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金链紧张时期,华远上市遇阻,出售不成,只好将两个项目转卖给潘石屹,但随后却峰回路转,上市获批,任志强连呼后悔。而面对王石攀珠峰,潘石屹拍电影,任志强则说自己只是个“拿着钥匙的丫鬟”,政府让我怎么办就怎么办。
2007年9月28日证监会驳回了华远的上市请求,这时华远的现金流只能维持半年,正好潘石屹上市成功,有大把的钱花不出去,我们一拍即合。可是没想到一个月后,证监会同意了华远借壳ST幸福上市的请求,真后悔卖了这两个项目。
相比于王石、潘石屹,我的最大遗憾是不能完全按市场经济方式管理企业。这次老潘能捡着便宜,算起来也与政策变动有关。
北京公馆位于燕莎商圈,在北京城也算名噪一时。从2007年3月开始,我就一直在与一个境外基金接洽,欲把项目整售给该基金。本来已经谈得差不多了,但7月30日的限外细则使得该项目交易繁琐了许多。到现在手续也没有办妥,也因此便宜了老潘。
华远重组的事搁浅之后,我比较郁闷。就在这个时候去参加了SOHO中国在香港的上市庆典,也因此稀里糊涂地被潘石屹夫妇说动了心,答应把两个项目卖掉。从开始到签字只用了40分钟,而最初的合同只有50来个字,而且是签在一张废纸上。早知道能批,我就不给他了。
除了政策之外,经营管理上,我也没有王石、潘石屹那么潇洒。王石可以去攀珠峰,潘石屹可以去拍电影,我只是个“拿着钥匙的丫鬟”。
潘石屹是个体户,可以任意安排时间。但我是国有资产的代表,是打工的,不管市场发生什么变化,政府一定会让我拼命干,所以我一定要听政府的。潘石屹去玩的时候,我还得干活。王石去爬山的时候,我也在干活。
也许我们干的活不一样,还有很多是一般的民营企业或非国有控股企业不干的,比如我们每年要拿出大量的投资去做地铁,这和房地产完全不相干的,但是作为国有企业必须要替政府分担压力。所以我们今年盖了地铁的好几个站。从房地产本身来说,我们今年的存储量比去年下降了一半多,但也许销售总量并没有下降多少。因为我们在市场供应的高端产品,一平方米的价格等于过去卖几平方米的价格,总的面积总量下降了,但是资产的总值是没有下降的,这也和我们的运营有关。
不同的企业会采取不同的办法,国有企业恰恰要承担政策风险或者政策改革成本的一部分,而民营企业和非公有企业更多是分享改革成果,而不是承担改革风险。这中间主要是我们的体制差别,或者是身份差别。
我最累的就是政府让我干一些我不愿意干的事情,比如让我投资那些不产生效益的公众设施。但是我一定会去干,因为我毕竟是国有资产的负责人,政府让我干,尽管我不愿意干我也会去干,应该说我们也不是企业家,我们是国有资产的代言人,或者只是拿着钥匙的一个丫鬟,所以我们只能按照国有资产的要求,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要求去做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