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改革开放30年系列报道总第{9}期
记者回访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涌现出来的风云人物
[核心提示]
改革开放30年的一项巨大成果，是中国人个人财富的积累。今天进入我们报道视野的，就是改革开放后辽宁第一批富裕起来的人，我们姑且称他们为“第一代富豪”。
那是特殊的一代富豪，他们大多由农民、手工业者、城市无业者组成，在社会边缘，他们饱受冷落与歧视。他们曾经绝望，曾经彷徨，曾经痛苦不堪，但苦于生计与理想又担当起共同的名姓“个体户”。
但正是他们，在有意无意间刺激了资本的苏醒！
而今，民营经济已经占据了辽宁的半壁江山！
1980年前后的一天。
刘希贵上午才去卖过血，下午又进了另一家医院，求大夫买他300毫升血，因为家里有40头猪饿着呢……
几年后，他成为沈阳第一家民营企业集团的董事长。又过了十多年，他代表民营企业出现在省“两会”会场上。
因为当年卖血过度，他落下了病根，手脚冰凉，常年要穿棉裤、棉鞋，睡觉必须用电褥子他的故事折射出改革后第一代富豪辛酸的成长历程。
卖血养猪的“刘百万”
刘希贵自述两年内卖了30多次血，最后都卖疯了。
医院退休职工回忆：“我们都叫他‘血皮子’，就是专靠卖血为生的，后来我跟别的医院的医生交流，发现他也去他们那里卖血，非常频繁，现在想起来都觉得他命太大了。 ”
1979年，23岁的刘希贵正担任沈阳桃仙公社(今沈阳市东陵区桃仙地区)一生产队的队长，那是一个穷队，老百姓听说南方一些地方已经把地给分了，便也嚷嚷起来。
就这样，经上级批准，刘希贵顺应民意把生产队的土地、牲口、生产设备分给大家。刘的全家分到了一辆拖拉机，就是这台为全家运营的拖拉机成为刘氏资本积累的开始。
刘希贵还有他的兄弟、小舅子、“一担挑”……大家开始轮流开着这辆拖拉机干活，手里略有积蓄，他们又开了家养猪场和豆腐坊，有时候就用豆腐渣喂猪。
“刚开始猪场里的猪还少，我们赚点钱也够给它们买饲料，可是后来一下子发展到了40头，我们就有些招架不住了。”刘希贵的回忆充满辛酸。
在那样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买东西都要凭票，因此并没有太多的余粮可以用来养猪。眼瞅着猪就要饿死了，刘希贵只好二三十元一头卖给村里托管，自己出去想辙。
有一天，刘希贵走到了沈阳一家医院的门口，见他们正在号召有偿献血，这让他一下子开了窍，托人要来血证，献了300毫升血。
这300毫升血帮他换回了48元钱、2.5公斤糖票、2.5公斤鸡蛋票还有一些别的票据，他用少部分糖和鸡蛋补了补身子，用那笔钱换回了约250公斤苞米面。猪暂时也饿不死了……
好景不长，刘希贵的猪很快又断炊了，这一次他没有犹豫，直接走进医院卖血，然后换钱、买粮喂猪、吃糖水煮的鸡蛋补身子……
如此一来二去，刘希贵似乎熟悉了这套“业务”。“那时候我也是真年轻，感觉不算啥，两年内卖了30多次血，最后都卖疯了，在沈阳、抚顺、本溪弄了四个血证，轮着卖。”刘希贵回忆。
“本来一个人一年只能卖两次血，多了不行，我们怕出危险，可是刘希贵总来，我们都叫他‘血皮子’，就是专靠卖血为生的，后来我跟别的医院的医生交流，发现他也去他们那里卖血，非常频繁，现在想起来都觉得他命太大了。”沈阳市铁西区人民医院退休职工刘冬媛回忆说。
“不卖血怎么办啊，你让我的猪吃啥、喝啥？其实卖这些猪的时候我都特舍不得，因为它们都是‘喝’我的血长大的。”刘希贵回忆。
20多年后，当年卖血的印记在刘希贵董事长的胳臂上依然清晰可见，那成了他一辈子都难以抹去的印记……
后来，刘希贵改行做起了运输业，车队一点点壮大，他也因此成了沈阳乃至中国的第一批“万元户”、第一批百万富翁，报纸、电视、电台上常有他的名字出现，沈阳人都叫他“刘百万”。
1988年，“刘百万”的公司升级为沈阳市第一家民营企业集团，时任沈阳市工商局局长给他送匾……
刘希贵成了当时沈阳最有钱的人……
有钱的日子过得并不消停。一次，他刚进家门，就被两个拿刮刀的男子堵在了屋里……
“那时候我就感觉全身都往下堆，我就问：兄弟，你是哪个道的，咱俩有仇没？他们说没有，就是想‘借’两万块钱花，我说那就好办，等我吃完饭，咱就办。”20多年后，刘希贵依然心有余悸。
吃饭的过程，刘希贵一点点地稳定下来，他告诉那两个人自己虽然号称“万元户”，可实际上钱都投资了，家里只有台黑白电视机。后来，那两个打劫的说自己看了刘家，确实挺朴素，感觉老刘这人挺实在，起身走了……
体会“尔虞我诈”的陈宝岩
她曾向银行职员要账号，结果遭人白眼……不过她的店还是在中街南部开了起来，店面只有45平方米，员工仅6人。如今有一项统计：辽宁每5个从事美容的人中就有两个出自她的培训机构……
1987年，陈宝岩成了辽宁省政府第一个“下海”的工作人员，当时她为众多的“铁饭碗”所不理解。
其实并不是陈宝岩仕途不顺，“我只是厌倦了当时机关那种过于清闲的工作，于是在丈夫的支持下，我选择了‘下海’。”陈宝岩告诉记者。
“下海”后，陈宝岩却是一脸迷茫，她曾想过开饭店、做裁缝，但最终又觉得不适合自己。这时曾陪领导到南方市场的丈夫告诉她不如开个美容店。
什么是美容店？丈夫也解释不清楚，估计就是做女人脸面上的功夫，估计很快就会在北方火起来。陈宝岩听得似懂非懂，但还是决定做这行。就这样她卖掉了家里最值钱的彩电，又东拼西凑了7万多元钱准备上路。
办执照、弄账号……接下来的手续让这位后来的中国美容界巨头感到不解，她曾向银行职员要账号，结果遭人白眼。
她的店在中街南部开了起来，当时店面只有45平方米，员工仅6人，知名人士沈醉给她题写了店名叫“爱丽美容院”。
“事儿不是一番风顺就能干得了的，当时借了一万元派一名员工去南方学习，心想这以后就有个专业师傅给咱顶门立户了，结果她回来后就说自己有病了，没俩月竟在太原街开了一家美容院，这事让我很伤心，也让我认识了商场里尔虞我诈。”陈宝岩说。
曾经在机关里做过宣传工作的陈宝岩在赢利后，开始注意到媒体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是运用媒体，这也成为日后她比同龄人走得更远的重要资本。
20多年后，陈宝岩仪态万方地出现在省“两会”会场，此时她已将触角伸向全国。据统计，辽宁每5个从事美容的人中就有两个出自她的培训机构……
“只会养鸡卖蛋”的韩伟
大连的韩伟，在1982年贷款3000元与妻子养起了50只种鸡。20多年后，他公司生产的鸡蛋占据了大连七成的市场份额，他说他这辈子就做了卖鸡蛋这么一件事。
棉大衣、大皮鞋、抽着老旱烟……这是当时媒体对“倒蛋大王”许锡武的描述，他开着大卡车将南方的鸡蛋、蔬菜运往沈阳的农副产品市场。20多年后，已然富甲一方的他拒绝去回忆这样一段历史。
同样在那时开始创业的还有大连的韩伟，1982年他贷款3000元与妻子养起了50只种鸡。此前，他一直在公社当干部，辞职不干“正经事”还拉饥荒，这让挺多人很不理解，甚至是鄙视。
“1978年时真理标准大讨论让我动了心思，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在当时这句话全国人民都知道，可是真正认识上去的就那么几个，所以我决定辞职去养鸡生蛋。”韩伟说。26年后，他公司生产的鸡蛋占据了大连七成的市场份额，他说他这辈子就做了卖鸡蛋这么一件事。
韩伟也并不是一帆风顺，1992年，他的企业同时经营着房地产开发、广告、商贸、饮料果汁……可不到两年，韩伟就发现，这些企业亏得一塌糊涂。无奈之下，韩伟只好关掉这些企业，专注于蛋禽饲养，他成了全国有名的“鸡司令”。
就像刘希贵、陈宝岩一样，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沈阳涌现出了一大批个体户，而后他们又升级为民营企业。有关他们的资料现在已很少可以查到。
沈阳市私营企业协会仅提供了惟一的信息，沈阳的第一家民营企业是建于铁西区的叫“香蜜”(音)的冷饮企业，是一对张姓姐妹“下海”创办的，在我们儿时的记忆中，这个品牌很多人都曾听过、品尝过，但最近几年却已悄无声息……
“之所以没有这样的统计数据，是因为当时的个体户今天干、明天黄，太能折腾，我们根本无法统计。”沈阳市个体劳动者协会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
回望那个年代
个体户曾是嘲笑的对象
1983年初，20几户生活困难的退休工人在沈河工商分局的引导和组织下，在沈河区正阳街大舞台的马路边上摆地摊，这个简陋的市场就是今天五爱市场的前身。
几乎与此同时，一些无业青年或想赚些外快的职工在沈阳陶瓷厂外卖起了陶瓷制品，后来这里越做越大，成为了今日的陶瓷城。
资本的苏醒就是在这样一群社会边缘者的带动下开始的。他们大多是农民、手工业者、城市无业者，有的还是刑满释放人员，他们完全依靠个人的敢闯敢拼、吃苦耐劳精神，以及社会机遇而掘得了“第一桶金”，这也为他们中部分人日后的快速衰落埋下了伏笔。
在那样一个时代，富裕未必是光荣的，人们更喜欢通过组织关系的有无来判断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已经在夹缝中生存的个体户，一度成为了社会鄙夷、嘲笑的对象。
当时的报纸曾登载了这样一件事情：一位个体户在大西菜行一家国营商店门前卖水果，他的水果物美价廉，百姓都来买，这可惹火了那家国营商店的售货员，跑出来骂他个体户装什么，还不赶紧滚蛋，个体户也不服气，就这样双方对峙了起来……
“那时候，人们还是喜欢做夹个饭盒上下班的人，如果不是被逼无奈，如果不是实在没地方去工作，究竟有几个人能有那个魄力上街去当个体户呢，其实大多数人当时还没看懂政策呢！”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说。
在大量寻访中，我们发现能够在第一轮资本竞赛中存活下来的人已是凤毛麟角。20多年过去，我们回首，发现改革开放后第一代富豪们不缺少勇敢，但缺少对财富到来时的准备。
陈宝岩曾对人笑言：“20多年来，我最大的成就就是没把企业搞黄……”
这话听了未免让人感觉辛酸，然而就在转身之间，牟其中身陷囹圄、史玉柱几起几落，真正的基业常青者又有几人？本报记者 何骞 刘滨
报道顾问
王建学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副会长，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辽宁省委党校教授
王秀卿 沈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