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自讨苦吃
2003年10月，已是当家花旦的夏丹从上海台辞职，到中央电视台主持一档全新的早间节目。“当时我在上海干得不错，过得也很开心。”正因如此，夏丹为是否辞职矛盾了两个多月。爱才的上海台领导动之以情、许以高薪。“对到央视，我也有顾虑。在上海，我做的是在黄金时段播出的晚间节目，生活也比较规律。但做早间节目就不一样了，看的人少，而且对个人生活影响极大。”夏丹说得实在。
犹豫中，一通电话帮夏丹做出了最后的决定，“我打电话给大学班主任。他说，如果你想要安逸的生活，那就留在上海；如果你想挑战自己，想看看自己有多少未知的潜力，那就去北京。”几天后，骨子里喜欢接受挑战的夏丹交出了辞职报告。
都市新农民
在上海台，夏丹是正式员工，收入稳定，还买了房子。而在央视，她只是一个连进门卡都没有的“临时人员”。初到北京，夏丹住在一套40平米、没有暖气的老式居民房，“而且北京很干燥，我总需要开加湿器；家里的菜是酸辣风格的，但在北京，我一吃辣就咳嗽。”更大的考验来自工作，北京的工作强度比上海高很多，而且最初夏丹很不适应搭档马斌的节奏，“我们在一起碰稿子的时间又少，难免有些小尴尬。”因为压力过大，最初的几个月里，夏丹的身体频出问题，她经常要到医院打吊针。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圈，我把它奉献给《第一时间》。”这是夏丹的一句名言，做早间节目的她必须接受一份“非正常时间表”：凌晨五点起床，五点半到单位，七点到九点直播，九点下班，回家吃过午饭后开始补觉，两点起来通过锻炼恢复体力，晚上八九点钟准备入睡。夏丹爱运动，大学时是一个不错的排球副攻手，但到了央视，下午才有时间的她根本找不到球伴；晚上朋友们在外聚会，她却只能在家酝酿睡意……
工作中寻乐
夏丹是乐观的，但熬人的工作还是险些让她打起退堂鼓，“去年7月，我突然觉得自己快要坚持不住了。”因为长期的工作疲劳和亚健康状态导致身体免疫力下降，夏丹持续低烧住院。“一个同事看了一部关于过劳死的纪录片，里面提到的过劳死两大征兆我都具备——失眠和持续低烧。”那段日子，夏丹第一次感到了恐惧。幸好，家人和同事的开导发挥了作用，“我也开始不断暗示自己工作是快乐的。看着身边的同事，他们的热忱也感染了我。”
“理”想长大
李想爱车，爱到连擦车都要自己动手的地步。传说中，他开车极猛，一群朋友从后海出来走三环上京昌高速，后面的车刚到三环，他却已在京昌路掉头了。李想买车多年，驾车狂奔十几万公里，却一次没“蹭”过。追求速度，但一切尽在掌握，这正是李想的做事风格。
“带领一群平凡的人去做一件不平凡的事。”当这话从一个25岁的男孩口中说出时，很多人将它当作戏言。但对说出这句话的李想而言，这不是玩笑，而是理想。事实上，他也确有“夸海口”的资本。
玩出10万元
和许多男孩一样，上初中时，因为喜欢玩电脑游戏，李想爱屋及乌地迷上了电脑。但和其他男孩不同，李想做得用心——别人在清晨更新页面，而他为了抢时效，常常半夜爬起来完成更新；李想也从中看到了“钱”途——在个人主业的访问量由每天200人增长到每天7000人后，他开始将广告放在网页上。从最初每月进账七八百元，到后来每月赚四五千元，李想挖到了第一桶金。
考进大学读计算机专业，毕业后找份月收入两千元的工作，如果没有这段“触网”经历，这就是李想对人生的规划。“但后来我发现，既使上了大学，我也很可能找不到比现在更好的工作了。”还在上高三的李想做出了一个在外人眼中大胆包天的决定——放弃高考，用攒下的10万元创业。
移师北京
对于创业，李想毫不掩饰最初的争强好胜心态，“我的一些朋友也在办网站，我想证明自己比他们做得好。”李想也毫不讳言最初的目的是赚钱。事实证明，与中途掉队的朋友相比，李想是胜利者。但他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人，他开始琢磨对网站进行商业化运作，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将网站从石家庄迁到北京。
初到北京的日子是艰难的。由于没有进行融资，一切靠自给自足，李想的资金压力很大。2002年，在林业大学附近，李想和两个同伴借钱租下了来京后的第一个基地——一间60平米的民居。
扛过危机
对于一个“80年代”能带领网站实现每年的广告销售以100%以上的速度增长，许多人认为是因为走运，但李想并不认同，“我能走到今天是因为我坚持。”2003年，公司有一半员工在同一时刻提出跳槽，所有人都说：“李想没戏了，PCPOP完蛋了。”“但我坚信，只要团队的骨干还在，就一定可以撑过去。”事实上，李想只用了半个月就扛过了危机。
“做一件事比别人多付出5%的努力，就可能拿到比别人多200%的回报。”有人戏称它为“李想定律”。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的李想就是这条定律的最佳执行者。对公司员工，他也是如此要求。同去参加一个新品展示，李想规定PCPOP的文章要比别的媒体先发出来；同是图像和表格，李想的要求已到像素级……“有时候员工开玩笑说我挺‘变态’的。”但他清楚，唯有如此，才能吸引更多读者。
从“我”到“我们”
采访中，李想数次提到“团队”，“但在几年前，我并未意识到团队的重要性。”以前，李想习惯说“我”，“我是CEO，当然凡事都是我说了算。”但如今，李想习惯说“我们”，“原来，大家在一起干事业的感觉要比获得金钱、享受财富快乐得多。”
在公司，面对一群平均年龄不过二十四五岁，但却拥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同龄人，李想毫无顾虑：“我需要的正是能力比我强的员工，只有将需要的人纳入到自己的团队中，公司才能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