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长期以来，“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等定性使得陈独秀在历史中面目模糊而机械。尽管陈的一生充满了大起大落的戏剧性—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到创建中国共产党；从受人尊敬的政治领袖到身陷囹圄的阶下囚；从狂热的革命者到冷静的反思者，并最终在颠沛流离中暗淡离世。
正是如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唐宝林以30多年的研究写成的百万字《陈独秀全传》尤其显得厚重。2011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繁体字版时，有学者评价道：“翔实的史料和扎实的考据，使得《陈独秀全传》成为这一领域无法绕过的著作。”
与一般传记专注于对个人经历的陈述截然不同，唐宝林这本五易其稿的煌煌巨著更是一本陈独秀的评传。作者不仅通过对资料的爬梳，尽力呈现出陈独秀不为人知或因种种原因未能示人的一面，同时，努力通过缜密的逻辑分析，着力还原出陈独秀及与周边人士的思想内涵。
尤其可贵的是，唐宝林还通过其掌握的史料，正面回答了长期以来困扰学界关于陈独秀研究的重点“疑问”：1921年陈独秀为什么没有参加中共“一大”？1927年陈独秀为何一再向国民党和蒋介石退让？1929年陈独秀因何被中共开除出党？以及1938年陈独秀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汉奸的全过程等。
“改变中国历史的传闻”
1915年，陈独秀从日本回来后就着手筹办《青年杂志》。他明确指出：中国要进行政治革命，必须从“思想革命开始”，“要改变思想，须创办杂志”。9月15日，《青年杂志》正式出版。为了与基督教上海青年会主办的杂志《上海青年》区别开来，从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
创刊号上，陈独秀撰写了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在这篇后来被人视为新文化运动宣言书的文章中，他扛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由此拉开新文化运动的大幕。
依托《新青年》杂志，陈独秀等人向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传统，特别是其最落后、最保守、最反动的部分—儒家三纲、老庄与佛教的退隐思想和迷信思想，以及为这些学说、思想、观念服务的旧教育、旧文学，发起了持续的、猛烈的攻击，开创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时代—新文化运动。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三顾茅庐力邀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陈以要回上海办《新青年》推辞，蔡元培表示“可以把杂志带到学校里来办”。陈最后答应“试干三个月”。
陈北上之时，《新青年》编辑部也从上海迁到北京，新文化运动声势浩大：胡适倡导文学改良，钱玄同提出废除汉字，鲁迅发表白话小说……并直接导致了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
然而新文化运动开展起来之后，守旧势力的反攻也趋于激烈。作为“统率”，陈独秀的言论最为激烈，他所受的人身攻击也就最多。按照唐宝林的研究：论敌们在思想观念上攻不倒陈独秀，于是“社会上就开始流行中伤陈独秀等人的谣言，居心不良者还添枝加叶，扩大和制造谣言”。
第一个谣言是说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新派教员被北京大学驱逐。传言虽被蔡元培、胡适等人再三否认，但还是不胫而走。胡适就曾严厉批判张厚载—此人最早在上海《神州日报》上发布陈、胡等被驱逐的消息—的卑劣行径，迫使张进行了自我检讨、谢罪，承认所写通信是“无聊的”。北大教授评议会后来还通过决议，开除了张的学籍。
第二个谣言是说陈独秀到前门八大胡同嫖妓，与诸生同昵一妓，争风吃醋，挖伤某妓女下体泄愤。一时间，北京的“御用报纸”对其“丑闻细节”大肆渲染，也让北大一些上层知识分子对陈感到不满。
1919年3月26日夜，蔡元培在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等的压力下在汤家开会，讨论陈独秀的去留问题。会议一直开到午夜，蔡元培主张保护陈独秀，汤尔和却极力主张清除陈独秀，马、沈二人则附和汤。4月8日，蔡元培召集文理科教授会议，通过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以“教务长代替学长”，废除了北大学长制。陈独秀被不动声色地解除文科学长职务，但仍保留教授职位。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在新世界商场散发反政府传单被捕，胡适、李大钊等社会各界人士和诸多团体竭力营救。陈独秀在狱中关了83天，后被朋友们保释出狱，并逃亡南方。16年后，在与胡适信中，汤尔和也不得不承认他是听信谣言，说当时是“一时争传其事”。
提及此事，胡适后来说：“独秀因此离开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按胡适说法，逃回上海之前，陈独秀并无明显的左倾倾向。
胡适认为，如果陈独秀留在北大，留在那帮信仰自由主义的老朋友身边，此后的一切都不会发生。正是如此，一直以来，历史学界有“陈独秀狎妓，改变中国历史的传闻”一说。
值得一提的是，唐宝林并不太认同这一观点。在他看来，陈独秀从胡适式的“文学革命”走向“政治革命”，早有征兆—1918年12月22日，他和李大钊等人创办了政治时事性评论刊物《每周评论》。在其看来，陈独秀与胡适这对新文化运动中的“黄金搭档”走向分裂早就注定，而且“这也比较符合陈独秀的性格特征”。
“不堪回首武昌城”
1920年6月，与陈独秀在上海接触一个月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给远东局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当地的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陈独秀），现在写信给各个城市的革命者，以确定会议的地点和时间，因此，这次会议可能在7月初举行。”
随后，在维经斯基的建议下，陈独秀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组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不久，维经斯基正式向陈独秀提出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建议。至此，陈独秀彻底走到了胡适等人的“反对面”。
1921年，中共召开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陈独秀却缺席了这次会议。
按照传统的解释：7月23日，中共一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但是因为陈独秀（1920年11月，被孙中山任命为广东省长的陈炯明邀赴广州创办西南大学）在广州兼着大学预科校长，“正争取一笔修建校舍的款项，抽不出时间”，所以指派陈公博代表广东支部，包惠僧代表他个人出席“一大”。
唐宝林却认为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即无论是在陈独秀、李大钊，还是共产国际和苏俄看来，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个开天辟地的事件已经在1920年发生了，第二年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不过是例行公事，而且主要是中共内部的事。唐宝林发现1921年接任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的K·H·索科洛夫4月时还在上海，并知道中国的共产党人在积极筹备召开共产全国代表大会，但他却到广州去了。
尽管缺席，但由于陈独秀的威望和建党过程中的作用，被大家一致推选为中央局书记。
值得注意的还有这个时候陈独秀的“革命”态度。
因为马林不满于陈独秀身为中央局书记却长期在广州，遂派包惠僧赴粤，催促他回沪主持工作。当时，陈独秀曾对包惠僧说：“急什么，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早，可能要一百年上下，我们实现共产主义遥远得很。我们现在组织了党，不要急，我们要学习，要进步，不能一步登天，要尊重客观事实。”
从“一大”到1927年的“五大”，陈独秀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先后任中央局书记、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总书记等职务。然而，在中共汉口“八七”会议上总书记的职务被撤销，并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即向国民党右派一再退让，将革命领导者的地位主动交予国民党—的帽子。
大量的历史资料给我们展示的却是另一幅景象。
按照唐宝林考证，马林初次提出中共加入国民党问题，陈独秀就抱着怀疑态度。1922年4月，当得知马林前往莫斯科游说，他给负责远东局的维经斯基写了一封态度强硬的反对信。1924年6月，在国民党右派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谢持、张继等人发起对共产党员的“弹劾案”，陈独秀又一次写信给维经斯基，指出国民党内部右派势力强大，共产党包括苏俄和共产国际不能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否则将是“帮助我们的敌人”。
尤其是当苏联驻广州政府全权代表鲍罗廷建议成立国际联络委员会来解决（国共）两党问题的时候，陈独秀又和蔡和森等人联名致电莫斯科，控告鲍罗廷和他推行的损害共产党的妥协路线。为此，陈独秀还处理了和鲍罗廷观点一同出席会议的瞿秋白，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禁止他再去广州。
不仅如此，陈独秀还多次向苏共（布）和共产国际表达了希望国共两党从党内合作到党外联盟的意向，但是都遭到苏共和共产国际当权派的政治弹压。
按照唐宝林的解释，苏联之所以这样，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考虑到其自身的国家利益。特别是1925年10-12月，德国先后与法国、比利时签订了边界协议，苏联认为这是欧洲吸收德国建立“反苏联盟”，加上之前苏联在中国北方支持的冯玉祥国民军的失败，导致苏联尤其不想因为中共得罪他们当时在南方的“朋友”国民党。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政变之前，陈独秀还曾向苏联方面提醒，希望苏联方面能够提供资金组建中共的武装，但是苏联先是同意拨付10万卢布，三天后又撤销了这个决定。
上海政变之后，逃到武汉的陈独秀还未坐定，却因为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的冒失之举—向汪精卫私下透露的共产国际的紧急指示，武汉国民政府也向中共举起了屠刀。更令陈独秀想不到的是，他还被斯大林认为应该承担“大革命”失败最大的责任。理由是他放弃了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军队。
难怪多年之后，又一次经过武汉时，陈独秀写下了“不堪回首武昌城”的诗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