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经济学 经济学需要“优雅的理性”



      ——读熊秉元《优雅的理性》一书有感

  “理性经济人”是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然而在现实中,这种理性往往沦为自由放任、残酷竞争,甚至自生自灭的“野蛮理性”,而经济学家熊秉元则提倡经济学的理性应该是“优雅的理性”,经济学应该优美,精致和高雅,而他也正是抱着这样的思维方式来观察真实世界中的经济学,并写出了一篇篇优美隽永并富有人情味的散文,成为与张五常,黄有光,林行止并列的四大华人经济散文名家。

  经济散文是借着散文的笔调和长短,向一般读者阐释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散文和论文的区别,相当于“大鱼”和“小鱼”的区别,论文钓的是大鱼,散文钓的是小鱼,当然不同的鱼竿,都可以编织起学术生涯的架构,但散文的影响力显然比论文更广泛,诺贝尔经济学家布坎南曾在一篇论文中提到,人和动物的差别,是人能试着改善自己,而写经济散文的作者们往往都是抱着这种“改善自己同时也帮助别人改善”的心态而写作的,这一点在张五常,林行止等其他散文名家的作品里也有非常充分的体现。

  我读熊秉元先生这本《优雅的理性》有两篇文章印象非常深刻,一篇是对经济学定义的探讨,一篇是对政治方式的看法。熊秉元在书中严厉指出了中文世界经济学定义的错误,在中文世界的高中教科书中,经济学的定义往往采用“资源有限,欲望无穷”的说法, 甚至被很多人认为这就是经济学的精髓,但熊秉元认为“经济学研究是由稀少性而来,但和欲望无穷无关,对一般人而已,在日常生活中,并不会有无穷的概念,虽然吃得好,穿得美,赚得多,住的大和欲望有关,但和无穷还有一段距离。欲望不会满足,但不等于无穷,有了房子,还要车子,有了车子,还要更好的车子,符合经验,也有说服力,可是涉及无穷却已经超越了生活经验结的结果。

  熊秉元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情况跟早期翻译家的错误有关,在像严复这样中文造诣高超的名者笔下,《天演论》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译文捕捉到了进化论的精髓,已经成为中文世界里的经典名句。而经济学的翻译者们也提炼出一个“资源有限,欲望无穷”来,则是错误的,是缺乏深入思考的表现。最后导致人云亦云,以讹传讹,流传至今。其后果是翻译和遣词用句上微小差池,代代相传之后,反而变得以辞害意,不深究经济学的精髓,反而以偏狭的定义来界定经济学。当“资源有限,欲望无穷”的说法,连高中生们都朗朗上口时,不就变成众口铄金了吗?

  作者这种担心是正确的,中国早期翻译家的这种错误不仅影响了台湾的高中生们,在中国大陆的高中教科书中也一直是采用的“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的学问”的说法,而这种说法只在高中教科书中出现,而大学教科书则往往并不采用这种定义,其实将经济学研究定位为资源配置有非常大的误导,这会导致只关注物质而不关注人,其实这样的定义在世界范围内早就被推翻了,可惜在中国一直沿用至今。这种“以讹传讹”到了该停止的时候了。

  熊秉元先生作为研究法律经济学的学者,在台湾成长,工作生活,曾在香港任教,学期休假间,又曾至大陆游学讲课,对于各地之间的种种差异,一直带着兴味和好奇,希望能够站在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立场,思索有所得之后,能发而为文,为社会科学增添新的智慧。因此他在书中对大陆和台湾的比较也令人印象深刻。

  他在书中指出大陆的崛起,已经不是疑虑或语言,而是事实,而他感叹“大陆民众所接收的信息,是身为一个大国国民和世界公民,所该累积的数据库,相比之下,台湾的新闻频道很多,但是内容狭隘,地域色彩浓厚。这对于国民信息和视野的影响,相去真是不可以道里计。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台湾前途的忧虑。大陆在世界各地广设“孔子学院”,相形之下,台湾书院在内容和吸引力上都相形见绌。

 非理性经济学 经济学需要“优雅的理性”
  他认为新政府之所以出现,意味着社会上的资源分配和利益折冲,原有的政治体制已经无法有效处理,政府成立后新体制未必能抚平各方面的利益冲突,动乱和内战等就是磨合期,新体制和主要利益机构彼此适应之后,国家才算走上坦途。现在的台湾,公共政策失灵,公共政策不能反映台湾中产阶级的心声,也不能推动进步,民众追求幸福的积极性,都没有发挥展现的空间,造成了上不上,下不下的局面,而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在传统华人历史中,一向是“单一权威”,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威是一切取舍的依据,单一权威的特质,也反映在文化的各个角度,这一文化特质与“多党政治”刚好抵触。而在目前台湾只能让司法部门充当权威,但在政党社会发展出超然独立的司法,以维护公平的游戏规则又何尝那么容易?

  总体而言,熊秉元这本书透过各种问题的比较分析,同时也整合了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书中大部分内容都是发人深省的智慧结晶,可以算是难得一见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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