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当网CEO俞渝:不满意是我的动力(二)



俞渝:信息化程度低。我们在网上买东西,很多信息没有标准化,标准化的信息没有用,我们有几千家供应商向当当提供书,它会有很多的使用图片和简介,这对顾客来说很重要。现在很多出版社的业务主要还是给地面的店面,它给网上提供的信息还太少,电子信息这块还很滞后。比如说一本书,当当从出版社获得一些信息,更多的是当当自己的录入人员去扫描,键入这些信息,我更希望看到的是,这本书出来之前,录入部分章节、插图等很多能给顾客做判断的信息,已经到了网上。

 当当网CEO俞渝:不满意是我的动力(二)

本报记者:你经历过中国互联网最初的阶段和现在的相对成熟的阶段,作为一个实践者,对未来互联网的发展有何见解?

俞渝:中国过去的30年做了西方国家200年间的大多数事情。我们从没有私有经济到现在这样一个格局,这是一个特别浓缩的成长过程,在这个浓缩的过程中,互联网对这个过程起了加速的作用,在一个信息很对称、很透明、很公平的环境中,这个过程不会那么明显。在中国,除了cctv,很难说别的媒体是跨地区的媒体,但像一些门户网站确实起到了跨地区媒体的作用,把很多事情呈现在观众面前,让公众知晓。互联网缩短了行业和行业之间学习、模仿和追赶的距离。以前了解一个公司和产品,你可能要出差,可能要去问很多事情,手抄很多笔记,现在你要想了解一个企业的情况,可以去网上看。互联网加速了经济发展中的很多事情。未来这种加速作用也会很明显,我们的体制决定了互联网起到的传播、集合和再次分解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对于当当来讲,在美国的一个消费者,互联网会让他更方便,在美国有很多像北京图书大厦这样的书店,很方便,他们可以半夜买东西。而在中国,当当做的事情除了方便是让顾客得到有和没有,比如有些东西在石河子就是没有,除了当当网,那里的人们没有更好的渠道。所以从这个方面讲,互联网对这个社会的贡献和起到的作用是西方同类公司不能取代的。

本报记者:除了网上购物,你有没有想到将来涉入互联网其他一些东西,还是已经把自己未来几十年想完了,只做当当这件事?

俞渝:我特别佩服制定计划的人,我做不到。我知道我还要继续做这件事情,我还知道一年要计划下一年,有很多要做的事情,但你要说今后几十年怎么样,我不敢说,我觉得现在来讲我很喜欢,而且有很多事情我还没做呢!

如何保护家庭生活

本报记者:你和你先生都全身心投入在工作上,会不会牺牲家庭的很多东西?

俞渝:刚开始创业时没想那么多,很快就过去了,现在回过头来,我觉得没有两个人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你在工作中已经看法不一致了,这种不一致还要带到家庭中。我觉得我们都花了时间和精力去处理这些事情,有一些基本的家庭规则让我们的家庭生活不受太大的影响,到了家里基本不谈工作,在办公室生完气会闷头呆会。这些基本的原则是挺重要的。

本报记者:这种角色的转变会不会很累?

俞渝:头几年会,现在很自如了。头几年时,在办公室都恨得咬牙切齿了,别人看不到罢了,你怎么了解我也看不到!那种愤怒会很多,现在已经很少有这种愤怒了。求同存异,我们两个人就是两个独立的管理人,就会有内部的分歧,我们把对方更多地看成是自己的同事,不把他看成是自己的另一半,就不会有太高的期望值。 

本报记者:如果让你在家庭和事业中二选一,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不是会更倾向于选择家庭?

俞渝:我不知道,这种假如的问题特难回答。没有太多的遗憾和后悔,都是往前走,我一碰到这种假如的问题后,就不知道从哪讲起。还是比较满意现在的状态,没有想过要改变现在的状态。

 

  生活之怕:对弱势群体的不公平

本报记者:具体到当当来说,你把它的将来设想成什么样子?

俞渝:我只知道当当对全国的读者来说越来越重要,很多人即便不在当当买东西,他也通过当当来决定自己要在当地的店里买什么。还有很多出版人也在逛当当,看有哪些同类的东西,通过看评价来决定他们下一步的策划。我觉得在卖好东西的同时,当当有很多功能要加,那我们就一个一个往上加。

本报记者:当你有一天发现有一类商品比图书卖得好,会不会考虑把图书当成当当的一个附属品,而把其他类商品作为当当的主打类商品?有没有图书情节?

俞渝:如果有其他类商品在当当比书卖得好,我会很高兴,但当当会一直把书做好。因为顾客需要这个,当当也会做这个。就像你跟大董烤鸭说,你海参卖得很好了,大董别卖烤鸭了,你问大董干不干?大董肯定不干。因为大家认大董,它别的菜品卖得也很好,但它的烤鸭做得是最好的。今后当当精神支柱类的东西还会是图书。

本报记者:你最喜欢当当的客户对当当的评价来自哪些方面的东西?是来得最快,折扣最低,还是其他方面?哪种说法让你最有成就感? 

俞渝:让我最高兴的是,因为有了当当,那些本来不看书的人也开始看书了。因为忙人的时间就这么多,当他有时间的时候书店已经关门了。但阅读和看书是提高生活品质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经过一天的烦恼,回家翻几页书,你就安静和平和下来了,或者是给了我一个新的想法,一个好的菜谱,一个小幽默等,看书是非常好的提高我们生活品质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在没有当当之前,受众更窄,我觉得能给大家带来这种满足和快乐,是我最大的满足。

我没有想是不是人类的禁锢或者是什么东西,我看到可能是我喜欢一个好东西,想让更多的人喜欢,比如我非常喜欢彼得杜拉克的自传《一个旁观者的自白》,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是十几年之前,像这样一个东西十几年之后又有人买,又有人说他好,我觉得很好,因为它里面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栩栩如生,文笔也非常好,这种好东西能够和别人分享,而且这种分享来自于四面八方,来自于我们相识的人,这种满足感是很大的,是让我很高兴的一件事情。

本报记者:刘小枫有本书叫《我们这代人的爱和怕》,你们这代企业家心中的恐惧和爱是什么?

俞渝:我对这个时代的爱就是它的速度和那种正面的力量。速度,你说我们家门前的这条路说铺,转眼就铺好了。我去德国参加法兰克福图书展,我住的那个旅馆,头一年去的时候在修,第二年去的时候还在修。还有,在这个时代,大家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好,大家会努力地去学,努力地去吸收、超越,这种东西我最爱,让我觉得在中国生活很大程度上比在美国愉快。说到怕,我会比较怕我们走得比较快的时候把一群人甩下了,对弱势群体的不公平,九年义务教育是否大家都能享受到?能否普及到12年?能否有更多的人有保障?现在这个年代挺好的,大家都得到了改善,只是改善的程度不同,我最担心我们会因为太快而甩下了一批人,那些人完全没有得到改善,那些是很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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