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狼性格:天津家世界集团董事长杜厦



家世界倒掉了。粗看之下,又是一个从膨胀到胀破的气球式过程。然而,家世界的背后,有不一样的风光。

看杜厦的成长史,第一感觉就是《年轮》或者《血色浪漫》的翻版和原型,透过他的目光,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时代,一个至今令我们沉甸甸的时代。

性格决定命运。杜厦今天的选择,是在他昨天已经构成的基因。

疯狂时代异类人

杜厦的前三十年,主要内容就是受苦。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受尽了这个年龄所能受的苦。”

杜厦有着普通创业者极少有的家世,换句话说,也是名门之后。但在他的人生中,这种家世代给他的不是白家大宅门的荣耀,而是苦难和歧视。

他的父亲曾留学日本,归国后出任国民党财政部高官,还在中统任过职;他的母亲则是天津一名大企业家的千金小姐。在北平解放之前,有地下党写信挽留其父为新中国服务,杜父跟随傅作义起义留在了大陆。

然而,因为这种特殊的家世,杜厦一家人后来屡遭罹难。杜父后进牢狱,直至以戴罪之身离开人世。因为杜厦的一个舅舅跟随国民党军队跑到了台湾,他的另一个舅舅在镇压反革命时被定死刑。时至1982年,国务院平反办公室才到南开大学找到杜厦,为其父平反。

至于杜厦,出生于1948年,背负着长辈罪名遗产而成长。这种苦难的经历让他学会了倔犟和顽强,或许还有玩世不恭和桀骜不驯。这种性格也许就是他日后创造一个个记录,不按常理出牌的根源。

杜厦曾就学于北京四十七中,出身不好的学生只有一小撮,而杜厦就是其中之一。“文革”开始后,这个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一共被打死了29人,杜厦屡遭殴打而未被打死,且以抗争出名。1967年18岁的杜厦离开学校去西藏串联,守卫大昭寺一个月。回到北京刚进学校,90多个人围上来殴打杜厦一个人。杜厦昏死过去,长达36个小时。事后他脱下来的衣服泡在一个澡盆里,一盆水都被染得鲜红。

1967年夏天,北京市要送一批知识青年去北大荒。杜厦也想去,可是以他的身份还没有接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改造资格,于是,杜厦化了装奔向北京火车站,试图浑水摸鱼过关。消息泄漏,曾有一群红卫兵涌向火车站去拦阻,但没有能够阻挡杜厦爬上开往北大荒的火车,成为内蒙古建设兵团的一名知青。

在当年曾被以理想主义色彩去描绘的北大荒,对当时的“黑五类”并不仁慈,杜厦成为一匹孤独的狼。那时候的杜厦,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只能勇于奋争,“谁敢把我不当人一样地看待,我就消灭谁。”因私藏三支手枪,杜厦曾经锒铛入狱。 

幸运于时代转折点

命运的转机在1977年到来,国家恢复了高考,由此改变了一批人的人生。但是,杜厦仍然没有资格参加考试。习惯于抗争的杜厦不顾一切想改变命运,直接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以捍卫自己考试的权利。黑龙江省初试后15天,居然真的从邓办来了一封回信,杜厦才得以参加了高考。尽管考试成绩不错,由于政审盖着“三类”,杜厦只能被黑龙江佳木斯师专录取。

杜厦的父母都是学经济学的,这让杜厦形成了自己的一个理想:“成为中国的经济学家”。这个理想促使他不会满足于现状。1979年,没有大学本科学历的杜厦出人意料地报考南京大学研究生,成为南京大学改革开放以后所有研究生考试成绩中的第一名。当时,南京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只收本科学历的考生。幸运的是,杜厦报考的导师吴可杰老师十分欣赏杜厦,仗着自己是南京大学五个学术委员之一的身份,逼着江苏省教委给杜厦发了录取通知书。此时,学校已经开学15天了。杜厦进入南京大学,创造了一个记录:中国第一个数量经济学研究生。

 独狼性格:天津家世界集团董事长杜厦

从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杜厦来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任副教授,是南开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副教授。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是中国高校首个经济研究所,在当时中国无异于经济学的“柏拉图学园”,杜厦很快凭借勤劳和智慧声名鹊起,跻身“经济学者”之列。

1982年2月23日,在西安召开了全国数量经济学年会,这是我国经济学界突破传统经济学束缚,取得重要发展的一个标志。杜厦参加了这次会议,碰到了当时还是一名西北大学本科生的张维迎,并成为一生好友。

1984年,杜厦参加了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很著名的“莫干山会议”。会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年轻研究员们大放异彩:包括杜厦在内的四名年轻经济学者向中央提出了“价格改革”的重要建议,并在会议上提议成立全国中青年经济学会,创刊《中青年经济论坛》杂志。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四条汉子”由此得名。“四条汉子”中的另外三人是: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研究员常修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秘书长李罗力、湘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金岩石(哈佛大学博士)。

在经济学家的光环下,杜厦赢得了更多的发展机遇。上世纪80年代中期,李瑞环亲自批准杜厦到天津市外经贸委任研究室副主任,《天津日报》头版报道了他的履新。于是,杜厦一边在学校做学者,一边在政府做官员,成为那时全天津唯一拿两份工资的两栖人才。1987年,荣毅仁亲自点将,让杜厦到中信组建一个中信研究所,研究中国的对外开放。于是杜厦成为中信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深圳和香港研究所所长。 

  秀才经商三年不成

在这一段时期里,虽然还在体制内做研究,脚跨政界学界的杜厦已经初步展露出商业天才和敏锐的形势洞察力。当然,这也许是出自遗传,但更多的来源于多年苦难磨砺出的生存本能。

到南开大学第一年,南开大学没钱盖谊园,当时还是讲师的杜厦帮南开大学弄到了钱。 

1985年《中青年经济论坛》创刊,虽然挂靠在《经济日报》下面,但是经费却很成问题。杜厦一出马两个星期就搞定了50万元,那时候50万元可是一笔大钱。他还带回来一个《经济日报》的记者证,帮助他们蹭了很多买不到票的会议。

因此,杜厦的同事们都认为他天生是一个做生意的材料。1988年,见识过香港和美国繁华的杜厦耐不住寂寞下了海,注册了深圳伯革思发展有限公司,自己任总经理。此时他已年届40岁,又创造了一个记录:中国智商最高的个体户。

对于杜厦下海的原因,他并没有给外界一个标准答案。比较高大全的答案是:“我认为我们这些学者实际上对中国真正的经济现实一无所知,只是被一个历史的车轮推到了改革开放的前台,还必须要给中国体制改革开药方。我们是隔山卖牛。所以我认定我需要下海,需要经商。”另一个比较通俗和人性化的答案是:“自己每月120多元工资,香港大学教授4万港元年薪,我没有钱请国外的同行喝一杯咖啡。”

想赚快钱的杜厦和很多初期创业者一样,为了实现原始积累什么都干。他的公司业务很复杂,他的第一个突破性业务是做演艺公司,成为中国最早的演艺公司之一。

1988年李宁从汉城奥运会的吊环上摔了下来,想举办个人运动生涯告别晚会却无人捧场。有朋友向他推荐杜厦。在崇文门的便宜坊烤鸭店,李宁和杜厦第一次见面,后者被李宁的泪水打动了。杜厦在没有一分钱的情况下,不仅让晚会取得了成功,还赚了40万元利润。后来,杜厦与李宁成为好朋友,李宁在开公司成功之后还把皮具厂交给杜厦做,让他有了一个稳定的利润来源。

接下来,杜厦又操作了跳水女皇高敏的告别演出以及1990年俄罗斯大马戏团到中国的巡回展演。

 杜厦的下一个目标是在香港股市炒股、炒外汇。开始,杜厦一度获利丰厚,但高扬的信心让他遭遇人生的一个重大挫折。1989年,杜厦看好日元升值,趁跌势重仓日元,欲搏击市场。为此,杜厦投入了所有1300万港元资本,只剩下3000元钱。结果,1990年日本首相走马灯似地换,日元跌跌不休,钱全都赔进去了。万念俱灰的杜厦站到香港一大厦的楼顶准备自杀,被夫人及时劝阻而重整旗鼓,选择了赚钱还债。后来,杜厦称此为“我一生经历的最大一个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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