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股权合作的最大意义就是把双方的利益绑在了一起，既然都不能吃掉对方，为何不利益共享？”而且在刘永好看来，这种借力打力的方式最能把农业大发展的形势体现出来。“仅有新希望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千千万万的农户、企业都行动起来，中国农业才有希望。”
做中国版的尤努斯
《东企》：有人说中国农业正经历一个变局，你怎么看？
刘永好：中国农产业的发展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总体来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建国之后，那时打土豪、分田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获得极大提高，中国农业经历了一次质的腾飞；第二个阶段是“文革”之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再次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中国改革开放的农业基础由此奠定。在改革开放的前十年，农民的收入增量超过了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量，但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农产业发展相对慢一些，企业收益比较低，很多从事农产业的企业都倒闭了。特别是加入WTO之后，工业经济和城市经济进一步快速发展，这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差距：城市收入高，农村收入低，“这种格局对国家的整体发展其实是不利的，而国家也看到了这些问题，并且连续四五年都要出台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东企》：你的意思是目前中国农业正在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那么，这个阶段的特性在哪里呢？
刘永好：一个无法回避的现象是，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以及广大农民的进城，城市消费群体在不断扩大。在13亿人口的结构中，以前大约有七八亿在农村，而现在随着经商和进城务工的农民增多，包括他们的家属，大约又为城市消费人群贡献了3亿人口。他们不再是农业的生产者，而是变成了城市农产品(29.90,0.00,0.00%,吧)的消费者。这样，一增一减，城市消费人群就多出来3亿多，而农村减少的人口，又都是精华部分。
这种人口结构的重新分配，其实就导致农村形成了一个空当：首先劳动力减少，其次就是养鸡、养猪的农户也相应减少，这就导致粮食和肉蛋等农产品价格上涨，进而形成目前新一轮的通货膨胀。所以说人口消费结构的重新洗牌，才是目前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
与此同时，近年来城市消费人群对食品质量、食品安全的期待不断提高，也是全世界都在关注的问题；中国的食品安全已经成了中国制造安不安全的焦点问题。而越是在这种情况下，各类消费人群就越是需要物美价廉的安全食品。至此，一个新的农业格局调整价值链形成：首先政府通过各种政策大力推动农业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其次，农民选择进城，而市场又需要物美价廉和安全的农产品。
《东企》：为什么直到今天才想到做产业链？
刘永好：那时要做规模化的现代农业是很难的，拿农产企业来讲，你养鸡养多了以后，行情好的时候可以赚一些，行情不好的时候亏得一塌糊涂。所以那时养殖企业几乎没有一个成功的，几乎都失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竞争对手是2.5亿户农民，而他们养鸡、养猪是不算场地成本，不算房子成本，不算饲料成本，不算劳动力成本，他们养鸡、养猪就是换点钱过日子，高也卖，低也卖。虽然农民不算成本，但做企业要考虑规模，各项开支都要算做成本，你怎么跟他们竞争？
很多时候根本没办法做，因为主宰市场的力量是不计成本的小农生产方式。现在农民朋友自愿地减少了，或者说放弃了小农生产的养殖方式，这就给市场留下了缺口。从这个角度讲是大好时机，意味着现代农业发展的机会到了。所以对我们农业企业来讲是好的，对我们国家来看也是好的，借助这个机会，打造现代大规模的企业，成本相对能够控制，可以测算，而且更重要的是产业链，每个环节可以安全，这就是我们国家开始走向现代农业的真正的起点，意义非常重大。所以我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们国家农业社会的革命来到了。
《东企》：你理解的现代农业企业是个什么概念？
刘永好：销售至少100亿元。更重要的产业链规模，产业链的体系，养殖、食品加工等等，联系着千千万万农民朋友，是一个体系的建设，而这个体制的建设非常重要，国际上很多的大企业都是这样的。美国泰森集团是全球最大的肉鸡生产企业，2007年其加工20亿只鸡，我们今年达到5亿只就知足了。但是我们的养殖还有一些差异，我们现在饲料足够了，屠宰有了，就是养殖还不够，所以要迅速地填补，要做规模化、商业化的农业产业链，这就是我们要做的。
同时我们走出了一条很好的路，这就是寻求开放式的合作。我们已经引进了世界500强的企业，为什么引进他们呢？因为他们做农产品有经验和技术优势，我们不仅与中国民营企业进行合作，也和国际企业合作。我们跟世界银行的国际金融公司一块合作，甚至IBM公司、英特尔公司都希望跟我们联合起来，做一些支农的电子商务。
《东企》：在你要打造的这个农业产业链中，对农民(养殖户)的最大吸引力在什么地方？
刘永好：农业担保公司。比如说，我们帮助农民成立养鸡合作社，在某个区域里找几百家农民，他们养鸡，我们定一个养鸡合作社的规则，共同参与进去。养鸡合作社的社员有权利和义务，比如有享受合作社提供服务的权利，有公司农户联合进入产业链的权利；也有义务，比如说他现在的产品应该相配套，不能随便拿出去卖。同时养鸡合作社和农业企业达成协议，利益共享，保证农民的基本收益(通常收入要翻番)。
我们建立了这样的体系和规定以后，可能有很多农民希望养鸡，但养鸡需要钱，必须有公司担保。农业合作社没钱，怎么办？这时我们农业企业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拿出一部分钱成立担保公司。我们跟国外的公司讲，你们不是要帮助中国的农民吗？你们是不是拿点钱进来？我们也跟其他的企业讲，你们不是要发展吗？也可以拿点钱出来帮助农民发展。也就是说，我们出一部分，政府出一部分，其他企业出一部分，有可能的话养殖户自己也出一部分，这样就成立了担保公司，由地方负责，它不是金融机构，是个担保公司，没有贷款的权利，只是提供担保。只给农民担保，不给企业担保。这与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创立的乡村银行有一点类似，即对农民进行信用担保，但我们同时又与农民保持合作的关系。
《东企》：这种担保公司已经开始运作了么？
刘永好：已经成立了，有的已经开张了。我们在山东某地投入了1500万，政府出资1000万，现在公司成立了，养鸡合作社也成立了，钱已经放出去了，农民很高兴。
反思与展望
《东企》：新希望(20.47,0.55,2.76%,吧)从创业至今已经有25年了，这期间最大的困惑是什么？
刘永好：每个人、每个企业都有自己困惑的东西。当初创业遭遇挫折下来之后就没有钱了，那段日子特别痛苦。后来我们养鹌鹑、做饲料，也困惑过。再后来，做农业的该不该投资银行？该不该投资地产？所以我们一直在发展的格局里困惑着。为什么会这样呢？第一，吸引力大这是肯定的。第二，风险比较多，包括资源风险、市场风险、证券风险等等。所以我们肯定一直在经历困惑。我觉得对我起着很大作用的动力，就是创建一个世界级的企业，这是我们一直的梦想。
《东企》：在压力面前你是一种什么状态？
刘永好：一个人的心态很重要，能够做企业家，除了能拼搏、吃苦以外，还有一条就是心态。我的心态很好，可能是多年养成的习惯，上床就睡着，什么饭都可以吃，从来没有失眠过，生下来到现在没吃过安眠药。在哪里睡都睡得好，无论是条件好的五星酒店，还是很简单的招待所，都能照样睡。前几天到外地考察，一个很偏僻的地方，睡在他们大队的一个棚子里面，我是第一个入睡的。这个无所谓，我们从小吃苦长大的，对条件不在乎，吃饭、穿衣我都不在乎，身体还蛮好。
《东企》：现在如何评价当年的分家？
刘永好：媒体总说是分家，我每次讲的是调整，是向更加规范化的方向调整，总体来说是好的。有人说几兄弟完全重叠在一块，发挥各自的优势会更好，比如说我的沟通、协调、对市场的判断能力比较强，永行的管理能力强，老三的协调能力，老大的科研能力，这种设想当然很完美，但是，早早晚晚都要面对很多问题。几个兄弟都很能干，有问题有不同意见时，就会议而不决，效率不高，这样我们适当地调整，每一部分多以一个人为主，其他人可以参与也可以不参与，这样效率更高，动力强，避免了之后出现不和谐。
《东企》：你觉得现在的新希望还是一家家族企业吗？
刘永好：不能简单地说是一家家族企业，从我们的股权关系来看，我们家族占的比重大，但我们的管理基本上不是家族的了，管理层里基本没有家族成员。董事副总裁王航先生，原来是北大的学生会主席，十多年前，邀请我到北大去给研究生演讲时认识的，几年前到我们公司来，这几年表现很优秀，成为了我们的董事、副总裁，也是民生银行(13.65,0.02,0.15%,吧)的董事，是学金融经济的。
《东企》：在新希望，刘氏家族的这种大股东地位，会有所变化？
刘永好：现在还没看到。
《东企》：你对职业经理人这个阶层最看重哪一点？
刘永好：看重他们的综合素质，包括学历、经历、人品、领导能力，但这些是需要锻炼的，去年我们招了2000名大学生，一般都先放到基层锻炼，有一些不适应的会离开，三年后能留下来的往往都是佼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