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因为他目睹父亲从受人尊敬的小学校长，落魄到一名寄人篱下的职员。他经历过没钱就没有尊严、没有家、无法读书的困境。年轻时，李嘉诚曾经是金钱主义的追求者。
1956年，他28岁，李嘉诚创业后六年，他已经跻身百万富豪。那时候的他，体会到物质享受的乐趣，西装来自裁缝名家之手，手戴百达翡丽(PatekPhilippe)高级腕表，开名车，甚至拥有游艇。他也开始尝试上流社会的玩意，玩新型莱卡相机，并在列提顿道半山腰买了面积近200平方米的新宅，将母亲接来同住。新宅面向维多利亚港，与当时一般香港人的住房比较，这已经算是“豪宅”。
但是，搬进新家那天晚上，他彻夜难眠。数十年后的今天，他都还清楚地记得，那一个失眠的夜晚。躺在偌大的床上，月光将窗外树影投射进屋内，风吹得它们摇摇晃晃，如真似幻。16年前，一家人在月光下从潮州山区仓皇逃离的景象，仍如此清晰。童年与祖母相偎而眠的温暖，到香港后必须搬开家具才能全家打地铺入睡，创业后以工厂为家，唯有机器运作的声音能让他安稳入睡、机器一停他就惊醒的日子……曾有的快乐与痛苦一幕幕浮上眼前。新家的安静、宽敞，显得多么不同。
“还不到30岁，我就拥有足够我一生开销的钱。”变成富翁后，他却茫然，“为什么有钱不如我判断的这么快乐？”望着窗外，他问自己。
他走出新家，驾车往山上开，在西半山宝珊道这条单向道尽头停下，坐在树下的石头上，望向维多利亚港思考：“我这么有钱，身体很好，为什么没有非常快乐？我不喝酒、不赌博、不跑舞厅，我赚再多，也不过如此。”
“财富能令人内心拥有安全感，但超过某个程度，安全感的需要就不那么强烈了。”李嘉诚发现，金钱带来的快乐满足感不能持续。
思索持续到第二天晚上，他终于找到解答：“人不是有钱什么事都能做到，但很多事，没有钱一点也做不到。我一路做，将来有机会，能对社会、对其他贫穷的人有贡献，这是我来到世上可以做的。”同时从那时开始，他对金钱有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不再重视一般的外表与物质，享受简单的生活。他领悟出：“内心的富贵，才是真富贵。”
28岁后，他转而探索内心的富贵。真正成立李嘉诚基金会是1980年，他52岁时，基金来自他的私人捐款。从此，该基金会就变成他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首先，他在故乡成立一所大学。1981年，广东潮汕地区第一所大学汕头大学，在李嘉诚资助与官方同意下成立。这所大学包含九个学院，其中医学院是中国最优秀的医学院之一。李嘉诚从加拿大、香港挖角名师担任各学院院长，还动员他的国际人脉，邀请名人授课，致力教育改革，譬如请星巴克咖啡创办人霍华·舒兹(HowardSchultz)讲授商业道德课程。少年失学的痛，转化成他对汕大的浓郁情感。虽然他没有大学学历，却能创造一所大学。“就算汕头大学一夕之间被摧毁，我也会把它重建起来！”他说。
包括汕头大学、香港大学、清华大学FIT未来互联网络研究中心和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都有基金会巨资捐助的轨迹。在中国内地，基金会更参与大西北振兴计划，主动挹注西部教育医疗援助；同时开展十万名残疾人士安装义肢、就业计划。
李嘉诚重视教育投资，反映了他对少年失学的痛。对医疗的关注，则与父亲因病去世、自己与肺结核奋战多年有关。
该基金会成立以来至2007年11月底，捐款已逾港币85亿元，其中90%用于教育及医疗，超过九成的捐助资源都是投入在香港及内地。
27年来，李嘉诚私人捐予基金会金额究竟有多大？他不肯透露。别人难以估计，因为香港法令允许基金会可进行投资，投资回报可以在其基金会内滚存，所以李嘉诚基金会规模恐怕远比其他人想象的大。
“我跟家里人讲，这个基金会要永远留下，如果我今天离开(人世)，基金会只要每年拿30%的收入出来，已经比我现在捐的多得多。”李嘉诚睁大眼睛、俏皮地透露。
外界的焦点都在追逐：李嘉诚捐了多少钱？但都忽略他内心的挣扎。这是一段很挣扎的转折。
75岁，再度彻夜未眠……
把基金会当第三个儿子，从此豁然开朗
2003年春天的某个夜里，他为了基金会的未来，彻夜未眠。他体会到自己年事渐高，但他更希望基金会能无止境地运作下去。无止境地运作，需要有一大笔资金做基础，才能钱滚钱，做更多的事。但他担心，这样是否剥夺了原本该属于子孙的财富权利。
这天晚上，他陷入沉思：“几十年的努力工作，每一分一毫都得之不易，都是清白的钱。却要把这么多的钱送给你不认识的人。”这样做值不值得？儿孙们能体会吗？他一定不要下一代经历他曾经有过的苦难。他曾经跟儿子说：“我吃苹果的味道，都跟你不一样。我吃苹果的味道，比你们香得多。因为我小时候，经过蔬果店，那时候，灯光照着水果，非常漂亮的，非常香，但我没有钱可以买。”
天平的一端是他的骨肉至亲，另一端是可实现他认为很重要的事。他内心陷入天人交战。
突然，他领悟出一个道理：“我现在有两个儿子，如果，我不是两个儿子、而是三个儿子，我是不是也要给第三个儿子一份财产？”只要将基金会视为第三个儿子，财产分三分之一给基金会，就理所当然。
心念一转，豁然开朗。
“这个思想上的突破，让我开心了很多天！那种安慰、愉快的感觉，实在是笔墨难以形容！”李嘉诚对采访团队透露当时的心情。
“财富到某一个数字，衣食住行都无虞，握在手里的用途就不大。如果你不能做到慷慨割舍、有爱心的话，是没有太大意义的，顶多就是遵照华人的传统观念，一代交给一代，如此而已。”他说，“但如果，能将建立社会的责任，与延续后代一样重要，选择捐助财产有如分配给儿女一样，那我们今日一念之悟，将为明天带来更多的新希望。”
令他更高兴的是，当他公布自己的捐款计划后，至少有五名企业家向他表示，认同他“第三个儿子”的想法，并已对社会捐出大笔款项。“他们说，嘉诚啊，你讲到我们没想到的。我们也跟着你做。”甚至，有一次在英国，碰到一位印度大企业的领导人都跟李嘉诚说：“你这样做，解脱我一个很大的瓶颈。”
2005年，李嘉诚将私人投资的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CanadianImperialBankofCommerce)持股出售，所得港币78亿元全数捐予基金会。李嘉诚，用独到的方式诠释商人的社会地位。而且，相较于许多企业家成立基金会，节税考量大于捐助，李嘉诚的私人捐款，全部是缴税后捐出。李嘉诚并订明：“基金会所有收益，不可以为我本人、我的家族成员或基金会任何成员或董事，带来任何直接或间接的个人利益。”
“除了我固定控有股权的上市公司包括长实、和黄、赫斯基(Husky)之外，我将五十多年的积蓄，全无条件地送给世上。我庆幸自己能做出这个正确决定，一夜无眠也是值得的，自己更绝不会后悔。”
他跟家人说：“我一生可以成立这样规模的基金，心里绝对不会惋惜。捐出来，是高高兴兴捐出来，去做，也是高高兴兴去做，一点都不会后悔。”
如今，重新诠释金钱……
推崇富兰克林，以从商所得改造社会
金钱，对而今的李嘉诚是有不同的意义。李嘉诚曾在一场演讲中，将中国春秋著名商人范蠡，与另一位商人——协助起草《美国独立宣言》的开国元老富兰克林(BenjaminFranklin)作比较。
范蠡与富兰克林都是角色多元的精彩人物。范蠡是政治家、军事家，也是富商。他协助句践复国后，看透时局，转而赴齐，从商致富。齐国人希望委与范蠡大任，范蠡却担心盛名将带来恶果，于是散尽家财，分给亲友邻居，只带少数财物迁至陶国，自称陶朱公。他继续从商，没过多久，又成巨富。
富兰克林，这位墓碑上只简单刻上“富兰克林，印刷工人”的哲学家、商人、政治家、发明家、音乐家，出身清贫，却以办报、出版，展现他对公共事业的热心，他的印刷业为他带来财富，他又利用财富建立图书馆、学校、医院。
美国制宪会议时，富兰克林提名华盛顿担任大会主席，并获一致同意。富兰克林是被认为唯一与“美国国父”华盛顿竞争的人，但他坚持留给制宪会议的绝非名誉高位，而是胸襟与智慧。美国人民称他为“伟大的公民”，历史予以高度评价。
“范蠡和富兰克林的故事值得深思。”李嘉诚说，“范蠡改变自己迁就社会，而富兰克林推动社会变迁，他们的人生坐标完全不同。范蠡只想过他自己的日子，富兰克林却利用他的智慧、能力和奉献精神，建立未来的社会。”
“如同他们从商所得，虽然一样毫不吝啬馈赠别人，但方法与成果却有天壤之别。范蠡馈赠给邻居，富兰克林用于建造社会能力(Capacitybuilding)，推动人们更有远见、能力、动力。”
钱，是一张纸、一个铜板，也可产生巨大的改变。古今中外的商人，对于金钱各有不同的诠释，只有极少数的商人贡献他的金钱发挥影响力，因而也只有极其少数留名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