?

  谢春彦: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相对来说,文艺创作那种禁锢的东西打破了不少,这对中国画、传统的艺术有推进作用。开始,西方的表现形式,包括当代艺术对中国画也有一些影响,但是慢慢就会发觉,中国书画这几年又倒退回来了,所谓的更重视传统了。在中国画这个圈子里,可能经济发展了,卖得贵了,反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民族主义倾向,就是自大地觉得中国的好,实际上这种倾向也很浮躁,对传统文化研究也不深入。大不及高,下不入微。我们是中国人,不能讲祖宗不好,但是传统里有好的东西,也有不好的东西。或者说是时代在前进,它跟时代距离太远了。

  前一阵子《富春山居图》很热,但我们总不能只拿这一种模式。我们也回不到《富春山居图》的那个时代,那个东西一定要在特定的条件下产生。我们总要前进。1960年代初,吕凤子写过一本很薄的书,叫《中国画法研究》。吕凤子先生对中国文化有很深入的研究,不但从画论而且从哲学角度来探讨中国画。他认为西方的东西进来以后,会有新的面貌。开始的时候外国的东西可以进来了,不禁锢了,就弄了一些比较幼稚的、浮面的,比如说把太极图都弄到画面上去,比较生硬。这种东西,现在看,也是自然生态发展的一个阶段,但后来沉静下来想一想,太肤浅了。

  中国画和西洋画,从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的表现来讲,有很多共同的东西,都是地球村的人。但是每个民族的文化还是有自己的特点,所以现在就慢慢地走回来。从前对黄宾虹的那种“黑”不理解,现在黄宾虹的画炒得贵了,又来标榜黄宾虹,但这种就不诚恳,不是真正从艺术的角度来弄,就弄成了一些伪民族主义。

  崔如琢先生主张民族的基因是改变不了的,但营养是可以吸取的。现在中国画卖得贵了,弄成天下第一,还是物质量化所产生的毛病。在这一百年当中,风风雨雨,我们有很多过于激进,过于急躁,过于肤浅的东西,我自己身上也非常明显。要把自己的文化艺术做得好一点的话,必须从根子上深入下去,还是要像鲁迅那样能够解剖自己,对自己了解深入,才知道自己将来要往哪个方向走。所以,我对现在的中国画是比较失望,但是想想从历史上来讲,几十年算什么?慢慢地会好一点,还是应该像鲁迅早期,相信社会总是会进步,年轻人总会比老人过得好一点,希望如此。我也希望能够从这个圈子里走出来,走出我自己。

  在民族文化上,不要轻率地搞形式主义的“与国际接轨”,你的主体呢?中西学体用的问题争了一个多世纪,结论到底是什么呢!过河摸石头也要有主体意识才行。伪传统、伪民族主义、江湖、二毛子恐怕要不得。影视圈的辫子戏大行其道,雷人抗日剧的胡作,不能不承认对国民和文化的精神败坏。希望清风对之有所肃清。实现“中国梦”,文化和精神真是个紧要点!

  时代周报:未来的中国画有没有可能出现新的气象?

  谢春彦:我相信民族不死,传统也不会断绝,因为每个朝代都有战争,朝代更替,总会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形式。我们也在这个大规律当中。我看历史书,大概我们这个社会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浮躁。中国的书画由于不健康不规范市场的需要和摆弄,这么狂乱,雅正何在?教化何在?良心何在?良知何在?在这种意义来讲,中国的书画遇到了最好的时候,也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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