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中国，无论何时，重提改革开放初期的那段历史，年广九都是一个绝对无法绕开的话题。
年广九，安徽芜湖人，是傻子瓜子的创始人，被誉为“中国第一商贩”。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曾针对他的问题有过三次谈话，保护了当时颇受社会各界争议的年广九。而这三次谈话不仅改变了年广九的个人命运，也改变了中国第一代个体私营者的整体命运。尽管如此，在那个特定时代的大背景下，带头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大胆投身到当时尚未见雏形的市场经济的年广九，还是没有摆脱牢狱之灾的命运，展现了改革开放初期第一批个体私营业者冲破僵化经济体制的艰辛创业历程。
为生计冒险做起小生意
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市场经济的萌芽开始出现。而彼时，生活在安徽省芜湖市的年广九因迫于生计，早已在数年前开始念起了自己的生意经。1963年，年广九悄悄地跑到江西贩卖起板栗以维持生计。在那个小商小贩都属于“资本主义尾巴”的时代，他的这种行为被认为是犯法。那一年，他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1972年，脑瓜灵活的他开始炒瓜子、卖瓜子。他把炒好的葵花子分成小包，5分钱一小纸包，他经常到剧院门口或走街串巷叫卖。即使这样，政府的“打投办”仍对他严加防范。
由于他的瓜子味道好，价格低，很快在芜湖市就小有名气。后来他给自己的瓜子起名叫“傻子瓜子”。有了名气，他的生意越做越好。那时他白天摆摊，晚上在家数钱。
到了1978年，年广九的家产早已突破了“万元户”概念。当时的万元户是个什么概念？1978年，全国8亿农民每人平均收入仅有76元，其中2亿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低于50元。当时农民年平均口粮不到300斤毛粮。相比之下，年广九绝对是当时的富裕户。也就是在这一年，胆子越来越大的年广九，冒天下之大不韪，偷偷雇了个帮工。之后，年广九又陆续雇了几个工人帮忙炒瓜子。
社会主义还能搞雇工？这是不是属于剥削 ？
1980年，安徽省有关部门派人去芜湖调查，写了调查报告。这些材料被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看到后，认为很有典型意义，把材料特地送给邓小平同志阅处。邓小平看到了杜润生送来的“傻子瓜子”问题的调查报告后，当时就对个私经济发展给予肯定，并对一些人对姓“社”姓“资”的争论，表示要“放一放”和“看一看”。
这时的年广九越干越有劲头，他依靠灵活的经营手段，将产品迅速打进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为应对旺盛的市场需求，年广九不得不迅速地办厂、雇人搞加工。由原来单一的零售发展到代销、促销和批发等多种经营形式。
雇工问题引发社会激烈讨论
到了1984年，年广九的雇工已发展到103人，他也成为中国最早的百万富翁之一。
由于年广九雇用103工人的数字大大超过了当时国家工商局有关个体户雇工最高8个的规定，他的雇工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更加激烈的争论。“年广九是暴发户”，“年广九是新型资本家”，“年广九搞资本主义”。“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从党政机关传到理论界，从芜湖传到省里，从省里传到中央。
一部分人开始皱起眉头了，社会主义还能准许出现“百万富翁”、“私人资本家”吗？还有人主张要“动”年广九。
1984年10月22日，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对“傻子瓜子”问题的处理方针，把“傻子瓜子”上升到整个个体经济发展的高度上来，他说：“还有些事情用不着急于解决，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那个会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一个‘傻子瓜子’，就会变动人心，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邓小平的这段话不仅保护了处在风口浪尖上的年广九，也打消了其他个体私营业主们的观望心理，有力推动了个体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
联营承包带来牢狱之灾
虽然自己的瓜子生意日益红火，但年广九的心里始终感到不踏实，为了减少麻烦，年广九主动向工商部门提出联合经营的建议，1984年7月1日“芜湖市傻子瓜子公司”正式挂牌，新芜区劳动服务公司和芜湖县清水镇工业公司两家与年广九签订了联营协议，年广九以商标权和技术入股，其余两公司出资30万，年广九任总经理。与公家单位的联营，让年广九感觉找到了“保护伞”，也终于可以摘掉“资本家”的帽子了。
但是，以个体的管理经营模式来管理集体企业，必然会出现矛盾。1985年10月，经调解，其他两方各退股10万元，公司由年广九承包。
不久，那次短暂的联营经历就给年广九带来了莫名的牢狱之灾。
1987年底，芜湖市新芜区检察院根据傻子瓜子公司一位副经理的举报，对年广九的经济问题立案侦察。1988年12月25日，检察院对年广九进行收容审查。1989年9月25日，对年广九实施逮捕。不久，芜湖市检察院以年广九犯有贪污、挪用公款罪向芜湖市中级法院起诉。
1991年5月3日，芜湖市中院对年广九案进行公开审理。检察院指控年广九贪污4.38万元，主要事实是他在任期内，从会计手中借款却未及时报账。并指控年广九曾将公司的原料瓜子、包装麻袋等公物借给了干个体的儿子，涉嫌挪用公款罪。后来，法院一审认为年广九经济犯罪证据不足，但检察院却依法抗诉。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接到芜湖市检察院抗诉后，曾多次派人到芜湖进行调查核实，而不久芜湖市检察院又撤销抗诉。
就在年广九还深陷经济犯罪指控之时，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并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在邓小平的讲话中，又把“傻子瓜子”提高到事关改革全局的高度，他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保持长期稳定。”
南巡讲话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开辟了新路，也为私营经济再次打开了绿灯，年广九的命运也得以出现转折。1992年3月15日，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被羁押三年多的年广九因经济罪不成立而获释。
年广九再次获释的消息，经一家媒体披露后，全国众多记者瞬间云集芜湖对他进行采访，年广九一时成为国内外关注的新闻人物。
年广九重出江湖后，依旧操练着他的老本行。1997年，傻子集团正式宣告成立。在经历过家族内部的分分合合后，傻子瓜子最终得以健康地发展壮大。
如今，人们依然在吃傻子瓜子。年广九，这位敢于冒险的冲浪者的故事也时常被人提起。是他，用自身的经历让开放之初的国人逐渐认识到“投机倒把”不是罪、雇佣工人也不是罪、发家致富更不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