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同样的一个规划，各自规划方案内容相差也不大，外资规划咨询机构报价动辄三五百万元，国内规划机构报价只有百八十万元，价格悬殊如此之大，一般人可能想当然认为地方政府会选择后者。
然而，在现实中，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却经常选择价格高昂的外资规划机构。“洋规划”靠什么赢得地方政府的芳心？中外规划机构做出来的规划有何不同？洋规划吃香的原因是什么？而盲目迷信国外规划机构又将产生哪些后果？就上述问题，《中国经营报》记者约请有关专家进行了深入探讨。
规划怪相：报价悬殊国外机构反频频中标
《中国经营报》：“国家新型城镇化中长期规划”即将于全国两会前后颁布，中国各城市都将迎来一轮新的规划热潮。目前国内规划业处于什么样的现状？又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目前这个市场大概有多大，国外机构占比有多大？
杨保军：目前中国规划业存在着规划与现实脱节、不注重规划的延续性，以及热衷于请国外规划公司做规划的现象。这很大程度上是认识上的误区，一味地认为国外的规划公司就比国内的规划公司做得好，还有就是地方政府和领导政绩观的问题，喜欢能够带来刺激感、视觉冲击力的规划。
中国规划市场的热潮让许多国外规划机构蜂拥而至，目前国外规划机构在中国有数百家，其中有不少是在业务做起来之后，没有那么多的人手，而聘请中国雇员做的规划。
肖金成：我国有上万家园区，每年很多园区都在找国外的机构在进行规划，目前现在做一个园区的规划资金需要300万～500万元左右。因此，仅仅做产业园区规划这块，每年的市场份额就非常大。由于市场很大，我国本身做产业规划的资质机构又不能满足需求，所以境外机构就乘虚而入，获得了机会。
但每年规划的市场到底有多少是被国外机构分羹了，目前还不是很清楚。但一般情况下，国外比国内做规划要贵得多，一般来说价格上要高1～3倍，甚至高出3～5倍。
《中国经营报》：价格相差这么大吗？
肖金成：曾经我参加国内一个城市规划的竞标，麦肯锡报价600万元，罗兰贝格报价350万元，而国内两家规划设计机构，一家报价为100万元，一家报价仅为50万元。但从方案内容来看，差异并不是很大，因此国内机构的设计方案从性价比上来说更为划算，但最后实际上中标的却是境外机构。招标单位私下就透露，他们并不希望请国内机构来做，而是希望请境外机构做。其目的就是希望境外机构在进行规划设计的后期，对该园区进行招商引资。
杨保军：从收费价格上来看，如果国外规划公司参与竞标，那么收费价格也与中国公司处于同一水平公平竞争，而如果是地方政府慕名上门求做规划，那收费价格高于国内规划公司数倍是很正常的事情。
李伟：从价格上来说，由于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境外机构相继进入国内市场，而国内的规划设计机构也在逐步成长，尤其是越来越多的国内设计规划机构也在聘请一些有在国外机构工作经验的人，甚至让本土的设计规划单位到境外机构学习先进的管理、设计经验，逐步提高自身的运作效率和设计规划水平，再加上境外的规划设计机构有时也要依靠国内的设计规划单位的各类资源以及对当地的自然资源，人文条件的熟知程度，使设计更符合中国国情，具有较高的可操作性，因此境外的设计规划单位价格与国内的设计规划单位价格正在逐步拉平，价格差距正在缩小。
认识误区：国外的月亮比国内圆
《中国经营报》：价格相差如此之大，地方政府还如此热衷请国外公司？中外规划咨询机构的差别在哪里？国内为什么热衷于聘请国外的规划公司做规划？
肖金成：从客观角度上来说，境外的规划设计公司成熟的市场运作模式、新颖的设计理念、先进的技术运用、以及良好的团队写作和专业分工都是国内规划设计单位相对欠缺的。比如国外的麦肯锡等都是牌子很大，也很具有优势。
第一、从团队上来说，他们有一个团队，这个团队中很多都是海归，其中海归有些做过专业训练，有些也没有，一般一个团队都是5～10个人，这个团队只要接手了一个项目，他这一段时间都会全神贯注在这个项目上，对这个项目的情况了解得比较清楚，经过很细致的考察和研究。
他们的方法很先进，确实是采用了国际上先进的手法。他做出来的很多都是框图，多采取PPT、动画等新方式，这样做出来之后给人感觉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这是国内一些规划研究机构所缺乏的。
杨保军：一些地方政府看到国外的规划公司，想当然地认为国外的规划比较发达，从初衷来看还是好的。但是规划和我们一般认识上的工业生产、科学技术上的发达不是一回事。
从自然科学看是没有国别、没有限制的，国外的自然科学在很多领域确实先进，但是规划则是和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制度和文化因素息息相关的，跟当地的环境、管理制度、文化条件和人居习惯都有关系。盲目把规划等同于自然科学，把规划当作一种技术，或者是理解成一种技能，这样就认为有些发达国家的规划牛，是不适合的。
我们谈起国外规划水平的先进和落后，很多人作为我们跟国外的差距，但其实它更多的是一种差别。我们的自然科学跟国外相比是有差距，但是规划上差别就不一样了。既有国情的差别、制度的差别、文化的差别，也有发展阶段的差别。
肖金成：是的。比如说国外机构，他们虽有优势，但他们的规划缺陷也不少，比如，他们做的方案没有文字，讲解完之后，再回过头想去再看一遍的时候，没有讲解，就看不懂。此外，他们的规划小局部的范围内看得很清楚，比如一个小县，但对于一个城市的整体，一个大的区域，他们并不是很清楚，也就是说，从微观上看起来他们的规划很合理，但是从宏观上看并不一定很合理。
还有就是国外机构对国家的规划，对国家未来发展趋势，对于未来区域经济规划发展，他们并不是很清楚。因此，对于境外设计单位来说，由于它缺乏对中国区域、产业的了解，所以对于大一些的规划设计公司设计出来的方案，境外公司做出来的规划感官上很好，很漂亮，但并不能很好地落地，难以实现。
除此以外，由于国内产业园区数量较多，市场比较大，很多境外公司都存在一个规划多地区使用的情况，设计方案是很容易相互复制的。
因此，整体上来说，造价高昂、可操作性差、收费高是境外公司普遍存在的问题。
李伟：国内很多的规划设计机构凭借着对国内市场的熟悉以及对客户心理的了解，使设计方案具备较强的可操作性，对我国自然环境以及地域文化的熟悉和了解，也是多数境外设计规划机构所无法比拟的。而且造价高昂、可操作性差、收费高，也是境外规划设计机构普遍存在的问题。
杨保军：一个人先要吃饱才能吃好，在不同发展阶段，人的需求是不同的。从城市发展来看，这一点也是太多人忽略的，城市也是有它的发展阶段的。
国外发达国家的城市发展早就经历过人口大规模迁徙，相对成熟，大规模建设比较少，更多的是一些修修补补、更新完善之类的城市规划，速度也比较慢。
不同阶段的城市面临的问题是不同的，我们在规划上也有一个说法是解决城市病。城市是会生病的，有的是营养不良、有的是营养过剩，所以在开药方的时候要针对不同阶段的城市开不同的药方。一个城市还处在初级阶段，那么用高级阶段的药方来治疗，就不会见效。
财力雄厚的城市和财力拮据的城市，他在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时，应该应用不同的解决方案，你有钱跟没有钱的解决方案是不一样的，但是有钱跟没钱的解决方案都必须是科学的，都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提出一份既不失面子，又能解决问题之道的菜单。
发展解决的不同，导致国内和国外的差别，我觉得这不是差距。忽视了国情的差别，而简单看中了技术的差距。
因此，前段时间中央领导在一次会议上专门提到，各地政府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应突出中国文化特色和传统，不要盲目迷信国外的规划公司和设计机构。
李伟：我们现在有一个误区，就是动不动就以国外作为参考，比如我们可以经常听见的，“这个规划设计国外有做的吗？”“这个国外有成功的经验吗？”但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假命题，因为在国外能够成功的事情，很多在国内并不成功，国外的情况很多并不适用于国内国情的发展。这些年，我们的经济改革发展，向西方学习，所以大家想当然地就形成了这样一种错误的思维方式，但是我们不能盲目的去学习。中国要解决问题，还是要因地制宜，去突破中国的一些制度壁垒，障碍，去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一些自身的问题。我更推崇的是区域内生性的增长，当然这种内生性的增长也要通过内部的力量去寻找外部的资源、技术、资本，然后促进区域内部发展，这才是真正有效的方式。而不是把外部的东西直接植入，和内部发展的东西毫无联系。
扭曲政绩观：决策者喜好“高端大气上档次”
《中国经营报》：除了认识上的误区之外，洋规划热背后还有什么内在逻辑吗？各位专家认为地方政府的基本诉求到底是什么？
肖金成：之所以各地政府还普遍采用境外设计公司，也有政府的考虑。从各地政府的角度上来说，都存在着“选择境外的设计规划单位，就意味着与国际接轨”的想法，甚至有些政府会认为，“如果我选取了境外的机构设计规划，那对于未来产业园区的招商引资是不是能够引进一些外资有帮助。”当然对于具体的合作意向条款会不会在合同当中体现我并不知道，但在很多私下的时候，地方政府都透露，之所以选择境外机构，很大程度上都是希望他们在除了做一个设计规划后，还能够帮助产业园区进行招商引资。但对于后来能不能达到招商引资的目的，我觉得要打一个问号。
所以说，从政府角度上来看，既有崇洋媚外的因素，也有招商引资的策略。
李伟：通过境外规划设计单位承揽招商引资的角色，这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恐怕只是一厢情愿。因为很多境外设计规划单位对国内情况并不是很了解，他可能仅仅是能够拥有一些境外投资人的背景，而要这些境外投资人真正选择到一些三四线城市，这样的几率更是微乎其微。换句话说，现在很多地方政府也是面临招商无门路的现状，也愿意做一些“假、大、空”的东西，尤其是一些境外机构说自己拥有一些境外投资的关系，就难免使得有些地方政府从这方面考虑。但真正让这些境外投资人选择到国内某一地方进行投资，并不是很容易。而规划设计也仅仅是境外投资人看的一个方面，而这个地方最终能不能够做起来，主要还是靠地方政府的执行力度。而把规划设计与招商引资挂钩，这本身就是一个很脱节的做法。只能够说明我们在管理上的想法还是极不成熟。
杨保军：一些地方政府还希望有一些别开生面的，不合常理的规划方案，让大家眼前一亮。这其实也是政绩观的问题。
近几年来区域之间的竞争比较激烈，这主要表现在对外来资本的争夺，对招商引资的争夺，急于改变城市的形象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因为这都和GDP考核挂起钩来。好多城市有一些不正确的指导思想，就是急于改变：3年大变样，一年一变样。领导想在他手里一下子就让一个城市旧貌换新颜，似乎这样就能够给城市带来好处，建功立业，他们是有这样的想法的。他们有了这样的力量之后，就会不加克制地去利用这种力量。
而我们都知道一个城市的生命周期是很长的，都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一代又一代人，留下他的作品、精神气质和文化。当品味一个城市的时候，历史越久远的城市，往往就会越有味道，往往能够透出当地的风情，当地的文化。
然而很多决策者忽略了城市文化的积淀、风情和历史，急于作出改变，按照自己的口味一概去拥抱未来，而不是过去，属于对前人的东西没有很好评估它的价值，而是大手笔的改变，进行激动人心的规划，这是一种病态的英雄主义情结。
很多决策者喜欢有震撼力，有冲击力的规划。而我们做规划的，是很反对这些的。你跟他讲科学的、可操作性的规划，他觉得合理是合理，但是不过瘾，没有震撼力没有冲击力。一个国家在某些时候是需要一些这样的激动人心的东西，比如说奥运会，但要是每年每个城市都搞奥运会，我们是受不了的。
现在很多地方都搞起了“三馆一会”，这个宫那个殿。我个人认为首先满足老百姓基本需要还是最主要的，如果当你有钱了，可以追求一些高档一些的东西，但是一个城市的出行难、就医难、上学难都没有解决好，就把钱砸到歌剧院上，这就是这些城市好表现、好做表面文章的这样一种反映。
《中国经营报》：据我们了解，很多国外规划机构刚开始做的规划还是比较科学可行的，为何到最后都走样了？
杨保军：国外有不少的国际机构，他们自身国家其实城市化的高潮已经过去，本国内的项目其实很少，只有一些很小的项目工程，而他们要拿一些工程项目是很难的，竞争特别激烈。
国外规划机构在技术领域有些做得还是不错的，但是宏观的一些规划不是他的强项。他们的国家已过了大规模建设的阶段，他们主要面临的问题是更新、怎么样可持续，范围缩小了，他们就更多在单个建筑工程上追求精致，在设计和创意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这个国内确实与之有着很大的差距。
我所了解的一些国外规划机构，刚来中国的时候做的规划方案还是比较理想科学的，但是一些地方政府领导看了之后感觉不满意，往往将自己的意志传递给规划机构。
毕竟这些国外规划机构作为盈利性企业，要维持正常的利润，一些设计师或许不想完全屈从于要求，但是管理层给他们施加压力，要满足客户需求。后来我看到的是，一些规划公司就投其所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